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從誕生之日起，就與中國的現實緊緊結合在一起。隨著新中國的建立，馬克思主義史學成為史學研究的主導與主流，這是“五朵金花”產生的歷史與時代背景。在追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語境中，“五朵金花”的提出與爭鳴有其現實合理性，為中國革命與新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武器。
在新中國 “前十七年”（1949—1966）中，史學界最引人關注的是圍繞“五朵金花”及相關問題展開的深入、熱烈討論。所謂“五朵金花”，指的是當時史學界圍繞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這五大基本理論問題而展開的討論和爭鳴。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進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新時代，史學研究逐漸多元化，“五朵金花”的討論變得不再那麼耀眼奪目。近年來，它甚至遭到許多學者的質疑。因此，重申“五朵金花”所蘊含的學術價值及其歷史地位，很有必要。
首先，它關注長時段和歷史重大關節點的研究。與最終使史學研究陷入碎片化的“瑣碎考據”相比，以“五朵金花”大討論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更加關注社會形態的變化。殷周之際、春秋戰國之際、漢魏之際是中國古史上的幾個大的歷史關節點，“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是對這些關節點所做的一次透徹考察。圍繞這一問題，除了根本否定奴隸制社會存在的觀點之外，分別產生了西周封建說、春秋封建說、戰國封建說、秦統一封建說、西漢封建說、東漢封建說、魏晉封建說 （1978年之后還產生了東晉封建說、中唐封建說）等觀點。盡管沒有形成完全統一的意見，卻深化了人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有助於從宏觀上去認識和把握這些歷史階段的進程與變革。歷史不是瑣碎事件的堆積，離開宏觀的理論框架，人們將無法把握歷史長線的、有機的整體進程。毫無疑問，以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及其互動來劃分社會形態，重視經濟對社會變動及其形態產生的基礎性影響，是一種富有解釋力和魅力的觀點。以這種觀點對中國歷史作全面重新解釋，當然應該主要歸功於“五朵金花”問題討論的深入開展、交鋒及其轟動效應。
其次，它運用跨學科方法對歷史進行解讀和研究。在“五朵金花”討論中，人們廣泛使用了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從社會學、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經濟學等諸學科中借取理論和方法，剖析中國古代社會。例如，在“漢民族形成問題”爭鳴中，史學家們從學理上對該問題予以澄清，並將討論的范圍擴展到歷史上的中國及其疆域、歷史上的民族關系、歷史上民族之間戰爭的性質、民族融合、民族同化、民族政策、民族間的 “和親”等問題。這些問題對中國古代民族和國家起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等問題至今仍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與理論價值。這種“跨學科方法”的使用與20世紀世界學術發展趨勢相一致，為把中國史學帶入社會科學化的新階段起到了推動作用。
再次，它注重經濟史的研究。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興起，是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突出特征。這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爭鳴中得到集中體現。前一個問題主要是通過研究構成與影響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來探討中國古代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國有制還是地主所有制。在討論中，“井田制”、“初稅畝”、“均田制”、“地主制”、“庄園制”、“農村公社”等經濟史上一系列關鍵史實得以發覆，並對后來學者的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礎和話語體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中國古代經濟史，特別是明清經濟史從無到有並獲得顯著進展，“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在其間起到了極大的作用。為了尋找資本主義在何處“萌芽”，廣大學者幾乎翻遍了這一時期絲織業、棉紡業、礦冶業、農業、商業、手工業等方面的有關資料。也正是為了尋找資本主義在何地 “萌芽”，人們深入開展了明清區域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使得對明清社會經濟狀況的研究大大深化，所取得的成就也得到國內外同行的認可。目前，這門學科依然欣欣向榮，在某種程度上應歸功於“五朵金花”的開創之舉。
最后，它促進了歷史研究從精英史到民眾史的結構性轉換。“農民戰爭問題”的討論，對推動下層社會和大眾史研究起過巨大作用，促進了歷史研究視角從“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轉換，“建立了評估和重現中國過去歷史的標准”。這契合了梁啟超在20世紀初倡導的研究民史的號召。唯物史觀空前重視勞動群眾在歷史中的作用，給歷史學注入了新的活力。“五朵金花”爭鳴在全國范圍內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研究農民戰爭史的熱情。學者們收集、整理了下層民眾的各種材料，成果數量可謂驚人，並為今天人們對下層社會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農民戰爭問題”的討論，是中國史學完成從精英史到民眾史結構性轉換的一個重要階段。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從誕生之日起，就與中國的現實緊緊結合在一起。隨著新中國的建立，馬克思主義史學成為史學研究的主導與主流，這是“五朵金花”產生的歷史與時代背景。在追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語境中，“五朵金花”的提出與爭鳴有其現實合理性，為中國革命與新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武器。雖然“五朵金花”具有這種意識形態的屬性，並且在理論運用與方法上存在著某些教條化與“左”的傾向，但畢竟綻放在學術領域內，並且參與討論的絕大多數學者都是治學嚴謹的史學家，是站在學術研究的立場展開討論。他們懷著對學問本身的真誠與執著，考証、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史料，在不同見解的交鋒中蘊藏了許多嶄新的觀察視角、理論方法，開辟了諸多新的研究領域，客觀上刺激並促進了文獻學、考古學、民族學、社會學等學科的進一步發展，為此后的學術研究提供了一大批新的生長點。如果沒有“五朵金花”的討論，就沒有20世紀五六十年代歷史學向深度和廣度的發展，也就沒有今天一些斷代史和專門史的繁榮局面。“五朵金花”自身蘊含著彌足珍貴的學術內核，其學術史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它的歷史地位不容抹殺。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