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佔斌：2014年政府工作的難點在哪？

2014年的中國，正處於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重疊”、爬坡過坎的緊要關口。改革也進入攻堅期、涉入深水區，在調結構、促改革、穩增長、惠民生等領域都面臨諸多難點問題，需要仔細權衡，精心施策。

改革是“龍頭”

如何平衡“兩隻手”。政府與市場這兩隻“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都是資源配置的手段。隻有正確把握和妥善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充分發揮“兩隻手”的比較優勢和協調配合作用，才能實現中國經濟的健康運行。十二屆全國人民二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指出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200項以上，深化投資審批制度改革，建立權力清單制度等，這一系列舉措旨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讓市場主體不斷迸發新的活力。如何做到既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又能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找到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平衡點，是對本屆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驗。

如何平衡穩增長與促改革。《報告》指出改革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務”，要向深化改革要動力。改革是一項長期目標，改革紅利的釋放需要時間，而短期增長壓力就在眼前。在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經濟增長放緩的情勢下，如何平衡改革與增長的矛盾，實現7.5%的增長目標是本屆政府面臨的難點問題。增長的壓力，使得改革負重前行。“我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必須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經過認真比較、反復權衡，把增長預期目標定在7.5%左右，兼顧了需要和可能。”但是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國內環境，如果經濟增長低於預期目標，政府又將採取何種措施來穩定增長？如何平衡短期增長目標與長期改革進程之間的矛盾，是政府面臨的挑戰。

如何實現政府的“自我革命”。“進一步簡政放權，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改革是政府的自身革命，是向自己動刀子，是割自己的肉，是壯士斷腕。其核心是理順幾個關系：一是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二是理順政府和社會的關系﹔三是理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四是理順政府部門間的關系。《報告》中提出的幾大重要領域的改革如簡政放權、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國企改革，這些改革都在“自我革命”。如何在重要領域取得突破，推進改革進程，避免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是對政府的政治勇氣和治理能力的嚴峻考驗。

如何協調經濟體制改革與其他改革的配套。《報告》提出“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全面深化各領域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是本屆政府改革的重點，而經濟體制改革不是孤立進行的，牽一發而動全身，是在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等一系列綜合配套改革的協同推進中，才能充分地釋放改革紅利。這就要求相應的政治、文化、社會等體制改革的配套協調，要求政府職能等進行改革和轉換，要求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體制改革協同跟進。各項改革之間的配套、協調，對本屆政府也是一大考驗。

結構調整是“重頭”如何平衡結構調整與經濟增長。長期以來，經濟結構問題一直是困擾中國經濟的夢魘。因此，推動結構調整也就成為歷屆政府的“重頭戲”，結構調整同樣也是本屆政府的“主攻方向”。《報告》指出“當前我們面臨著很多不確定因素，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在這種形式下進行產能過剩的治理、推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會變得舉步維艱。英國《金融時報》刊文指出由於7.5%的增速目標存在一定難度，如果將增長放在首要位置上，那麼中國則需要部分犧牲結構性改革，同時增加對環境的壓力，中國必須保持目前政策的彈性，以便於在問題和風險出現時就立刻對政策進行調整，避免出現整體經濟的滑坡。李克強總理表示隻要經濟增長不突破下限，就集中精力調結構、促改革。即使經濟增長突破了下限，也要把穩增長和調結構、促改革結合起來。這對政府將是巨大的挑戰。

如何發揮“基礎作用”與“關鍵作用”。《報告》提出“要增強內需拉動經濟的主引擎作用”，“要發揮好消費的基礎作用和投資的關鍵作用”。國家統計局公布2014年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11.8%，低於預估中值13.5%，創下自2006年2月以來最低水平。這表明消費還難以成為拉動經濟的主引擎。“把消費作為擴大內需的主要著力點”，就是“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費能力”，提高的辦法是“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不斷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這些措施的實行都需要時間。

投資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今年1—2月同期投資亦明顯降溫，同比增速回落至17.9%，為統計局公布不含農戶的固定資產投資數據以來的紀錄低點。表明投資已經增速放緩投資增速。基礎設施建設、制造業、房地產業是投資的主要領域。制造業面臨著產能過剩和結構升級，屬於本屆政府“轉方式調結構”的重點產業，房地產市場要“抑制投機性需求”，這些領域的投資能否起到穩增長的關鍵作用尚屬未知。那麼，投資應走向何方？《報告》中提出的穩定的財政政策和適度鬆緊的貨幣政策能否滿足穩增長的投資需求，能否起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在消費需求不振時，投資需求能否穩定增長就成為關鍵，中國經濟巨輪行穩致遠任重道遠。

民生改善有“奔頭”如何控制CPI。3.5%左右的居民消費價格漲幅指標，對於本屆政府是嚴峻考驗。原因有四：第一，農民工市民化的較高經濟成本、居民實際收入的提高需求對物價形成壓力﹔第二，人口紅利減弱導致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將推動物價上漲﹔第三，《報告》提出的居民用水、用氣等資源性產品的階梯價格改革，造成物價上升的壓力﹔第四，人民幣匯率下降，導致進口原材料的價格上漲，從而形成輸入型通脹的壓力。

如何保就業。《報告》指出“就業是民生之本，是關系經濟升級、民生改善和社會穩定的大事”。但當前我國勞動力供求總量矛盾和結構性矛盾並存，高校畢業生、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和困難群體再就業以及城鎮穩定就業等多重挑戰交匯。2014年僅高校畢業生就有727萬人，城鎮新增就業1000萬以上。解決就業問題的根本要靠發展，在就業人數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受宏觀經濟形勢下行的影響，2014年就業工作任務艱巨，就業與增長的矛盾凸顯。如何“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使勞動者生活更加體面、更有尊嚴”是民生大事。

環境治理有“盼頭”如何平衡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我國長期形成的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低產出的經濟增長方式，使得生態紅利嚴重透支、環境壓力進一步加大。當經濟增長目標低於預期時，環境保護是否會放鬆？是經濟優先，承受污染代價，還是環保優先，犧牲經濟增長？抑或是二者兼顧，在增長和環保之間尋找平衡？“淘汰鋼鐵2700萬噸、水泥4200萬噸、平板玻璃3500萬標准箱等落后產能”，能否頂住受損利益群體的壓力？向污染“宣戰”以后，方案如何執行考驗政府的治理能力。

如何建立跨區域、跨流域生態補償機制。“推動建立跨區域、跨流域生態補償機制”是《報告》提出的新課題，污染問題不是單個地方的責任，由於其負外部性，僅靠個別的政府、企業和人，無法有效解決污染問題。治理污染，既需要建立跨區域、跨流域生態補償機制，又需要全國一盤棋的謀劃。既需要行政力量的推動，又需要市場機制的主導。既需要政府的行動，又需要企業和居民的參與。既需要系統的頂層設計，又需要細化的操作措施。既需要中央政府的統籌，又需要跨地區、跨部門的協調。既需要不斷探索，又需要迫切推動。如何打破地方利益的分割，協調行動，形成合力“出重拳”，建立聯動機制，考驗著政府的智慧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