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完善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探索、醞釀 20 年的存款保險制度呼之欲出。作為一項金融制度安排，需要注意制度的公平、公正、合理和可操作性、可持續性，為此，需要首先明確幾個問題。
我國存款保險機構的性質定位，是政府機構，是企業，還是銀行協會或聯合會成立的民間組織？目前世界上有近120個國家和地區實施存款保險制度，而存款保險機構也是五花八門，形態差異。像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家，存款保險機構定位為政府機構或公共控股公司﹔荷蘭、比利時等則將其設計為政府與銀行共建的機構﹔德國則為銀行聯合會的專設機構﹔意大利、法國則將其定位為基金組織﹔印度定位為存款保險和信用擔保公司﹔香港將其命名為存款保障委員會。定位為哪種形式需要首先弄清楚存款保險機構有無經營性和公共性，並兼顧金融監管格局、貨幣市場發展態勢以及國情和文化傳統。一方面，存款保險機構類似央行最后貸款人角色，事實上是將存款國家隱性擔保顯性化和制度化，因此它具有公共性，對保護存款人利益和維護金融系統穩定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存款保險機構像再保險公司一樣，具有經營性，尤其是像中國這樣儲蓄傾向高、銀行系統超穩定的國家，經營存款保險應該利潤不菲。存款保險兼具公共性和經營性決定了它可在公共機構和企業間搖擺，若採用企業形式，則又涉及是否公共控股或對民間資本多大程度准入，這難免會牽涉壟斷、尋租或市場扭曲等嫌疑，特別是像中國這樣容易跟風或集體非理性過度的社會體，一旦發生連環性擠兌，存款保險機構勢必尋求政府支持，保險或屏障功能大打折扣。因此我國存款保險機構宜採取公共機構或政府控股型企業形式。但公共型企業最大的問題在於多重目標導致的低效率，也就是說公共性存款保險機構是否設定利潤目標，委托代理和激勵機制如何安排，這些都是需要明確進行頂層設計的。
存款保險是否強制？縱觀他國，也無非是強制參保，如英國、日本、加拿大等﹔自願參保，如法國德國﹔強制與自願相結合，如美國。強制參保可以保証存款保險制度的廣泛覆蓋，但是一種非市場行為﹔自願參保雖然尊重市場主體經營自主性，但容易誘發“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即參保的銀行都是風險很大的銀行﹔自願與強制參保相結合，需要嚴密的分類別監管制度和精細的監管甄別。對於准備推行存款保險制度的我國來說，自願參保的銀行可能寥寥可數，因為隱性存款保險制度下無需額外成本就能獲得政府隱性擔保﹔對金融市場發展歷程較短的我國目前也暫不適宜推行基於分類甄別的自願與強制相結合模式。因此現階段及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國應推行強制存款保險制度。但在具體保費費率上則會存在差異。隨著民間資本設立銀行的開閘，預計許多小銀行會進入存貸款業務市場，競爭加劇也會促使一些實力差或經營不善的銀行倒閉，根據業務量規模、財務數據和風險指標的不同設計階梯式的費率制度應該是較合理的選擇。如我國台灣地區根據資本充足率和“財政部金融預警系統”核查資料進行綜合評分結果將銀行分成九個風險群組，並執行總計浮動萬分之一的三檔參保費率。民間金融機構准入規制放鬆后，我國銀行系統產業組織結構將極具張力，對於巨無霸式的國有銀行、中型的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以及本金微小的民間小額信貸公司，執行更細化的、甚至階梯性封頂的差別化費率政策可能會是一個折中選擇。
存款保險機構對破產銀行負債是進行限額賠付還是全額賠付？全額賠付可以充分保障存款人利益，但更容易誘發“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行為。而且如果發生大面積破產行為，存款保險機構能否兜底還值得考量，如美國在金融危機發生后，許多銀行機構、特別是小銀行機構大量破產，就使得聯邦存款保險機構FDIC難以支付，而由財政補貼或買單，這又會增加公共財政赤字規模。綜合各國實踐來看，執行限額賠付政策是大勢之趨，即靠提高破產成本來反向激勵存款機構不能輕易申請破產，可以更有效來保障金融系統穩定。當然，為了保護小存款者的利益，建議我國存款保險制度對自然人或居民存款進行全額賠付或高額賠付﹔對非居民存款進行適度低額賠付，而對銀行業同業存款、內部人存款不予賠付，這既是各國存款保險制度已經付諸實施的一些做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勵信息充分的銀行自律型監管，防止退出銀行利用內幕信息傾軋中小存款人利益。
存款保險機構與央行和銀監會及保監會是什麼關系？為了確保參保銀行穩健運營和風險可控，存款保險機構需要對參保銀行進行一定監管行為，這就涉及它對銀行的監管與銀監會監管行為界定的問題，以及是否對存款保險機構進行監管的問題。另外保費費率、儲備率調整等是受保監會監管還是受銀監會或央行監管，這些都是需要進行明確界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