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易風：西方經濟學中的新自由主義

本文討論的西方經濟學中的“新自由主義”，是指英語中的Neoliberalism，而不是也譯為“新自由主義”的New Liberalism。西方經濟學領域的自由主義統稱為經濟自由主義。為了區分現代經濟自由主義和歷史上的經濟自由主義，通常把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經濟自由主義名為新自由主義。

一、西方經濟自由主義的歷史回顧

西方經濟自由主義有很長的歷史。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前，經濟自由主義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7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的經濟自由主義。這一時期古典經濟學佔主流地位。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接受前人關於自然規律和自由的觀念，提出“自然自由”制度的說法，認為資本主義是自然自由制度。他主張，讓“一隻看不見的手”充分發揮作用，讓資本主義經濟自行調節，按照自己的固有規律向前發展。斯密的說法存在理論缺陷，但在當時有其歷史進步意義，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要求封建制國家或君主不要干預經濟，以保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資產階級取得不受限制和干涉的統治。

第二階段是19世紀30—60年代的經濟自由主義。19世紀30年代英法資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孕育於18世紀末期的庸俗經濟學取代古典經濟學，成為為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主流經濟理論。在這一階段，“薩伊定律”是經濟自由主義的核心理論。薩伊在19世紀初說過：“生產給產品創造需求”。此言后來演變成“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被稱為“薩伊定律”或“薩伊市場定律”。

第三階段是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這一時期以英國馬歇爾、庇古等為主要代表的主流經濟學在西方被叫作“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把“薩伊市場定律”同工資、價格、利率都具有完全靈活性的假設結合在一起，編造了一個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均衡模型。在這個理論模型中，由於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勞動市場供求均衡——實現充分就業﹔產品市場供求均衡——沒有生產過剩﹔資本市場供求均衡——不存在資本過剩。這樣，“新古典經濟學”斷言，完全競爭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能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自行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在經濟政策方面，“新古典經濟學”主張自由放任和國家不干預經濟。這種經濟自由主義的實質是美化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否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矛盾，特別是否認資本主義發生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和存在失業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具有明顯的辯護性質。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中，庇古還在頑固宣傳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陳腐教條：“在穩定的條件下，一切願意工作的人實際上都會就業。”歷史上空前嚴重的這場資本主義大危機給“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自由主義以毀滅性的打擊。大危機的現實証明，“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賴以建立的“薩伊市場定律”，根本不是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反映，而是完全違背客觀實際的主觀臆測。在大蕭條中，西方懷疑、責難、批評“新古典經濟學”經濟自由主義的學者日益增多。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尖銳批判“新古典經濟學”否定經濟危機和大量失業的可能性時說：“這一理論所假設特殊情況的特征，恰好不是我們實際生活在其中的經濟社會的特征，結果是，當我們試圖把這種理論應用於實際時，它的教義就起誤導作用，而且是災難性的。”

二、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形成和發展

新自由主義是現代經濟自由主義，是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中破產了的經濟自由主義在新形勢下的復活和再現。

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中，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國家干預主義直面現實，承認資本主義社會失業的嚴重性，承認經濟危機的嚴重性，承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有“完全被摧毀”的可能性。“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自由主義在大危機中破產了，原來信奉經濟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有不少轉向並接受凱恩斯主義。但是，少數信奉經濟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例如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哈耶克等人，仍在頑固地堅持原來的立場和觀點。

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於1936年。僅隔一年，即1937年，深受米塞斯、哈耶克影響的李普曼出版《對於良好社會原理的探討》一書，竭力維護自由市場經濟，為經濟自由主義辯護。接著在1938年，米塞斯、哈耶克、李普曼等26人聚會巴黎，舉行以“自由主義危機”為主題的研討會。哈耶克后來在1944年出版的被稱為“標志新自由主義創立的憲章”的《通向奴役之路》一書的主要思想，就是這次研討會的產物。

新自由主義又被稱為新保守主義。在資本主義世界極其艱難地度過30年代大蕭條以后，新自由主義在西方漸趨復蘇，並日漸活躍，形成許多流派。除了以米塞斯、哈耶克等為首的新奧地利學派，英國有倫敦學派，德國有弗賴堡學派，美國有芝加哥學派、貨幣學派、供給學派、理性預期——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學派、公共選擇學派以及科斯為首的現代產權學派，等等。

新自由主義產生以后，曾經長期處於非主流地位。從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在西方經濟學界和政界一直處於支配地位。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主要有兩手：擴張性政策和緊縮性政策。基本做法是：經濟危機時，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期刺激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通貨膨脹時，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期緩和通貨膨脹。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實踐中，凱恩斯主義擴張性政策和緊縮性政策對暫時緩和危機和通脹有一些作用。但是，這些政策隻能治標，不能治本。隻能暫時緩和矛盾，無法克服矛盾。

凱恩斯主義擴張性政策和緊縮性政策有很大的副作用，長期交替使用的結果是導致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同時並存。這就是“滯脹”。20世紀70年代，美國等西方國家發生了滯脹。面對滯脹，凱恩斯主義者束手無策。如果採用擴張性政策，“滯脹”中的“滯”沒有治好，“滯脹”中的“脹”會更加嚴重。如果採用緊縮性政策，“滯脹”中的“脹”沒有治好，“滯脹”中的“滯”會更加嚴重。“滯脹”使凱恩斯主義理論和政策陷入嚴重困境。

當凱恩斯主義陷入嚴重困境時，新自由主義乘機而起，並迅速上升為西方主流經濟學。20世紀70—90 年代，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全盛期，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黃金時代”。新自由主義萬變不離其宗。“市場萬能論”和“市場自由配置資源可以達到最有效率的狀態”仍然是新自由主義即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核心教義和教條。

三、西方新自由主義三大經濟政策體系

新自由主義學派林立，形形色色的經濟理論和為數眾多的政策主張基本面雖然相似，但差異不小。西方國家政府採取和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體系主要有：英國的“撒切爾主義”或“撒切爾經濟學”，美國的“裡根經濟學”，被美國等西方國家向全世界特別是向廣大發展中國家推行的“華盛頓共識”。

（一）英國撒切爾政府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英國是凱恩斯的故鄉。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國家干預主義在英國影響廣泛而深遠。從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英國歷屆政府基本上都奉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二戰后，英國經濟得到較快的恢復和發展。但是，如前所說，長期交替實行擴張性和緊縮性財政和貨幣政策，導致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並存，使凱恩斯主義政策失靈。

撒切爾於1979年出任英國首相。信奉新自由主義的撒切爾從上世紀70年代末和整個80年代，全面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撒切爾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體系被稱為“撒切爾主義”或“撒切爾經濟學”，主要包括下列對內對外政策：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又譯民營化、非國有化）﹔力推自由市場經濟，解除政府對市場的調控和監管，其中包括對金融的監管﹔打擊和削弱工會力量﹔削減社會福利﹔減稅，主要是對大公司和富人減稅﹔取消匯率管制，實行匯率自由浮動﹔推行旨在削弱和瓦解蘇聯的政策。撒切爾竭力對外推銷其新自由主義政策，她曾頗為得意地說：“人們不再擔心染上英國病，他們排隊來領取新的英國藥方。”

（二）美國裡根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美國自羅斯福新政以來，歷屆政府長期實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經濟衰退時，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通貨膨脹時，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是，面對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並存的滯漲，凱恩斯主義束手無策。這時美國新自由主義思潮從非主流地位上升到主流地位，並走向高峰期，其中的貨幣學派和供給學派直接對美國政府的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裡根於1981年出任美國總統。他篤信貨幣學派和供給學派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他有一句名言：“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才是問題。”裡根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主要包括：實行“大市場”和“小政府”，大力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解除政府對市場的調控和監管﹔降低稅率，主要是大幅度降低富人所得稅稅率，所得稅最高稅率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70%降低到1982年的28%﹔削減社會福利支出﹔鎮壓工會領導的罷工運動﹔推動“星球大戰”計劃，大幅度增加軍費支出，圖謀通過軍備競賽拖垮蘇聯。

（三）“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華盛頓共識”，是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約翰·威廉姆森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依據，於1989年擬定的先對拉美、隨后對蘇東轉軌國家經濟改革提出的系列政策，這些政策在華盛頓召開的研討會上得到美國政府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確認與支持，因而被稱作“華盛頓共識”。

“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涉及企業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稅收政策、貿易政策、利率政策、匯率政策、外資政策等一系列政策。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把“華盛頓共識”的核心內容概括為“三化”：“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快速的自由化”。華盛頓共識的“政府的角色最小化”，與裡根經濟學的“大市場”和“小政府”實質相同﹔“快速的私有化”，與撒切爾主義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一樣﹔“快速的自由化”包括貿易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匯率自由化，與撒切爾主義的和裡根經濟學的解除調控和監管相一致。

美國學者羅伯特·W·邁克杰尼斯認為，“華盛頓共識”旨在進行“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的改革。這就是說，“華盛頓共識”不僅要把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推廣到全世界，而且企圖把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強加於世界各國。這顯然是代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利益和要求。

四、新自由主義的失敗

當新自由主義處在高峰期的時候，西方國家爆發了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大危機。21世紀初的這場大危機源於美國，很快蔓延到歐洲以至全世界許多國家。從2007年夏季開始，西方許多國家先后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這場危機不只是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也不只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和美國“財政懸崖”，而是一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系統性危機，包括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意識形態危機以及已經持續多年的生態和環境危機。

這場危機給西方國家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倒退。據報道，按照英國《經濟學家》周刊設立的衡量標准，在這次受危機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中，英國倒退了8年，美國倒退了10年，希臘倒退了12年多，愛爾蘭、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倒退了7年或更多。這場系統性危機在西方國家造成了幾千萬人的失業大軍和極高的青年失業率，使全世界飢餓人口超過9億。這一切也有力地証明，自由市場配置資源不僅沒有達到最有效率的狀態，而且相反，出現了西方經濟學家所說的“市場失靈”，即市場配置資源無效率。

資本主義危機，特別是資本主義大危機，成為“市場原教旨主義”和“市場萬能論”的大批判家。它促使許多曾盲目追隨過“市場萬能論”和“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人猛然驚醒，重新思考和認識新自由主義。日本原來篤信新自由主義的學者中谷岩的新著《資本主義為什麼會自我崩潰？》一書有一個十分醒目的副標題：《新自由主義者的懺悔》。這部書是新自由主義者公開懺悔的代表作。

正像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給“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自由主義以毀滅性的打擊一樣，21世紀第一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系統性危機也給新自由主義以致命性的打擊。

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2009年5/6月號發表的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利奧·帕尼奇文章說：“此次危機范圍之廣、破壞力之大，已使全球資本主義及其衛道士陷入意識形態的恐慌。新自由主義正統派學說的信仰已經發生了內爆。”很明顯，帕尼奇所說的“意識形態的恐慌”和“新自由主義正統派學說的信仰已經發生了內爆”是說新自由主義這種意識形態和信仰已經深深陷入危機之中。

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2011年7月6日在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發表的《西方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危機》一文指出：“幾年前，一種強大的意識形態——對無拘無束的自由市場的信仰——幾乎將世界經濟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帕尼奇和斯蒂格利茨的文章發表后，新自由主義危機逐漸成為西方各國許多人的共識。西方報刊和網站出現了不少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報道、訪談和文章，異口同聲地譴責新自由主義及其嚴重后果。

在西方不同國家不同學者中，在同聲批判新自由主義危機時用語各異。除了上述帕尼奇和斯蒂格利茨的“意識形態恐慌”、“意識形態危機”、“新自由主義正統派學說信仰危機”之外，現在常見的還有“市場原教旨主義危機”、“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危機”、“自由市場極端主義危機”、“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危機”、“新自由資本主義危機”、“自由放任主義危機”、“美國倡導的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危機”、“市場至上主義危機”，等等。雖然用語各異，但所指相同，全都是指新自由主義危機。

一些西方學者認為，新自由主義危機是新自由主義這一不可持續的社會秩序的危機。法國經濟學家熱拉爾·迪梅尼爾接受採訪時說：“當前的危機不是簡單的金融危機，而是新自由主義這一不可持續的社會秩序的危機。”英國學者霍爾斯鮑姆說：“過去數十年裡，人們以為市場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這在我看來更像是一種宗教信仰而缺乏現實性。”“‘市場原教旨主義’已經失敗。”英國學者邁克·約翰遜認為：“西方出現對資本主義的不滿情緒，說明資本主義確實出了很多問題。……面對經濟危機下的種種不確定性，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倡導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勢必會被人們拋棄。”美國作者安迪·斯特恩說：“曾在20世紀輝煌一時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正被丟進21世紀的灰燼中。”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原來是“歷史終結論”的主要鼓吹者，斷言歷史終結於資本主義。然而，在本次危機中，福山的觀點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他認為，美國式資本主義已經跌下神壇，自由主義市場或新自由主義模式將受到審判。

西方學者不僅在從理論上批判新自由主義，而且直接把批判的矛頭對准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裡根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體系。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在這場危機爆發后，正當撒切爾入主唐寧街30周年時，許多英國人得出的結論是：30年的試驗又一次失敗。不過，這次失敗的是撒切爾主義。裡根經濟學同樣遭到了批判。曾任裡根政府國內政策顧問的布魯斯·巴特萊特本是裡根經濟學的參與制定者之一，現在對裡根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體系反戈一擊。他在《新美國經濟：裡根經濟學的失敗與未來之路》一書的書名上，赫然寫上“裡根經濟學的失敗”。

不僅在西方學界，甚至在西方商界，也有人譴責英國和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譴責撒切爾主義和裡根經濟學。大投資家喬治·紹羅什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說：“目前正在經歷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這要歸咎於上世紀80年代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的裡根總統所信奉並推行的自由放任主義。撒切爾夫人和裡根都誤以為市場具備自行調節機制。”

“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同樣受到批判。在這場大危機爆發之前，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就已經批判“華盛頓共識”，指出新自由主義政策對發展中國家不適用，而且很有害。在這場大危機期間，西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指出，“華盛頓共識”在拉美和東歐的“實驗”已經宣告失敗。

五、應高度重視西方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力圖通過多種途徑用他們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主張來影響中國改革。同時，我國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試圖從西方新自由主義中尋找經濟改革的理論依據和政策措施。這樣，西方新自由主義便逐漸在我國產生影響。

國內一些有關論著不是立足於馬克思主義對新自由主義思潮和學派以及“撒切爾主義”、“裡根經濟學”和“華盛頓共識”政策體系進行全面評析，而是不加分析地向國內讀者積極推薦，全盤肯定。這對許多人尤其是對青年學生產生了極為有害的影響，使他們對西方新自由主義沒有識別和批判分析能力。

在各種新自由主義思潮中，對我國影響最大的是美國科斯和以他為首的產權學派的理論和政策主張。20世紀80年代初，科斯看到中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認為這是推銷他的產權私有思想的極好機會。對於如何在社會主義中國推銷主張產權私有的科斯思想，其追隨者進行了認真琢磨。他們給“私有產權換了包裝”，開始時隻說“產權明晰”，而不說科斯的產權明晰就是產權私有。直到科斯的思想在中國被一些人接受后，他們才公開聲稱：“私產制是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並斷言：“中國會逐漸改變成為一個類似私有制的體制”。

科斯通過“派進來”和“請出去”兩種途徑來影響中國的產權改革。他將其追隨者“派進來”推銷他的產權私有論，並“自費”將中國幾十位知名經濟學家“請出去”，到美國參加他自己組織的“中國經濟變革”國際學術研討會。

更值得注意的是，科斯后來不僅要在中國宣傳和推廣他的產權私有理論和政策主張，而且遠遠超出經濟學領域，進一步提出中國需要一個“開放而自由的思想市場”的主張，並表示期盼中國成為“自由思想的全球中心”。國內有人在評介科斯關於中國“開放自由思想市場”主張時贊許說：“科斯極富洞見的一家之言，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來說，顯然極具現實意義。”這些人正在積極推銷科斯關於中國要積極開放自由思想市場的主張。他們也打著“深化改革”的旗號。

國內媒體報道：“2010年，科斯百歲之時，中國經濟學家組織了活動慶祝，遠在大洋彼岸的科斯發來一段視頻。”國內媒體還報道，科斯本應邀在2013年10月來中國訪問，沒料到在來華前一個月去世。我國有些經濟學家對科斯表示沉痛哀悼和敬意，甚至說：“科斯的學說始終是照亮中國崎嶇的改革道路的一盞明燈。”“科斯在經濟轉軌環境下的中國影響力巨大。科斯的理論在中國獲得了比在美國更高的認同和反響。”

過去一個時期，主張私有化的經濟學家不願用“私有化”一詞，而是用來自法文的“非國有化”或來自日文的“民營化”，並說“非國有化”和“民營化”不是私有化。這純屬欺人之談。人們知道，法國的“非國有化”就是私有化。英文中的“私有化”和法文中的“非國有化”，在日語中譯為“民營化”。現在，主張進一步進行產權改革者已經不再諱言私有化，而是公開說國有企業需要進一步私有化。

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離開這一目標講改革，就必然偏離正確的方向。鄧小平當年不僅強調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而且強調改革背離社會主義方向會導致嚴重后果。他說：“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他明確指出：堅持“公有制經濟始終佔主體地位”，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終避免兩極分化”，搞市場經濟就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對於改革偏離社會主義方向可能出現的后果，鄧小平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鄧小平在改革之初就強調“四個堅持”的重要性。到了晚年，他又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裡？就在四個堅持。”用鄧小平理論來檢測國內的“科斯熱”，可以作出判斷：“科斯熱”是要在中國用生產資料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要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取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結果必然導致兩極分化，必然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必然導致改革失敗，必然走上邪路。這是全黨全國人民必須高度重視和高度警惕的。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李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