社會民主主義的危機——對話約翰·貝拉米·福斯特

編者按：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是美國俄勒岡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因《馬克思的生態學》而聞名於世，他在這部著作中更正了大家對馬克思的誤解，即馬克思沒有“遭遇”環境局限這一問題。在其最新力作《無休止的危機》（The Endless Crisis, 2012﹔與羅伯特·麥克切斯尼合著）中，福斯特對其所稱之的“停滯-金融化陷阱”進行了剖析。當前，美英兩國正陷入這種經濟困境，經濟增長則需要依賴目前已經破裂的金融泡沫，未來一段時間，兩國的經濟仍將處於持續不景氣的狀態。

在訪談中，約翰·貝拉米·福斯特教授指出，目前不僅成熟資本主義國家身陷經濟危機，而且“停滯—金融化陷阱”也使社會民主主義遭遇危機。對福斯特來說，從諸多方面可以表明，“停滯—金融化陷阱”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末日，社會民主主義再也無法指望會促進經濟增長，重新分配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經濟處於停滯而非增長狀態，是當今的社會現實。福斯特指出，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民主黨必須進行重新改造，與傳統的支持渠道重建聯系。尤其是，社會民主黨應當增強大多數人的政治意識，因為與金融精英相比，他們的處境相當不利。

布萊克沃特：社會民主主義試圖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發揮其職能，更加平等地重新分配資本主義的勞動成果，真正使其更有效地發揮職能。所以，面對當前的資本主義危機，社會民主主義和諸如工黨這樣的黨派應何去何從？

福斯特：我認為傳統意義上的社會民主主義目前真的是進退兩難。首先，其思想就是促進增長，並對增長進行再分配，卻無法絕對地促進增長。短期內可以採用凱恩斯式擴展模式，鑒於當前的經濟危機，這很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問題是，目前我們擁有一個高度金融化的、當然也是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體制，所以我們實際上擁有一個由壟斷金融資本主義佔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體制，在這種背景下，凱恩斯策略無法發揮其職能，因為凱恩斯策略與真正控制資本主義體制的金融界的利益背道而馳。凱恩斯曾主張對資本主義的食利者實施“安樂死”，當今的食利者也要求對凱恩斯主義實施“安樂死”。除了促進金融化的發展，擴大金融掌權人士的權力外，目前還沒有金融權力精英可接受的擴大資本主義體制的其他方式。

當然，美國的經濟增長仍然嚴重依賴其軍事支出，我們曾推行過軍事凱恩斯主義，英國也推行過。實際上，美國軍事支出高達1萬億美元，卻沒有增加政府的民生支出。根據官方的數據統計，美國用於軍事上的開支與世界所有其他國家的總和一樣多，然而這麼做也沒能刺激美國的經濟增長。

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完全基於根本就不存在的增長，以及根本就不存在的或並非相同意義上的工業資本主義。它們更多地是以國家而非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體制為基礎，所以現在很難推廣任何社會民主主義政策。由於與資本主義妥協，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從一開始就存在各種矛盾。資本總是掌握著整體的社會權力，但如今，事態變得更加復雜，目前我們正處在壟斷資本存量遠不及壟斷金融資本存量的階段，在壟斷資本階段，勞動和資本可以相互協商，而在壟斷金融資本階段，勞動力被逼入絕境。金融界的實力較強，而工業部門（尤其是勞動力）的實力較弱，生產日益全球化。我認為可以重塑社會民主主義，但是必須是一種以新方式回歸群眾與動員民眾的運動，它標志著與社會民主主義傳統主張根本相反的激進變革。換句話說，它必須多多少少具有社會主義色彩，也必須成為國際化戰略體系的一部分，這一戰略涉及國際勞工聯盟。社會民主主義源自社會主義運動，現在必須回歸被摒棄的真正社會主義陣營。當然，另一種說法就是社會民主主義已經滅亡，社會主義永存。

布萊克沃特：您是拉爾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的朋友，您認為他會給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提出什麼建議？

福斯特：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我跟拉爾夫真的不是很熟，我隻見過他幾次，我的資歷較淺，我們根本就不在一個層面上，但他曾鼓勵過我。他在《社會主義紀事》（Socialist Register）擔任編輯時，我向該雜志投過稿。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我見過的最嚴厲的編輯（善意的說法），他真的是一位嚴肅的學者，而且善於查找不合邏輯的論點。我撰寫過一篇論述自由主義實用性和美國左翼的文章（1990），文章完全基於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以及他有關動機一詞和瘋狂現實主義的見解。文章的論點是，如果左翼不斷採用自由主義言論或動機一詞，以及自由主義的思維方式，並試圖提出其思想觀點的話，最終會與現實脫節，無法對人們承擔責任。我列舉了這種共同使用的多個例子，來論証左翼有關資本和勞動力之間存在“社會契約”的觀念在現實中幾乎根本不存在，拉爾夫喜歡我的論點。

我認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左翼一直面臨著自由主義的實用性這個問題，他們試圖淡化自由主義的思想，以符合主流思想，這使左翼再也無法形成戰略定位。對於那些批評性建議，一直存在著長期的爭執，而回歸自由主義則是一個漫長的征程。如今，社會民主主義者基本上都站在舊時英國自由黨人的立場，他們不願發表較為激進的觀點，也不願意和工會及工人聯系，而這一切對其起源至關重要。總之，他們必須以新的方式回到他們原來的模式上來。

拉爾夫以辯論著稱，話題多為國家之事。他曾經在其著作《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國家》（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中提出，當今世界由資產階級或富豪階級統治，資本主義國家的相對自主性較差，這意味著將面臨一場更加艱巨的社會斗爭。其他人如尼科斯·普蘭查斯（Nicos Poulantzas）（主要與拉爾夫進行辯論）認為，資本主義國家有更多的相對自主性，你們可以進行歐洲社會主義或歐洲共產主義運動，如果成功執掌政權的話，國家就可以在現有的規章制度下進行有效的改革。結合這場辯論，我認為埃德·米利班德的思維方式更接近普蘭查斯，而不是他的父親，或者說那一直就是他的態度。事實上，工黨的發展方向隻有一個，就是招募新成員，鼓動他們參與新的社會福利計劃，這恰好正是埃德·米利班德的父親過去一直推崇的。換句話說，英國的相對自主性支持國家在資本主義體系內加強社會變革，這就需要在議會外而非議會內進行一場巨大的社會/階級斗爭，開展一項全新的社會福利計劃。這一直就是一道難題，而拉爾夫稱之為“議會社會主義”。

布萊克沃特：您可以談一談前一段時間圍繞左翼進行的一場辯論嗎？當代社會民主黨人可以重溫並解讀那場辯論，重新挖掘潛力以便重建您所描繪的社會民主主義嗎？

福斯特：英國左翼圍繞議會民主制和國家而進行的辯論曾經意義非常深遠，然而這一切都被人們遺忘了。我建議最好讀一讀拉爾夫·米利班德等工具主義理論家的著作，這些理論家們認為目前國家基本上就是資產階級的工具。我們需要這種深入的了解，才能開發一個復雜的國家社會戰略，以便解決資本的社會權力問題。我認為，提交給英國工黨的最有力的戰略性變革就是1942年米哈爾·卡萊斯基撰寫的《民主規劃的基本因素》（The Essentials for Democratic Planning），該文章是為《工黨討論手記》（Labour Discussion Notes）撰寫的。為此，我也撰寫了一篇文章，在《每月評論》上發表。雖然時過境遷，但卡萊斯基對政治經濟戰略的理解仍然非常重要。

問題是，如何才能讓更多的人加入工黨，重振他們的士氣，給他們提供一套來自基層的社會福利計劃，獲取他們的支持？讓我們來看一看委內瑞拉的做法，顯然那裡的情形確實與眾不同，通過實施全民的社會福利計劃，他們爭取到民眾的大力支持，讓他們感覺自己也能為社會變革做些貢獻。如果不這樣做的話，你就不可能為左翼的政治變革盡一分力量。

布萊克沃特：最后一個問題還是延續了我對社會民主主義及其以往事情的興趣，我特別感興趣的一件事就是《壟斷資本》（Monopoly Capital，保羅·斯威齊和保羅·巴蘭，1968）和《超級資本主義》（Supercapitalism，羅伯特·賴克，2007）兩本著作間的對比。賴克認為二戰后期“並非黃金時代”，並且提出實際上是壟斷資本主義使那些免受競爭影響的大公司可以同那些為勞工爭取更多財富的工會進行交涉。我想知道您對此觀點有何看法，以及您的看法對當今社會有何關聯？

福斯特：羅伯特·賴克很聰明，非常關注工黨的情況。但在我看來，他的見解整體上是錯誤的，他的論點基於自由派中常見的一種觀念，即我們可以回到“黃金時代”（或他所稱之的“並非黃金時代”），這種觀點基於某種社團主義，或者是基於他所稱之的“民主資本主義”，即大型企業和大規模勞動力的聯合。按照這種觀點，在黃金時代，福特主義被廣泛推行，存在社會契約等等。我認為這根本上就是對歷史的一種錯誤解讀，二戰后的經濟繁榮是特殊歷史的產物，即擺脫了戰爭、麥卡錫主義、冷戰等。我們必須重溫這段歷史，我認為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把這一時期視為民主資本主義的勝利完全是一種誤讀。在冷戰、軍國主義、帝國主義、與蘇聯的斗爭以及激進工會的破壞等背景下，壟斷資本與大規模勞動力之間進行了極其有限的和解，這都是千真萬確的。但這是一段復雜的歷史，直接導致了美國工黨決定性的失敗。隻有11%的工人加入了組織，而且其中大多數人都在國企工作，14.4%的勞動力想找工作卻找不到一份全職工作，美國工黨的勢力已經衰落，在這些背景下，是無法實現新民主資本主義或社團主義的。毫無疑問，賴克的說法是正確的，與20世紀50和60年代相比，現在我們生活在一個更加邪惡的資本主義世界（就美國工人自身而言）。然而，某種超級資本主義（或新自由主義）並非問題所在，同樣民主資本主義也不是。相反，問題在於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它一定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此外，這不是一個肆意競爭的世界，而是一個在高度金融化、全球化體制下的全球壟斷控制的世界。

美國前200名公司的收入佔美國經濟總利潤的30%以上，而美國有數百萬家企業，所以美國是一個高度集中的經濟體。但工黨已經名存實亡了，恢復工黨運動必定是偉大的，但是復興之路必然導致與公司資本抗衡，社團主義也不可能是解決問題的對策。社會主義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良策，但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沒有捷徑，需要的是雷蒙德·威廉姆斯過去所稱之的“漫長的革命”。

（本文系《資本主義危機和社會民主主義危機:對話約翰·貝拉米·福斯特》一文的節選）

（作者：英國社會民主主義期刊《復興》（Renewal）副總編輯﹔譯者：遼寧大學公共基礎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