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格局調整與變化趨勢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經濟進入大調整、大變革和大轉型的時代。經過幾年的恢復，全球經濟再平衡取得一定進展，新技術新產業加快孕育,一些新跡象、新趨勢將對世界經濟格局產生深遠影響。然而，結構性改革和增長方式轉型仍低於預期。當前，全球經濟仍處在政府債務危機的后期，短期趨穩態勢的可持續性，仍面臨政策退出的嚴峻考驗。

　　世界經濟調整尚未邁出決定性步伐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們預計危機發展可能呈現三個階段性特征，即私人部門危機、政府部門債務危機、貨幣或貨幣體系危機。目前看，世界經濟總體處在第二階段后期，向第三階段演變的風險尚不能排除。當私人部門發生危機、金融市場動蕩時，政府通過強有力的干預，大規模財政刺激和注入貨幣，使私人部門資產負債表問題暫時轉變為政府資產負債表問題。原本就高企的政府負債，在大規模刺激后迅速惡化，繼而爆發政府債務危機。

　　要消減政府債務，一種途徑是通過私人部門實質性好轉，經濟效益改善，帶動經濟增長和政府收入提高﹔另一種是通過大規模增發貨幣，以債務貨幣化或通脹方式實現。當前實體經濟調整的成效不明顯，各主要經濟體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第二種途徑。然而，長時期超低利率和大規模貨幣投放，終究不可持續，且負面效應日益凸顯，泡沫化、惡性通脹和貨幣危機的風險在逐步積累。世界經濟，特別是主要發達經濟體到了刺激性政策退出的關鍵時點，但由於實質性結構調整進展緩慢，退出的方式、時間和節奏的選擇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產生的沖擊具有很大不確定性。

　　增長格局出現新變化，相對實力調整方向不變

　　世界經濟增長由“雙速增長”格局逐漸向低速增長收斂。金融危機爆發后，由於中國強有力的政策刺激，及其對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帶動新興經濟體快速增長，而發達經濟體則總體陷入衰退，世界經濟呈現雙速增長格局。隨著近幾年的調整，發達經濟體，特別是美國實體經濟發生了一些積極變化，投資和消費信心有所回升，帶動經濟逐漸走出衰退並出現小幅回升。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則因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和自身潛在增長率下降，經濟增速明顯回落。

　　即便如此，全球經濟增長重心由發達國家向新興經濟體轉移、發展中國家相對力量上升態勢並未逆轉。在危機爆發前的2004年-2008年，發達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就已經低於發展中國家（44%︰56%）。在危機爆發后的2008-2012年，二者的差距擴大至13%︰87%。相應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量之比，已從20世紀80年代的約4︰1變為目前的約2︰1。受發達國家經濟持續低迷的拖累，近兩年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也有所放慢，但仍明顯高於發達國家。在新興經濟體當中，中國的表現尤為突出。2008年以來，中國已超過美國和歐盟，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大引擎。2012年中國的GDP佔全球11.5%。伴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大幅提高，在國際上受關注的程度空前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也抱有越來越高的期待。

　　全球價值鏈在沖突中重構，區域經濟合作加快

　　國際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反思過度追求經濟服務化、虛擬化的教訓，紛紛推出“再制造”戰略，試圖在具備比較優勢的產業或價值環節上提高競爭力，擴大市場份額。新興經濟體則通過產業升級和對外直接投資，延伸、擴展產業鏈，從而突破傳統國際產業分工對發展空間的約束。全球價值鏈重構在推動國際市場競爭的同時,也促進了國際分工的深化和區域利益融合。價值鏈重構帶來市場競爭和動蕩，促使各國爭相加入或發起新的自由貿易安排，在尋求穩定和長期市場空間的同時，培育區域間組合比較優勢。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東盟推進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等，將對亞太地區一體化格局產生重大影響。醞釀中的美歐自貿區、日歐自貿區，可能在發達經濟體之間形成緊密聯系，制約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拓展。全球價值鏈的變化和區域經濟合作的新態勢，對我國如何根據競爭優勢和發展需要，發起倡議和構建區域經濟合作方式提出了新要求。

　　全球產業呈現出“再工業化、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趨勢

　　金融危機后，全球產業發展出現一些新的特點。發達國家的創新能力不容低估，一些新的增長點正在形成，可能會形成新的競爭優勢，也將對未來世界經濟格局產生深遠影響。其一，各國高度重視實體經濟發展。美國先后發布《制造業促進法案》、“先進制造伙伴計劃”、“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制造業顯露復蘇跡象。英國2011年投資4500萬英鎊支持九個創新制造中心建設。法國提出工業佔歐盟工業附加值的比重，從2010的13%增至2015年的15%。巴西、印度也於2011年公布了《工業強國計劃》、《國家制造業政策》。其二，新一輪工業革命正在加快孕育中。物聯網、大數據、工業機器人、3D打印以及生物、材料、節能環保等技術創新將促進傳統產業改造和新興產業興起，推動產業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2013年初，德國提出工業4.0計劃，旨在通過智能制造，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搶佔先機。美國提出，要發展先進的信息技術生態系統，並通過人工智能、機器人以及數字化制造重塑制造業競爭力。其三，新能源成為驅動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力量。頁岩氣和頁岩油開採技術的突破與大規模應用，給美國帶來了能源價格“窪地”、制造業復興等諸多好處，也對國際能源格局構成沖擊，為美國全球戰略布局提供了巨大空間。可再生能源取得重要進展。丹麥2011年風電發電佔本國總用電量的28.5%，德國2012年上半年光伏發電佔全國發電的4.5%。

　　全球化深入推進與宏觀政策各自為陣的沖突進一步凸顯

　　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主要經濟體為了共渡難關，曾及時搭建了G20平台，採取了協調一致的反危機措施，對於全球經濟走出危機發揮了重要而積極的作用。但是，在形勢漸趨穩定之后，各國進行政策協調的意願明顯降低，各種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抬頭。特別是一些主要國家，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僅從本國利益出發，基本不考慮國內政策的外溢效應。例如，美國、歐盟和日本為了刺激國內經濟，均實行了大規模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這在初期的確起到了緩解危機的作用，但長期實行后，造成全球范圍內的流動性過剩，通脹壓力上升，短期資本流動大幅增加，資本市場和外匯市場劇烈波動等。這些都對新興經濟體乃至全球的宏觀經濟穩定構成了新的威脅。

　　綜合而言，政策退出成為未來一段時間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關節點。如果主要發達經濟體寬鬆的貨幣政策退出過於遲緩，則向新一輪泡沫或貨幣危機發展的風險將加大。如果政策退出過於激進，則可能會引發需求不足導致的衰退。然而，決定性的因素仍是結構改革的進展，如果新產業新技術發展能產生足夠推動力，同時發達經濟體高福利體系的調整、政府債務的消減、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增加能邁出實質步伐，那麼世界經濟有望從根本意義上走出危機，重新出發。

　　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