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諳得世事時，父母和老師就教育道，在社會上要防范壞人，不要和陌生人說話，雲雲﹔步入公共場所，聽到的往往是警察通過擴音設備的廣而告之，“不要將自己的貴重物品交給不認識的人看管”，“不要接受不認識人贈予的食物”，等等﹔進入職場，朋友告誡或津津樂道的，常是爾虞我詐、暗箱操作的故事。
這些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我們社會的不信任，社會信任缺乏，讓人們覺得“活得很累”。更可怕的是，這種不信任似乎滲入骨髓，很難改變。而且，我們似乎已經進入一個集體審丑的社會氛圍中。為了點擊率，有的媒體記者熱衷於報道極端的具有沖擊我們靈魂效應的新聞事件。打開電視報紙收音機，映入眼帘和撞擊耳膜的不時有碰瓷與訛人之事。類似新聞多了，就形成強化，以至於成為我們的社會認知。這樣的結果如何不帶來人與人的相互懷疑和防范？
其實，深入分析，導致社會信任度出現問題的原因有很多。中國的文化傳統形成於小農社會，信任度決定於熟悉度，比如傳統的道德就是熟人道德。一定意義上，我們的信任是相知者間的事情，即使傳統社會，對於闖入者我們其實也持有嚴重的懷疑或不信任。這樣的文化傳統與價值觀，加之作為后發國家的中國，工業社會的形成與西方的漸進式迥異，我們幾乎是一夜之間形成，其間缺少必要的磨合和適應期，信任度決定於熟悉度的道德文化取向有很強慣性。這樣，在一個新的陌生人社會中，我們就很難一下子提高相互間的信任度。
由於中國社會結構這些年來發生了深刻變更，再加上改革開放后我們放鬆了精神大廈的建設，一個時期過度激發人的欲望，結果導致貪欲在一些人中無限放大，當私欲超過了一定的限度，必然是爾虞我詐，是坑蒙拐騙。利益沖突，缺少法治規范和道德約束，帶來的負面效果就是放大人與人間的不信任。
需要強調的是，我們的社會結構與西方社會結構的差異，突出表現在人際交往方式上。我們重宗族，強調熟悉度，同時依托固定的單位和組織系統。西方社會更重視且依托各種社會組織開展社會活動。社會組織與行政組織差異很大，行政組織具有強制性，社會組織則是自願性的，以愛好和志趣作紐帶和凝結劑。行政組織把各種利益關系帶進來，易產生矛盾且不易化解，而以志趣構成的社會組織較少利益沖突，更因志趣而容易打破隔膜，甚至因為組織內的相互支持幫助而增強信任度。此外，原罪論造就了西方人的價值觀——人性惡，為了避免潘多拉黑匣子打開，於是設計制度來抑制惡，進而形成抑惡揚善。比如給每個人一個終生不變的社會保障號，並把所有惡行污點記錄其中，這些又直接影響其生存，所以每個人就要努力進行自我約束。
分析問題、研究原因只是解決問題的開始，要想真正在人們中建立起廣泛的信任，還有大量工作要做。即便一時建立起來，要想形成一種良好的民族文化傳統和社會環境，也還是需要我們長期呵護，代代傳承下去。
（作者為國防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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