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本命年》劇照
電影《香魂女》海報
一、陰錯陽差
1942年，謝飛出生在硝煙彌漫的陝北延安，母親是一名老紅軍，父親謝覺哉后來成為新中國的首任內務部長和最高法院院長。
在那個時局緊張的抗戰年代，電影對於生長在窯洞裡的謝飛來說，還只是一個城市裡才有的傳說。
在母親的肚子裡待了不到七個月，謝飛就火急火燎地呱呱墜地了。醫療和營養條件的落后，不由得讓父母為他擔憂，便給襁褓中的這個嬰孩，取了一個象征“長流不息”的乳名：延河。
小“延河”喝著延河水長大，懵懂中迎來了抗戰勝利，又在閃爍的記憶碎片裡度過了三年的解放戰爭。從7歲開始，謝飛與共和國都迎來了各自美好的十年。從八一小學、一○一中學、北京四中，到修習書法、表演戲劇，這位少年逐漸展露出自己的文藝天賦，這連老成持重的法學家父親，也未曾想到。
謝飛讀北京四中時，和同學一起寫劇本、演話劇，甚至還男扮女裝反串過一把校園話劇《蔡文嬌》。后來，受愛好收集電影說明書的姐姐影響，謝飛迷上了電影。
“以后我將看電影的感想，對影片的藝術處理及演員表演作初步的評論得出結論，提高自己的水平”——這是一段文理不太通順的表達。謝飛以此語立下“志向”，一頭“栽進去了”，堅持從1957年到1962年寫了三本厚厚的觀影筆記。他平均每月要看十五六部電影，兩天看一部，每部都有分析評論。
謝飛與謝覺哉年齡相差五十多歲，父親對他更多是精神上的熏陶和潛移默化的身教。謝覺哉身擔要職，沒有太多時間直接過問兒子的職業規劃，但他卻給予謝飛選擇生活道路的權利。
其實，選擇電影作為終身職業，對於謝飛有些陰錯陽差。他原本的志願是去蘇聯學習俄羅斯的文學和歷史，翻譯和研究俄羅斯小說。然而，這個計劃因中蘇關系惡化而擱淺。
自此，謝飛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踏上了自己熱愛的電影之路。
謝飛與新中國一起成長，他對於其所擔負的“社會責任感與民族憂患意識”有著清醒認識。一種“共和國情結”滲透在謝飛的電影作品裡，那是對傳統價值規范的堅守，是個體與祖國命運的緊密相連。
二、理想主義
1979年底，文化部電影局召開全國電影創作會，楊延晉、薛靖的《苦惱人的笑》，滕文驥、吳天明的《生活的顫音》，黃健中以副導演名義拍攝的《小花》，讓觀者眼前一亮。
而1980年吳貽弓的《巴山夜雨》、1981年鄭洞天的《鄰居》和張暖忻的《沙鷗》的出現，以及后來陸續摘得的“金雞”“百花”等多個獎項，正式宣告了中國電影“第四代”的登場。
“第四代”堅持創作與理論互動，掀起了20世紀80年代初濫觴一時的電影創新思潮。恰如他們在“北海讀書會”寫下的宣言：“發揚刻苦學藝的咬牙精神，為我們的民族電影事業做出貢獻，志在攀登世界電影高峰。莫道海角天涯遠，但肯揚鞭有到時”。
謝飛，則是“第四代”中將主體性立場和個人化的詩情詠嘆堅持得最長久的一位。雖然在“第四代”的早期，他並不是領跑者，但卻幾乎是“第四代”導演中唯一的一位將作者立場貫徹始終的實踐者。
謝飛一共執導了9部作品，其中他自己認同的有6部，包括再現“共和國一代”共同記憶的《我們的田野》，改編自文學名著的《湘女蕭蕭》，挖掘人性深度的《香魂女》和《本命年》，體現“第四代”詩化意識的《黑駿馬》，以及少數民族題材的《益西卓瑪》。
謝飛的創作伴隨著社會文化思潮的起伏，蘇聯詩電影的風格影響了他的電影語法，文學名著為他的電影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少數民族題材讓其才氣任意馳騁。他以詩化影像頌揚理想主義，其作品民族韻味與東方氣質並存，人文關懷與文藝堅守共俱，形成了富含人文氣息的電影流脈。
1974年至1975年，謝飛在北京電影制片廠做影片《杜鵑山》的場記和《海霞》的副導演。謝鐵驪、陳懷皚、錢江成為他專業實踐課程的老師。他至今仍保留著拍《杜鵑山》時記錄的分鏡頭劇本原始稿，“第三代”導演人的認真細致以及道德品格，給了他極大影響。
謝飛執導的頭兩部電影，並不被他自己認可。那時，“四人幫”剛剛倒台，大家的思想還並未完全扭轉，經過十年的動亂，他急切地想要爭取實踐與創作的權利，於是便和鄭洞天聯合執導了影片《火娃》和《向導》。
謝飛認為，這兩部電影是階級斗爭和英雄人物論的產物，其內容與形式與他個人的藝術理想並無太大聯系。但《火娃》的失敗也讓他習得一課，當停機粗剪后，他才發現情節不夠，全片長度不到70分鐘，需要大幅度的補拍。
謝鐵驪看樣片時說：“看來，用膠片寫劇本是不行的。”這句話讓謝飛銘記終生。
1965年，謝飛23歲，剛畢業便遭遇“文革”，最初，他與同輩青年一並以狂熱的激情投身於這場“偉大的運動”。直到“文革”后期，他才猛然醒悟。
十年浩劫結束了，大家認識到不能簡單地用階級概括一切，真實表現復雜而豐富的人性才是文藝的要義。謝飛也在自我反思，並推出了第一部獨立執導的影片《我們的田野》。
1981年，謝飛帶著北京電影學院78班的學生到北大荒拍攝了一部半個小時的黑白短片作業——《我們的田野》。
編劇兼導演潘淵亮在北大荒勞動生活過七年，而謝飛在“文革”中也在白洋澱農村種了四年水稻。相同的經歷讓兩人產生共鳴，1983年，謝飛與潘淵亮等人共同對電影進行改編，把它拍成了一部彩色故事長片，以知識青年陳希南等人的執著來頌揚理想主義。
正如電影中所說：“沒有任何一代青年的青春和信仰遭受過我們這樣的巨大摧殘，但是我們的理想和青春不會毀滅，不會消亡，正像一場大火之后不論留下多麼厚的灰燼，從黑色焦土中滋生出來的新芽隻會更新、更美、更茁壯。”謝飛也在灰燼底部孕育新生，釋放沉積的激情，《我們的田野》成為他創作譜系中唯一一部直接滲透自身情感和經歷的電影。
電影中，青年們曾深情唱起一首20世紀50年代廣為流傳的兒童歌曲《我們的田野》，這正是謝飛對逝去年華的呼喚。
《我們的田野》成為當時傷痕與反思的主流文藝風潮的代表作之一（當時有一批對“文革”進行控訴和反思的電影如《苦惱人的笑》《天雲山傳奇》等）。謝飛的這部“處女作”真誠、抒情，但人物塑造稍弱，而他滿溢的理想主義，也使影片溫情有余，批判不足。
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文學界、理論界出現了一種文化反思熱潮。謝飛感覺到，不能隻以苦情控訴曾經的災難，而應該從兩千年的封建文化中去求解進步之難與“文革”之源。影片《湘女蕭蕭》便是他這一階段的反思之作。
電影《湘女蕭蕭》改編自沈從文的名作《蕭蕭》，故事描寫了一位12歲的童養媳受盡苦難，終於熬成婆婆，但又把相同的災難帶給她的下一代的故事。封建文化和倫理道德就如同一個原地打轉的怪圈，制約著故事中的每一個人。
“我隻造希臘小廟。這種廟供奉的是人性”，沈從文的這句話被印上了片頭，成了題眼。電影也首次出現裸體和“野合”的場面，突破了傳統電影中“性與裸體的禁區”。
與《我們的田野》相似，《湘女蕭蕭》攝制組多用學校的人馬，從而做到了經濟上的寬鬆，學術藝術氛圍濃厚。影片於1988年獲法國第四屆蒙彼利埃國際電影節金熊貓獎，第二十六屆西班牙聖塞巴斯提安國際電影節堂吉訶德獎，還作為我國首部進入美國商業發行網的影片，在日本、德國、加拿大等地上映。
三、走向成熟
伴隨著人生閱歷的增加，謝飛的電影越發成熟。
從《我們的田野》中的理想主義到《本命年》的生命底色，謝飛對人性與社會的認識更進一步，而到了《黑駿馬》時，他更是返璞歸真，重新回歸到詩意的精神家園。
1986年至1987年，謝飛在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學院做了一年的訪問學者。開闊眼界之余，他也開始認識到人性的復雜性和事物的多面性。
回國之后，謝飛迎頭碰上了市場經濟和文化轉型，文學界和電影界的創作也都開始聚焦這種社會變革。謝飛反思，自己前兩部作品的人物形象過於單薄，他開始深入挖掘更為豐富真實的人性。
於是，謝飛將劉恆的小說《黑的雪》搬上銀幕，即1988年的電影《本命年》。
影片展示了個體戶青年李慧泉苦惱而又無意義的生活，刻畫了一出喪失理想和信仰后的人生悲劇。謝飛想以此“為一代青年立傳”，表現社會變動在城市普通人身上的反映與社會價值觀的變化。
與《我們的田野》相比，《本命年》同樣將鏡頭聚焦在年輕人身上，也同樣是對真誠、理想和美的呼喚，但泉子無意義死去的灰暗結尾卻與《我們的田野》中的理想主義截然不同。
這種客觀冷峻的呈現，恰恰表明了謝飛對生活的認識更為清醒和成熟。
另外，演員姜文，攝影師肖風（張藝謀的同學）、錄音師吳凌（田壯壯、姜文的影片都由她錄音）等“第五代”青年影人的加入，也使這部電影頗具幾分現代色彩。
此后，謝飛繼續著自己對人性的思考，拍攝了《香魂女》（1993年）。影片表現了一個復雜的女性形象，在她身上，既折射出中國農村婦女命運的不幸，展示了她們純潔、辛勤和堅強的本色，同時也對她們的愚昧與不覺醒進行了溫和的批判。
1993年2月，電影《香魂女》和《喜宴》在第四十三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上同獲金熊獎。相比之下，李安的《喜宴》更多是站在西方價值觀的立場上，對文化的包容性進行肯定，而謝飛的《香魂女》則更多地表現為東方鄉土社會對於精神文化觀念缺失的集體無意識的批判。
《香魂女》還獲得1993年度政府優秀影片榮譽獎、美國芝加哥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香港金像獎十大華語片獎，以及1999年法國亞洲電影節公眾大獎等殊榮。
20世紀90年代，急速發展的中國社會被卷入風起雲涌的商業化大潮。謝飛拍攝速度減緩，卻仍於困頓中另辟蹊徑。他以少數民族故事為切入點，試圖通過別樣的風俗繼續探討人性，呼喚理想主義——根據張承志同名小說改編的《黑駿馬》（1995年）便應時而生。而作家梁曉聲說，選擇拍攝《黑駿馬》，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悲壯的事。
這部電影就像一首贊美遼闊草原之母的抒情詩，影片中帶有神奇色彩的黑駿馬，悠長婉轉的牧歌，廣袤無邊的草原，都成為蒙古族人精神的一種表征。男主角回到成長的草原，完成了一次心靈的返鄉之旅，也得以尋回遺失的人倫溫情。
在以索米婭等人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白音寶力格為代表的“現代城市文化”的二元對立中，謝飛試圖復歸人類的精神家園。電影溫柔敦厚的影像，也成為“第四代”詩化鏡語的極佳樣本。
《黑駿馬》獲1995年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最佳音樂藝術成就獎，上海影評人獎最佳影片獎與最佳導演獎，以及俄羅斯第五屆聖彼得堡電影節組委會特別獎。
四、老驥伏櫪
除了導演身份之外，謝飛還是一名教師，一個管理者，一位呼吁者和活動家。他畢業后即留校任教，后又赴美考察西方教育制度。他身兼諸多電影機構要職，還親自操辦國際學生影視作品展，其多重身份相互交織，構成了“復雜”面貌。
1965年，風華正茂的謝飛畢業留校任教，就在他滿心歡喜准備大展宏圖之時，“文革”開始了。1969年，謝飛去了保定白洋澱附近的干校。1974年，調回了“五七藝校”，開始了教師生涯。1980年至1988年，他又擔任了北京電影學院副院長，管理教學。
在早期，謝飛的重心放在拍片實踐上：“在我開始做教師的前十幾年裡，我是既做老師，也在做學生，因為要補藝術實踐的課，因為隻有通過親自的拍片實踐，才能獲得真本事、真經驗，才能教好學生。”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倪震曾披露一則逸聞：當初，謝飛指導78班拍攝畢業作品時，不避越俎代庖之嫌親自上陣，師生間就此引發過爭執，實因其創作力遭“文革”浩劫壓制太久了所造成。
教學相長，學者的身份也影響著謝飛的創作：“有人說拍電影和教電影是兩回事，前者需要熱情，后者需要理智。我以為它們其實是一回事的兩個相輔相成的方面。”作為“教授導演”，謝飛獨有一種溫文爾雅的儒將風范，他的影片也始終貫穿著嚴肅思考和人文精神。
來到21世紀，在拍完電影《益西卓瑪》以后，謝飛的重心開始轉向教育。正如他所說：“20歲到50歲是藝術家創作的黃金時間，而50歲到70歲，甚至更老，才是藝術教師的最佳時光。我自己幾十年游走於拍片與教書之間的經歷，也証明了這一條規律。”
這期間，謝飛拍過兩部電視連續劇《日出》和《豪門驚夢》，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取得電視劇導演教學的第一手實踐經驗。其間，謝飛還親手栽培了“第五代”導演陳凱歌、田壯壯和黃建新等人，“新生代”導演賈樟柯、陸川、管虎、王小帥等也都受過這位前輩的指點。
早在20世紀80年代，謝飛就已成為與國際影壇接軌的中國電影人代表。他曾出任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和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第四屆國際學生電影節的評委，並利用參展評審的機會將國外先進的影視資源嫁接國內，傳授學生國際影壇的最新創作理念。赴美講學期間，他曾用自己積蓄的外匯補貼為學院購買了200多部國外不同時期不同流派的影片資料。
近幾年，謝飛更是創辦了“北京電影學院國際學生影視作品展”，而所送審的國內影片，幾乎都是他一個人在主審。
2010年之后，謝飛作為藝術顧問指導了三部電影的拍攝，即根據方方同名小說改編的《萬箭穿心》、金舸導演、王景春主演的《向陽坡傳說》以及搖滾歌手崔健執導的電影《藍色骨頭》，也曾和弟子張寶全默契配合，推出了多部中低成本的藝術電影。
謝飛倡導建立藝術影院，為文藝片尋找更多出路。他本人一直堅守藝術電影，但卻以客觀開放的態度，鼓勵學生走主流商業市場，各抒其長。
歲月浮躁，更易看出一個人的真品格和真性情。謝飛雖身兼數職，為人卻低調沉穩。老驥伏櫪的志向，更源自終身的熱愛。
如今，謝飛已不再拍戲，但翻閱他的電影歷程，其中的光彩許是這個時代進程中的奪目一瞬，那時的絢爛在今天也未曾歸於靜默。
一個時代的記憶，仍在謝飛電影投射出的光束中，照亮一代代觀眾的心與眼。
對話
問：“第四代”是中國電影創作的黃金時代，時逢文化藝術改革，抱著很純粹的目的去追求文藝，您覺得這種精神在今天仍然還有嗎？
答：這種精神失落了。現在有一批在20世紀80年代成長起來的作家，還在認認真真地觀察生活和寫作。因為寫作並不需要多少錢，隻要發表就可以了。所以現在中國電影需要增加文學價值。電影投資比較大，需要回報。再加上《小時代》這些電影，幾千萬能賺好幾個億，你干嘛不按照那個去編去鬧呢，於是很多人急功近利。
問：您如何看待當下的創作環境以及電影熱潮，比如像《小時代》引發的熱議？
答：《小時代》的第一集，我個人覺得還過得去。因為它是一個新導演拍攝的第一部戲，比我的本科和碩士生的第一部戲還要好。因為導演有文學基礎，再加上他曾經學過影視創作。這部電影的邏輯有些問題，可能跟它是一個有好幾集的系列片有關。其實你看看某些衛視放映的電視劇，哪個不是這樣，他們已經形成了套路。可能比較庸俗，但有人說它價值取向錯誤，我不這樣認為。
問：您對下一代的期許是什麼？
答：我期許他們應該對這個時代有所突破。現在是一個小電影時代，看電影的人其實很少，多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並不是全社會看電影，而我們那時承載的是全社會的目光，從7歲到80歲。
所以，那是個大電影時代，是會出現好作品的，因為全社會的人都在看。現在的年輕觀眾，大都是看電腦玩游戲長大，他們當然要看那些打鬧的，比如機器人、外太空等等。現在，連斯皮爾伯格的電影都進不了院線了，他都開始轉向電視劇了。在美國很多電視劇已經拍得比電影好了，因為它面對的是成人觀眾。
斯皮爾伯格也講，影院電影是會崩盤的，因為它迎合的是小孩子們的娛樂。2013年最好的《1942》，還有《萬箭穿心》，票房都不是很理想，原因就是該去的人沒有去，尤其是在中國，從上午就開始排片。全世界的影院都是下午4點才開始運作的，沒有咱們這樣的。所以，應該把網絡等各種方式納入進來。還想在影院裡有高質量的藝術片出現，不太可能。
問：現在的年輕人應該向什麼方向努力？
答：什麼方向都可以。有些人就適合做娛樂片、喜劇片或鬧劇，像《瘋狂的石頭》，那他就去做吧，可能票房很好。有些人就適合做文藝片，像拍了《記憶望著我》的宋方，你讓她拍別的，她也沒興趣。
學生是各種各樣的，不是說這些學生就該怎麼改變自己，而是我們的管理體制該怎樣更加市場化，讓不同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出路。也不要一天到晚淨想著什麼走向世界，要先把自己的十三億觀眾拉進電影院。現在國內電影觀眾觀影人均連一次都不到，全世界是三次到五次。把這些人拉進影院，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場。如果這些人都愛看電影，就已經很好了，不需要到外面賺什麼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