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三元 李齊
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提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這一重要命題的初衷，是想給走入窮途末路的資本主義開出一劑良方，雖然他沒有也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但卻向世人昭示基於“經濟沖動”的享樂主義，必將讓美國資本主義失去傳統合法性。其實，早在貝爾之前，馬克思就對包括文化矛盾在內的資本主義矛盾進行了全面的剖析。比照兩者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我們將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有更為客觀的認識。
新教倫理是促使資本主義精神形成的關鍵
資本主義社會的誕生，並不只是在經濟領域內實現了變革，而是整個社會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下的全方位的革命性變革。按照馬克斯·韋伯的說法，資本主義的形成在於資本主義精神的確立，資本主義的發展實則是資本主義精神發展的結果。那麼，何為資本主義精神呢？按照貝爾的理解，隻有倡導“禁欲主義”的新教倫理，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精神的基本內核之一。因此，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現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天職觀念基礎上的理性行為，它的源頭則是基督教的禁欲主義。如此，禁欲主義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盡管“只是因果鏈上的一個環節”。因而，在韋伯看來，新教倫理乃是促使資本主義精神形成的關鍵，或者說，它是促使資本主義經濟平穩、有序發展的保証。就像吉登斯所言，“通過正當的經濟活動而全力以赴地投身於財富的追求，與避免把這樣得來的錢財用於個人享樂，兩者獨特地結合在了一起，這便是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特征”。這種資本主義精神使得人們相信，“在一個選定的職業中有效地工作是一種義務和美德”。
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在於享樂主義的盛行
毫無疑問，韋伯的思想被貝爾完全地接受並不斷深化，成為他論証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前提。貝爾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與發展，不僅在於“新教”的“宗教沖動力”，還在於一種“經濟沖動力”。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從發展時期進入到了鞏固時期，但這個時期的資本主義社會卻呈現出了文化領域上的困境，即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三者之間的格格不入以及相互敵視。這種敵視，按照貝爾的看法，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宗教沖動力”被“經濟沖動力”所遏制、統治以及掌控，結果造成了資本主義文化從韋伯所指認的“新教倫理”中“解放”出來，成為迎合“經濟沖動力”的“邪惡”精神。這種“邪惡”精神將資本主義文化以工具理性、技術理性的形式不斷地在人的生活中蔓延，以至於最后不僅形諸為虛無主義，而且還導致了享樂主義。
這就是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它主要表現為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生活，包括宗教、藝術、文學等都被切割為碎片，成為了“經濟沖動力”的附屬工具，並顯現出資本主義社會整體上的衰落征兆。基於這一分析，貝爾認為，破解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關鍵在於回歸宗教，在“公共家庭”這個載體上修復已經碎片化的現代社會。而這一切的關鍵在於重新建立起一種宗教，即把信仰拉回到人們生活中，喚醒人們生活的意義。貝爾認為，“公共家庭”能夠解決“經濟沖動力”和“宗教沖動力”這兩者之間的敵視，並消除它們之間的分裂，達到彼此融合的地步。
應該說，貝爾客觀認識到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問題——享樂主義的盛行，但是他所謂回歸宗教，無非是古代“城邦意識”的回歸。因而，當貝爾把解決這一困境的出路看作是重新喚起人的信仰時，他已經越來越遠離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越來越不懂得資本社會的現實，最終導致其“公共家庭”隻能作為一個“想象中的幻象世界”罷了。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根源的揭示
同樣是關注資本主義社會及其人類的發展，馬克思走出的卻是與貝爾不同的道路。馬克思曾指出，“歷來的觀念的歷史敘述同現實的歷史敘述的關系。特別是所謂的文化史，這所謂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順便也可以說一下歷來的歷史敘述的各種不同方式。所謂客觀的。主觀的（倫理的等等）。哲學的。）”。顯然，貝爾走的是“觀念的歷史敘述”的道路，馬克思走的是“現實的歷史敘述”的道路，兩者完全背道而馳。實際上，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文化的考察，是以揭示資本本身的邪惡為前提的，並由此開掘出解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途徑，即必須通過資本主義的批判來終結資本主義制度本身。
換句話說，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社會本質上有兩個堅實的基礎，一是資本邏輯，二是現代形而上學。資本邏輯說明了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分離與對立﹔而形而上學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綱領，充當著它的觀念表達，並輔佐資本不斷地鞏固自身。不同於貝爾的是，馬克思立足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實，從資本邏輯中揭示出人的異化，包括精神的異化、文化的異化等等，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產生的真正根源。正是基於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分析和本質的把握，馬克思找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根源以及破解矛盾的鑰匙：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本質上並未超出資本，資本仍然是這個時代的主導原則，亦即構成現代社會最為基礎的原則。由此，馬克思分析指出，對克服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任務不可能由“資本主義本身”來完成，真正要破解資本主義的全部矛盾（包括文化矛盾），關鍵在於我們應該對以“資本”為核心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徹底的批判，並建立一個以“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共產主義社會。
在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到，馬克思與貝爾二者之間的本質差異，前者是從深入到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內部理解資本主義社會，而后者僅僅是從資本主義社會的表面現象理解資本主義社會。因而，馬克思基於資本主義現實所指明的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性，才是理解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享樂主義）最為根本的前提。
（作者單位：武漢工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