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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改革沒有“普世價值”

2014年04月28日08:31   來源:《黨建》雜志

原標題:周新城:改革沒有“普世價值”

  精彩導讀

  ○ 提出“普世價值”的人實際上是在設置一個誘導人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陷阱”。

  ○ 必須運用矛盾運動的觀點分析改革的問題。

  ○ 絕不能把“頂層設計”理解為少數精英離開群眾實踐,關起門來主觀地搞“制度設計”。

  最近十分流行一種論証改革必要性的觀點,即“普世價值”論。持這種觀點的人,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基礎上產生的民主、自由、憲政、人權等觀念看作是“普世價值”,譴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外於“普世價值”,要求把“普世價值”作為我國改革的坐標,各個領域都按照“普世價值”進行改革,“與世界接軌”,實質上就是要求把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改成西方式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他們不是從我國實際出發來探討改革,而是先設定一個“普世價值”的框子,然后按照這個框子來設計改革方案。

  其實,“普世價值”在歷史上沒有,現在也沒有,將來更不會有。那麼,為什麼還會有人從“普世價值”出發來探討我們的改革問題呢?說白了,提出“普世價值”的人實際上是在設置一個誘導人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陷阱”:他們把美國那一套價值判斷封為“普世價值”,然后要求我國按照這種價值判斷來進行改革,從而根本改變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從本質上看,“普世價值”的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

  當前一些人企圖把馬克思主義邊緣化。有的人忘記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不是把我國的客觀實際作為改革的出發點,而是把主觀的設想當作改革的出發點。

  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處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要問題的國際環境中,這是最重要的物質生產條件。離開了這個國情,而根據某種自己設定的理念來談論改革,勢必引導改革走上邪路。

  必須運用矛盾運動的觀點分析改革的問題。習近平同志指出:“要學習和掌握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對於改革的一些根本性問題,我們也必須運用這種方法,即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和運動出發,進行分析和回答。

  一是運用矛盾分析法,才能從根本上說明改革的必要性。我們一再說,改革隻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這個論斷的根據又是什麼呢?

  我們應該用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矛盾的學說來闡述改革的必要性問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仍然存在矛盾,必須通過改革來解決矛盾。一個矛盾解決了,又會產生新的矛盾,又需要進行改革。改革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它使得社會主義能夠始終保持活力,避免出現停滯、僵化狀態。所以,改革是社會主義的永恆話題。這就是“改革隻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的理論依據。

  改革是解決矛盾的手段。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這就從根本上回答了社會主義社會改革的必要性,為社會主義的改革奠定了哲學基礎。

  二是運用矛盾分析法,才可以正確地確定改革的對象,回答“改什麼”和“不改什麼”的問題。有人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普世價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則就不是改革。這顯然是偷換概念,曲解我們的改革。我們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因此,科學地回答“改什麼”、“不改什麼”的問題,應該具體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狀態。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是基本上適合生產力性質的,它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資本主義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但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還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是相矛盾的,必須按照具體情況,解決矛盾,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這正是我們改革的任務。換句話說,改革的對象不是整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而是其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不完善方面。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只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一部分,而且是它的非基本部分。這是對我國社會主義改革對象和內容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回答。

  我們黨一直在探索,如何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經過幾代領導集體的艱苦探索,我們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並日益成熟起來。實踐証明,這些基本制度,既符合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又符合中國的具體國情,能夠促進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們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必須堅持,也就是說,這是不改的,而且過多長時間也不能改的。如果把這些基本制度當作改革的對象,改革就走上了“改旗易幟的邪路”。

  三是運用矛盾分析法,才能制定相互協調的全面改革方案。習近平同志指出:“物質生產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但上層建筑也可以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有著作用和反作用的現實過程。”這就是說,要根據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決定作用與反作用的復雜聯系,通盤考慮,綜合制定改革方案。

  從我國實際出發,我國的綜合改革方案,第一,必須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制定,一切服從於發展經濟。這是由我國當前社會主要矛盾決定的。因此,一切改革措施都要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第二,必須服從於、服務於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任何與基本制度要求相違背的“制度設計”都應該否定和拋棄。我國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

  不能不承認,我們在改革過程中往往可以看到各項改革措施相互之間缺乏協調、甚至相互對立的情況,這就是人們常常說到的“兩張皮”現象,各說各的,各改各的。其原因就是在制定改革方案時,思想方法上缺少辯証法,沒有看到矛盾各個方面的相互聯系。不考慮各種矛盾之間、矛盾的各個方面之間的聯系,孤立地就單個領域、單個層次出現的具體問題採取改革措施,這樣不僅難以奏效,而且會導致各項改革措施相互沖突,勢必影響改革的整體效應。

  研究改革的方法,必須把群眾路線同頂層設計結合起來。習近平同志強調:“要學習和掌握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緊緊依靠人民推進改革。”我們黨歷來主張,一切工作都必須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改革當然要有一個系統的方案,以保証改革的整體性和協調性。但這種方案必須來自群眾的實踐,群眾在實踐中的經驗是我們正確認識的來源。離開了群眾的實踐經驗,就不可能做出正確的決策,也不可能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

  現在人們喜歡講“頂層設計”。這是借用西方政治學的一個概念。對“頂層設計”需要做具體分析。如果是指在尊重群眾創新、總結群眾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領導機關把群眾分散的、無系統的經驗加以總結,提出完整的、科學的改革方案,那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一定要把“頂層設計”同“摸著石頭過河”統一起來,兩者不可偏廢。“摸著石頭過河”的內涵是群眾的實踐,“頂層設計”則是把群眾創造的經驗加工、提升為系統的方案。絕不能把“頂層設計”理解為少數精英離開群眾實踐,關起門來主觀地搞“制度設計”。更不能把外國人按照新自由主義那一套為我國改革制定的規劃(例如世界銀行佐利克搞的什麼“改革規劃”),當作“頂層設計”的依據。這樣“設計”出來的改革方案完全脫離群眾的實踐,也不想依靠群眾來實施。這種“頂層設計”是絕不可取的。

  群眾的實踐是我們制定改革方案的基礎和依據,尊重群眾的實踐經驗,把頂層設計同群眾路線結合起來,這樣的改革方法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才能保証我國的改革健康、順利地開展。●(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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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萬鵬、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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