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學術文化界而言，五四運動前基本上是清末文化狀況的繼續。比如，清末國粹派后來就一直延續並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阻力。清末國粹派的興起，基本思想是把西學納入國粹之中，他們認為，有了國粹，就能拯救中國，民族也能得以復興。沒有國粹，即使學習了西方，也不會有成效。這一點，國粹派代表人物之一許守微在《論國粹無阻於歐化》一文中便有說明：“西法之入中國，將三十年，而卒莫收其效，其更蔽焉。”他認為，沒有在提倡國粹的基礎上汲取西方文化，就不可能收到效果。許守微的基本理論是：“國粹者，精神之學也﹔歐化者，形質之學也。無形質精神何以存，無精神則形質何以立。”所以，國粹是“道德之源泉，功業之歸墟，文章之靈奧也”。其宗旨和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差不多。這些人是有一定古學根基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他們卻以“知古”、“復古”相標榜。一些頑固派則扛著尊孔的大旗，叫嚷隻有把孔子捧到和皇帝同等地位，“國魂始全”。而袁世凱、張勛則公開祭起復辟帝制的旗號。這些事發生在辛亥革命之后，這就告訴人們：辛亥革命的勝利，主要在於推翻帝制。但是，封建社會的思想基礎，特別是在廣大農村，則基本上震動不大。正如魯迅在《阿Q正傳》中揭示的那樣，社會雖然經過了辛亥革命，可是在未庄革命前是趙、錢兩家的天下，革命后仍是趙、錢兩家的天下，底層社會並沒有明顯的感覺和變動。
五四運動前廣大群眾的思想狀況基本上如魯迅揭示所然。而在知識分子當中，頑固派姑且不論，屬於步入資產階級行列的知識分子，也大多拖著長長的封建尾巴。如章太炎、劉師培、鄧實等人，有的是著名的資產階級理論家，有的則是受到資產階級革命影響的知識分子，他們同時又是“國粹”的鼓吹者，提倡尊孔讀經。這些歷史現象絕不是偶然的、個別的。他們受到一種深厚的社會力量推動，這種力量就是封建主義的思想和力量。正因為如此，當人們意識到必須擊破這種力量的束縛時，自然會感到必須有足夠的思想武器和足夠的力量。在辛亥革命后很長一段時間，或者說在五四運動發生之前，能作為武器同封建主義抗衡的，還是西學，即資產階級自由、平等的思想﹔可以充當反擊封建勢力的，是資產階級的激進派，他們比較多地吸收了西方文化，又較深刻地了解到封建專制主義對中國的極端危害性。五四新文化運動便是在這種形勢下發生的，“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也是在這種形勢下發出的。這個口號在當時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更有著重要的歷史作用。這個討伐舊文化舊道德的吼聲，驚醒了許許多多沉睡了的中國人。對此，現在有些人不以為然，認為這是過激的口號，孔家店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怎能打倒呢？其實，這至少有兩個誤會：一是這是當時的口號，不是現在的口號。當時的口號就應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中去考察。如上所述，中國封建文化根深蒂固，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八十年間，西方文化對封建文化的沖擊，都沒有動搖其根基。許多西方文化的積極傳布者，從本質上看，他們也沒有擺脫過封建道統的基本立場。在這種特定歷史條件下，喊出“打倒孔家店”，有其特殊的重要意義。二是“打倒孔家店”並非打倒孔子及其學說。兩千多年前的孔子是我國早期的重要思想家，但自漢代獨尊儒術之后，儒家學說便因時因地，或因政治主張需要而不斷被更改過。在儒學發展的歷程上，孔子被不斷變換過臉譜，至少有董仲舒的孔子、韓愈的孔子、朱熹的孔子以及康有為的孔子等等。尤其是經過朱熹的改造，使儒學成為禁錮人們思想的主要根據。“打倒孔家店”實際上是打倒儒學中那些消極的、毒害人們心靈、禁錮人們思想的那一部分內容，並非打倒所有儒學。即使有個別人情緒有點過激、思想有點偏頗，也在當時及以后的思潮變動中未成什麼氣候。
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個“新”正是和當時的“舊”相區別的，而“舊”的內容就是儒家思想中那些落后的消極的東西。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上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辦《新青年》目的是要催促新陳代謝，要以新代舊。當然，舊道德舊文化賴以生存的是封建專制制度，陳獨秀要反對的就是這個制度，他在《吾人最后之覺悟》一文中說：“吾國欲圖世界的生存，必棄數千年相傳之官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也。” 五四運動把矛頭對著封建專制政權，也針對著封建道德和封建文化。由於這次運動有較長時間的准備，從陳獨秀創辦《新青年》起到五四運動爆發，歷時四年，這四年是新舊文化拼搏空前激烈的時期，什麼國粹派、什麼靈學都在這個時間更加突出、更加活躍起來。封建衛道者對新思潮的反扑也十分激烈。
五四新文化的潮流畢竟是難以阻止的，衛道者憑借著民間的深厚的思想基礎，以及儒家學說的深厚根基，對新思潮進行了反扑、抵制﹔但是，資本主義的思潮其生命力遠遠超過封建主義，一經傳布就很容易被人接受，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接受更快一些。五四時期鮮明地提出科學和民主的口號，加之“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的提出，人們便很容易把新思潮和舊的封建專制主義作一比較，孰優孰劣一目了然。這就是促使許多青年在運動之后，擺脫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束縛走出家庭奔向社會、奔向革命歷程的原因。
正是五四運動新潮流優於舊的封建思想，在新文化運動陶冶下的青年知識分子，才能視野開闊，容易接受新事物。例如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一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十月革命后，很快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在五四之前，這部分人為數不多，但卻代表一個時代的方向，以及進步的歷史潮流。由於這個歷史潮流賦予無產階級的階級性和嚴密的科學性，它一產生便有巨大的生命力，取代和改造了資產階級屬性的新思潮，而成為一種改造中國、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思潮。這樣一來，中國就其文化趨向來講，就有三股勢力：一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主義思想、文化，這股力量以廣大農村為社會基礎，以城市中深受儒學熏陶的知識分子為號召力量。二是資產階級文化，以廣大市民和青年知識分子為基礎，其階級屬性是資產階級的文化。這部分文化覆蓋面比較廣，性質也比較復雜，其間有民族文化的內涵，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內涵，也有受殖民主義影響的殖民文化的內容。三是新民主主義文化，這是在五四運動之后產生的一種文化，以無產階級、工農聯盟為其階級基礎，還有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為其同盟軍。這些階層的思想以及相應的推出的思想文化屬於大眾文化。這一文化是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一種全新的文化。
這三種文化趨向在五四之后的構成，就決定了新民主主義文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在文化領域起導向作用，它既是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服務的一種文化，也是為大眾服務的一種文化。同時，一般來說，資產階級文化，由於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很難截然分開，在大資產階級中往往和大地主階級有較密切的聯系，因此，同樣有著濃厚的封建性。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既有受殖民文化影響的一面，又有受封建儒學熏陶的一面。這兩種文化的結合，對中國歷史進程必然要起消極的作用。所以，新民主主義文化就擔負起反對封建主義文化和殖民文化的雙重任務。這便是五四運動之后中國文化取向的復雜斗爭的歷程。
(摘自《秋實論叢》(第三集)，求是雜志社研究所編，紅旗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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