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廣州市兩會上，廣州市政協常委曹志偉端出的滿滿一盒証件，引來媒體的關注和熱議。據悉，這是曹志偉和自己的19人團隊歷時半年，調研收集了103個與人生不同階段相關的証件。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當場表態，解決辦証難的問題將列入廣州今年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工作項目。
這麼多的証件是從哪裡來的？這大概是很多人看到這則新聞的第一感覺。還好，這些厚厚一摞的証件，一旦被攤薄在長長的人生路上，很多時候也就習焉不察，甚至是忙在“証途”、樂在“証途”了。
作為人在這個社會上存在並活動的一種証明，証件當然有其必要性。無論是在某一個階段，還是某些節點，這樣的証明無疑有著積極的價值。不僅如此，從社會管理的角度看，也並非可有可無。比如，相當一部分証件具有許可的意義，有了這樣的証件，意味著行業准入、身份許可、法律效力等等。而整個社會，也將借此形成某種公眾都能知曉並遵循的規范。
不過，任何事情往往具有兩面性，過度依賴証件，甚至完全以証件來管理民眾、規范社會，則不免走入了另外一個誤區，從而在增加社會運行成本的同時，也會給公眾造成不必要的麻煩。
去年10月，央視曝光一個北漂青年為了辦理一個因私簽証，竟然需要從北京跑回河北老家六趟才能辦下來，而根據相關規定，其中多數証明材料並無必要。另據新華社報道，因派出所錄入姓名出錯，海南省保亭縣23歲的黃麗諶一直沒有身份証，直到媒體介入，當地警方才立刻為其辦理妥當。
事實上，“辦証難”已經成為很多人“人在証途”的大困惑。據廣州市政協常委曹志偉的團隊調研，辦這103個常用証件，需要經過近60個單位、部門，蓋100多個章，交28項辦証費。而且，在這一過程中，戶口簿要提交37次，照片要提交50次，身份証則更夸張，要提交73次。繁縟至此，實在令人感嘆。而與“辦証難”相伴的則是，有關負責辦証的單位、部門往往將辦証當作收費的正當理由，甚至以此牟取不當利益。這樣的交易不僅損害了政府部門的權威和公信力，也加劇了社會的不公。
去年以來，中央強力推進行政審批改革、簡政放權，一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項目。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明確指出，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一律取消審批，對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要規范管理、提高效率。
而讓公眾在辦証過程中感到順心，還需要政府部門自上而下地轉變作風，增強服務意識。同時，減少証件數量和簡化辦証程序，也需要解決政府部門之間長期存在的行政壁壘問題，打破孤立、僵化的信息孤島，改變各自為政（証）、政（証）出多門的情形，改進公民信息管理的方式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