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影響著中國經濟，同時中國經濟在更大程度上影響著世界經濟。在這裡探討一下中國經濟增長的態勢。
討論中國經濟的走勢，首先需要了解中國經濟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三年前，在分析國際經驗的基礎之上我們提出了一個基本判斷，就是中國經濟在經歷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長以后，將會出現增長放緩，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從過去兩年的實際情況看，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增長階段的轉換期，在這一背景下2013年中國經濟能夠取得7.7%的增長速度，應該說很不容易。
關注這個數字的背后，中國經濟結構已經或正在發生著具有中長期意義的轉折性變化。通常認為，中國經濟是以投資和工業為主，較多依靠外需的結構。但是，這種情況正在發生改變。2012年消費佔GDP的比重已經開始超過投資，雖然2013年有所反復，但是大的變動趨勢已經確定。2013年第三產業的比重首次超過了第二產業。過去一些年，中國外貿出口增幅經常是保持在20%以上，但最近兩三年已經相當困難了，目前已經回落到5%-10%的增長區間。而且，這樣一個調整，主要不能歸因於外需的變化，而是出口競爭力在下降，勞動力、土地等要素的投入增長速度也在減緩。2012年，中國16周歲至60周歲以下的勞動年齡人口已經開始下降，這樣我們已經看到與過去30多年大不相同的經濟增長結構，就逐步轉向以消費、服務業為主，更多地依靠內需，更多地從要素效率提升獲取動力。
問題是，目前這種增長的走勢能夠持續多長時間？從大的背景來看，中國經濟目前仍處在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轉換期，這個中高速的“底”在何處？現在還沒有探明，或者說中高速增長的均衡點還沒有找到。所以，我們認為還可能有一個探底的過程。
從已經公布的今年前兩個月的統計數據來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但也面臨著較大的下行壓力。這一點請大家也不要有過多的憂慮，因為中國經濟仍然具備穩定增長的基礎和條件，我們仍然要努力實現已經確定的7.5%的增長目標。與此同時，我們的眼光應該放得更遠一點，力爭在今后一兩年內能夠完成增長階段的轉換，進入一個新的穩定增長的軌道或者狀態。對於穩定的軌道或者狀態，我給出一個概念，叫做中高速穩定增長期。當然，我們可以稱之為經濟增長的新常態，其含義是中高速增長的“底”已經探明，比如說7%左右，而且這個速度能夠穩得住，能夠持續比較長時間，比如五年或者更長的時間。
在個增長的新常態下，應該力爭實現“六可”的目標，具體來講是，“企業可盈利、財政可增收、就業可充分、風險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資源環境可持續”。如果我們可以進入這樣一個狀態，就能夠比較容易實現2020年中國政府已經確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預定目標。
無論從短期的穩增長還是通過加快轉型進入中高速穩定增長期，從當前的實際情況來看，我認為會遇到三個方面的重要挑戰。
第一個挑戰，如何有效把控和化解轉換過程中的財政金融風險。當前的風險集中在地方融資平台、房地產、產能過剩行業和影子銀行等領域。他們之間相互交織、相互傳導，形成了一個風險傳遞的循環。
第二個挑戰，如何有效提升非貿易部門的效率。與發達經濟體相比，更多地表現在以服務業為主的非貿易部門。我們有一項研究顯示，與歐美、日本等15國相比，中國的非貿易部門的效率要更低，特別是在那些行政性壟斷的非貿易部門、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領域，資源配置扭曲狀況尤為突出。如果這些扭曲得不到糾正，中國非貿易部門乃至整個部門的效率提升就很困難﹔如果得到糾正，這些部門的效率提升還會有很大空間。
第三個挑戰，如何拓展新的增長領域，並促進多種形式的創新。這些領域既可能是由於潛在需求被發掘而催生的，像教育、醫療、文化等領域的新增長點，也可能是由於新技術出現而出現的，比如網上購物、光伏發電等等﹔還可能是應對既有突出問題尋求新的增長模式而引發的，比如節能、節水、清潔能源、減排等綠色產業。加快創新是拓展新增長領域更重要的途徑。近年來，中國已經出現了創新區域資源集中的趨向，促進了部分創新區域和創新城市的發展。隨著與全球技術距離的縮短，以往中國作為技術的模仿者、追趕者的角色將逐步改變，而部分領域與先行者並駕齊驅甚至領先的可能性在增加。
要應對上述挑戰的關鍵是深化改革。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做出了部署，當前的重點是要加以落實。應該以穩增長、促轉型來倒逼改革，加快推出針對性強、時效性強的改革措施，或者說是一些快變量改革的措施，對增長和轉型起到切實的推動作用。
第一，要分類清理地方融資平台，建立明確的懲戒機制。在條件具備的城市發行地方發債，規范和重建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和融資能力。最近，中國已經出現了若干起金融違約事件，當務之急是建立起有關當事者切實承擔風險和責任，推動改革和重組，又有利於防控全局性風險的違約處理機制。要加快全國不動產信息的聯網，明確全面開征房地產稅的時間表，增加住房的有效供給，穩定房價預期，並逐步改變地方政府的收入模式。
第二，以破除行政性壟斷促進競爭為重點，加快基礎產業領域的改革。在這個領域，放寬准入上應該有一些標志性的大動作，既要放小，又要放大。具體來說，在行政性壟斷比較突出的基礎產業領域，應該放進去一兩個大的競爭者，能夠產生有效競爭。比如，在鐵路改革中，要拿出幾個區域或者幾個比較大的項目，讓外部投資者包括地方政府和民營投資者去組建新的鐵路公司。在電信領域，允許以民營資本為主發起形成大的電信運營商。在石油領域，在上海自貿區建立國際性的石油交易中心，放寬放開原油和成品油的進口，允許地方煉油廠做大做強，同時開放上游勘探市場，包括頁岩氣的勘探市場。
第三，以服務業為重點加快對外和對內開放。應該按照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模式，著力推進金融、教育、醫療、文化、體育等領域的對外開放。與此同時，更要加快服務業的對內開放，凡是允許外資進入的首先應該允許國內資本進入，尤其對民營資本要打破各種隱性壁壘，形成平等的進入、競爭、使用生產要素的條件。必須吸取一些國家制造業空心化的教訓，毫不動搖地發展制造業，重點是加快制造業的轉型升級，關鍵是企業要成為創新主體，通過競爭形成一批創新型行業的龍頭大企業和大量創新型的中小企業。要加強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產業化應用之間的相互融合，更好地通過市場競爭和需求導向的辦法來配置政府研發資源，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使之更好地在創新發展中起到引導和支撐作用。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是作者3月22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4年會上所作的演講，本刊根據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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