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戰爭歷史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歷史上因軍事思想落后而自食失敗苦果的軍事家們，由於他們習慣於歷史地、片面地、靜止地認識戰爭的發展變化，對軍隊建設提出的亟待解決的問題缺乏敏感，從而留下被動、失敗的隱患。“戰爭——這是未來的可能性，因此，我們不能用過去的眼光來迎接它。”
今年恰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0周年。回望人類百年戰爭史，我們不由得要思考這樣一個問題：100年的時間，究竟是什麼力量使得戰爭面貌產生如此大的變化？科學技術發展究竟是如何推動戰爭演變的？這裡面貫穿的規律、機制與主線是什麼？本文擬就此做一點粗淺分析。
先進軍事技術作為傳統戰爭形態的否定性力量，總是強制地推動作戰方式的變革，引起戰爭形態的歷史性變化
在有文字記載的5000多年歷史上，人類經歷了近1.5萬次大大小小的戰爭。縱觀人類戰爭史，戰爭的形態和作戰樣式，總是隨著時代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
從戰爭形態而言，人類戰爭形態在經歷了徒手戰爭、冷兵器戰爭、熱兵器戰爭和機械化戰爭形態后正向信息戰形態轉變。這些戰爭形態的轉變又都是以武器裝備使用為標志劃分的，都明顯烙下了科技進步的印記。人類戰爭史上戰爭形態幾次大的變革証明，武器裝備的發展水平都是導致某種戰爭形態產生的重要因素，一種新的武器裝備出現並被應用於戰場上，戰爭形態就會隨之發生變化。
例如，黑火藥兵器剛一出現在戰場上，由於其低廉的訓練成本和巨大的殺傷力，立即導致戰爭規模空前加大，軍隊編成、作戰樣式、軍事思想等也都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火炮的出現使軍隊對城堡的攻堅能力大大提高，城堡在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急劇降低﹔火繩槍的出現提高了步兵的戰斗力，步兵開始佔據戰場的主導地位。可見，武器裝備是形成戰爭形態的重要要素。
“第一次世界大戰一開始即陷於僵局，這是完全出人意料的。……造成這種僵持局面的是機槍、鐵絲網和火炮。”這種以我們今天的視角看來如此平凡的武器，當年給進攻一方構成了嚴重障礙。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正是由於機槍和鐵絲網的出現，陣地防御被証明優於進攻。“在1916年凡爾登戰役10個月的殘殺中，德法兩國軍隊共發射4000多萬顆炮彈及成百萬發子彈。進攻的一方德國以45萬人的損失造成法國55萬人的傷亡，結果幾乎使雙方都‘將血流盡’。”面對僵持不下的戰局，各國軍事家都迫切要求制造一種既能進攻、又能防守、還能運動的新式武器，用來突破敵方防御陣地。這就產生了研制“機槍破壞機器”的動機。坦克由此應運而生。
雖然英國最先出現在戰場上的坦克只是由拖拉機改裝的“丑陋的家伙”，而且可靠性很差，能夠沖到對方陣地的不到一半，但卻絲毫不影響其作為塹壕戰終結者的身份與地位。陣地戰從此成為歷史。
隨著飛機和導彈武器系統的出現和廣泛運用，火力打擊的范圍驟然增大，空間也不再是遏制戰爭的天然屏障。按照傳統觀念，防御一方的幅員遼闊、作戰縱深寬大，是削減對方攻擊銳勢，層層組織抵抗，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有利條件。然而，在導彈武器特別是戰略導彈出現以后，因其具有了“無限遠”的作戰能力，使得進攻者的“火力之手”可以延伸到全球的任何位置和角落。線式作戰真正成為歷史。
因此，從技術角度看，我們今天所熟知的“非線式、非接觸、非對稱”作戰正是技術與裝備發展導致的必然結果。而隨著人類社會大踏步地進入信息社會，大量信息技術物化出各類繁多的由信息化彈藥和信息化作戰平台構成的信息化武器裝備，也必然使信息化戰爭形態表現出與以往戰爭形態完全不同的特點與規律。從近幾場帶有高技術特別是信息化戰爭特征的局部戰爭來看，信息化武器裝備已經成為戰場的主力軍，在戰場上發揮著機械化兵器所不能替代的主導作用。
技術與裝備對於戰爭形態的改變是漸近式的，遵循從量變到質變的基本規律
通常一種新的武器在剛剛出現的時候，受制於本身的技術條件與作戰能力，很難立即改變戰爭面貌上升為戰場的主導性力量。其發展具有漸近性、探索性的特點。比如，雖然一戰時飛機已經出現，但當時的飛機既沒有探測設備，也沒有通訊設備。所以當時隻能靠飛行員的肉眼去觀察和發現目標。這就決定了飛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期的使用主要是兩種軍事用途：一是空中偵察﹔二是同炮兵配合校正炮彈落點。而且當時的飛機，因為沒有座艙蓋，飛行員在座艙內投擲炸彈來完成對目標的轟炸，命中精度可想而知。此外由於飛機上沒有通訊設備，無法實現飛機之間以及飛機和地面指揮部的聯系。所以一戰時期的空戰多為單機的近距離格斗，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空中作戰。
但是一戰結束到二戰開始之前，飛機的性能有了快速的發展，從而為二戰期間空中力量的大規模使用奠定了基礎。從飛行速度的增量來看，1915年至1933年期間，雙翼殲擊機速度的平均年增量約為每小時10公裡，轟炸機約為每小時8公裡。安裝高空活塞式發動機的單翼殲擊機的速度平均年增量從1933年至1946年期間為每小時30公裡，轟炸機為每小時20公裡。二戰期間飛行速度增量約為一戰期間增量的3倍。並由此誕生了一批世界名機，如：美國的P-51“野馬”式、英國的“噴火”式、德國的“梅塞施米特”MG-109型、蘇聯的雅克-9型和拉-5型和日本三菱公司研制生產的“零”式戰斗機。
從相對作戰殺傷力指數的數量變化來看，二戰中的戰斗轟炸機的相對作戰殺傷力指數為415，一戰中戰斗轟炸機僅為11，二戰中戰斗轟炸機的相對作戰殺傷力指數是一戰時的近38倍。由此也可以看出，二戰時期航空武器裝備作戰能力有了質的提高，從而為戰場大規模運用創造了條件。
任何先進裝備都不會自發改變戰爭面貌，其深層動力還是源於對新技術的創新運用以及對技術優勢的自覺追求
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場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軍事技術在地面、海洋和天空都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幾乎所有的主要參戰國都認識到技術上的優勢可以彌補戰略和數量上的劣勢，如果喪失技術上的優勢就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這種對技術優勢的自覺追求，正是二戰時期，新裝備與新的作戰思想集中涌現的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軍事思想的先進與否與技術的先進性並不存在天然的聯系。比如1916年，英國最先發明了坦克，有最早的坦克作戰實踐，按理說，在最先創造和使用坦克的新思想方面，英國人應該捷足先登。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英國人尚未找到使用坦克的先進戰術的途徑。同樣，法國在坦克的數量和質量上，一度居世界首位，但也始終未能擺脫“坦克掩護步兵”這一傳統作戰模式的束縛。致使坦克問世很久未能產生使用坦克的新戰術和新思想，從而無法充分發揮在當時看來是最為先進的武器的應有威力。
時間過去了30年，由起步較晚的德國創造了大規模使用坦克的思想和戰術。運用“閃擊戰略”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的勝利。由此可見，新武器的發明者，不一定就是新的軍事思想、軍事理論的創立者。二戰初期，德國利用天空的飛機和地面的坦克互相配合的“閃電戰”就是最好的例証。古德裡安說：“飛機發動機和坦克發動機是一對兄弟。為了獲得勝利，坦克迫切需要速度更高的同伴的支援。坦克和航空兵的戰斗行動通常按地點和時間加以協調。”
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閃擊波蘭，其實就是飛機和坦克的協同結構系統發揮出來的作戰威力。這種在航空兵支援下，集中使用坦克迅速突擊、以快制勝、速戰速決的新式戰法便是“閃電戰”。
1940年5月，希特勒的“閃電戰”再次發揮威力，一舉擊敗實力與之相差無幾的英法聯軍。在短短一個半月內迫使擁有300萬大軍，號稱歐洲大陸第一陸軍強國的法國投降。所以正是由於對於飛機與坦克的創造性運用使得德國的“閃電戰”在二戰初期所向披靡。
另一個例子就是航空母艦的出現。當時，飛機已經作為空中力量的新軍嶄露頭角，但是想到把它和海上的軍艦結合起來使用、並使之成為一種功能和威力更為巨大的戰爭工具，卻是一批勇於以生命為代價去嘗試新事物的勇士和先驅。實踐証明，航母和艦載機的使用開創了海上作戰的新時代，海戰模式就此改變，“大炮巨艦”的時代宣告落幕。
因此，回顧戰爭歷史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歷史上因軍事思想落后而自食失敗苦果的軍事家們，由於他們習慣於歷史地、片面地、靜止地認識戰爭的發展變化，對軍隊建設提出的亟待解決的問題缺乏敏感，從而留下被動、失敗的隱患。
正如恩格斯所說：“隻有創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達到新的、更偉大的結果。每個在戰史上因採用新的辦法而創造了新紀元的偉大將領，不是新的物質手段的發明者，便是以正確的方法運用他以前所發明的新器材的第一人。”所以回望人類百年戰爭史使得我們明白這樣一個道理，雖然科學技術改變戰爭形態的基本作用鏈條是：新技術的出現與運用導致新的武器裝備的出現，新裝備的出現帶動體制編制的改革以及軍隊人員素質的提高，並在此基礎上促進新的戰略戰術的產生，戰爭形態演變也就不可避免。但是這個作用過程裡的每一個環節都不是自動發生的，都必須有指揮員和戰斗員大量的創造精神和高度自覺。正如軍事理論家杜黑所說：“戰爭——這是未來的可能性，因此，我們不能用過去的眼光來迎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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