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桅
關於“第五個現代化”的討論如火如荼。日前，筆者參加第七屆中英政黨對話期間，倫敦市長首席經濟顧問發表演講時說，“中國還在以管理封閉經濟的體制在管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西方的主要憂慮”。這比簡單指責中國不民主顯然智慧得多，給中方代表留下深刻印象。在回應環節，我答曰，感謝先生的提醒，不過中國領導人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正在推行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環顧世界，各國都需要改革、都在改革，改革的成效關系國家制度競爭力﹔可改革性，本身就成為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內容。德國前總理施密特曾表示，西方希望中國改革成功，以便從中國的成功中找到啟發，因為西方走不出自我循環了，需要外來智慧。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早就預言——中國有可能自覺地把西方更靈活也更激烈的火力，與自身保守的、穩定的傳統文化熔於一爐，如果這種有意識、有節制地進行的恰當融合取得成功，其結果可能為人類文明提供一個全新的文化起點。可惜當今西方世界尚未有反思企及湯氏的高度，走出危機后更使得西方好了傷疤忘了疼，使得此輪全球金融危機被稱為“浪費掉的危機”。
加拿大華裔學者梁鶴年先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書的前言中說，近代以來，國人往往學西方是指望“洋為中用”，其實首先應明白“洋為洋用”，知其然並知其所以然。故此不能隻研究西方的成功，更應研究西方的失敗。因為“成功的條件往往是獨特的，不能抄襲﹔失敗的原因則往往是共通的，可供參考”。筆者在《海殤？——歐洲文明啟示錄》中也提出類似看法，主張即便學習西方，也應學習其代表人類未來發展方向的嫩芽部分，因為“物壯則老”（老子語）。
要讓此輪全球金融危機不成為“被浪費的危機”，中國該樹立何種態度呢？這就是重新反思東西方關系。啟蒙運動期間的東學西漸、鴉片戰爭以來的西學東漸，到改革開放后再次西學東漸，如今改革2.0版本則迎來了東西互鑒、甚至南北互鑒時代。無論東方、西方，無論北方、南方，都在探索可持續發展模式，沒有誰能假定自己總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面，代表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未來。
反映到國家制度選擇層面，西方發達國家也面臨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改革難題。這使得第五個現代化不只是中國的現代化，也是全球化的現代化。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提出，到2020年各項改革要取得決定性成果，各項制度要定型。這就為中國新一輪的改革賦予國際競爭力的時代內涵。中國第五個現代化，一如既往將不是在封閉的環境下進行，而是在更高標准的全球化開放背景下展開，既要西學東漸，也在東學西漸，開啟東西互鑒新時代。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