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齊洲
《三國志演義》的誕生，宣告了通俗小說佔據中國古代文學舞台中心位置時代的來臨。一般認為，《三國志演義》成書於元末明初。然而，這一結論並沒有扎實的文獻基礎作為支撐。直到今天，人們既沒有發現《三國志演義》在元末明初流傳的任何版本（稿本、抄本或刊本），沒有發現元末明初有任何人記載或談論過《三國志演義》，也不見有《三國志演義》影響當時文學發展的任何信息。浙江寧波天一閣所藏《錄鬼簿續編》中記載的那個戲曲家羅貫中是否就是《三國志演義》的作者，同樣找不到有說服力的確切証據。中國人姓氏有限，同姓名者實在太多，而明代中后期傳說的《三國志演義》作者羅貫中有宋人、元人、明人數說，因此，關鍵不是要尋找到羅貫中，而是要尋找到編撰《三國志演義》的作者。
討論《三國志演義》的成書時間，完全可以建立在扎實的文獻學基礎之上，運用傳播學的理論和方法來妥善解決這一問題。在現有資料比較豐富的前提下，可以先確定討論的基礎，再來討論作品的成書時間。這一基礎應該既是文獻學的，也是傳播學的。即先要用事實來回答：《三國志演義》何時有版本流傳？誰最先抄錄、收藏、刊刻、著錄或評論了這部作品？這一切是在怎樣的社會背景下展開的？這一時段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作品產生和傳播？回答了這些問題，也就基本落實了小說成書的大致時間。
或許有人會問：小說作品一般都是先有抄本，后有刊本，雖然現在未見《三國志演義》的抄本，但嘉靖刊本之前應該有一個抄本流傳階段，如果以現有文獻為基礎，不就忽視了這一階段嗎？我們的回答是，隻有以文獻為基礎的研究才是科學的研究。如果小說真有抄本流傳，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即使原抄本已經散佚，也該有人記錄或評論，如果一切都沒有，憑什麼說有抄本在流傳呢？如果想象它在流傳，那麼這一流傳時間該是多久呢？說從元末明初的抄本流傳至嘉靖一個半世紀后才被刊刻，而其間沒有任何記載，能令人信服嗎？也許有人會說：其間應該有記載，只是這些記載我們暫未看到，或者已經散佚。這其實是一種假設，假設需要事實來論証，科學研究就是求証。我們可以“大膽的假設”，但必須“小心地求証”，如果不能用事實來証明這一假設，這一假設就不能成立。把未經論証的假設作為前提並在此基礎上展開討論，這樣的研究是不科學的。因為假設本身就有兩種可能，假設者並不能排除根本就沒有這種記載的可能。而根據事實得出的結論，即使錯誤也是科學的，因為它是被証實的，也是可以被証偽的，如果誰發現了新的事實，誰就可以用此事實來推翻原有的結論，從而推動這一認識的發展。
《三國志演義》未見抄本傳世，海內外現存30多種明刊本中以嘉靖本為最早，前有庸愚子蔣大器寫於明弘治甲寅（1494）仲春的《序》和修髯子張尚德寫於嘉靖壬午（1522）的《引》。最早著錄《三國志演義》的，是郎瑛的《七修類稿》和高儒的《百川書志》，此二書均成於嘉靖中后期。據魏安《〈三國演義〉版本考》論証，上海圖書館所藏殘葉可能就是劉若愚《酌中志》著錄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即嘉靖元年修髯子作《引》的原本，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司禮監本（即“經廠本”），其他嘉靖本都以它為底本。司禮監本刊行后，又有朝廷都察院刊本和郭勛家刻本。於是，《三國志演義》迅速在社會上傳播開來，模仿之作便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
現在的問題是，司禮監刊本來自何處？簡單的回答當然是皇家所藏，因為司禮監是內府機構。需要思考的是，司禮監在明代是一個極有權勢的皇家機構，其對內擁有督理皇家一切儀禮刑名之權並常常代擬聖旨，對外通過其掌握的東廠又有偵查、緝捕與審辦官民人等的生殺大權。它出面刊印通俗小說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信號，標志著統治者開始接納通俗小說，通俗小說可以名正言順地在社會上流傳了。不過，司禮監的這部《三國志通俗演義》從何而來，為何此時要將它刊刻問世，倒是應該進行更深入一些的研究。
大家知道，明朝初年在進行國家制度設計和權力安排時，朱元璋採用了權力集中和政治高壓的兩手策略，后來在大興黨獄的同時，又大興文字獄，實行文化專制，明代因此成為中國古代最集權的一個朝代。明初對通俗文藝禁限極嚴，洪武二十二年（1389）三月二十五日榜文：“在京軍民人等，但有學唱的，割了舌頭﹔娼優演劇，除神仙、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不禁外，如有褻瀆帝王聖賢，法司拿究﹔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腳。”永樂九年（1411）七月初一榜文：“今后人民倡優裝扮雜劇，除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但有褻瀆帝王聖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這等詞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淨將赴官燒毀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殺了。’”不可想象，在這樣的政治高壓和文化禁錮的環境下，朝廷會允許通俗小說的產生和傳播，更別提有朝廷機構來刊刻通俗小說了。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到宣宗時期（1426—1435）出現了所謂“太平治世”。然而，政治穩定並沒有帶來文學繁榮，文學仍然在慣性軌道上運行。詩文領域是以“三楊”為代表的“台閣體”，戲曲領域則是以皇裔“二朱”等為主導的忠孝節義劇和神仙道化劇。不過，政治文化環境比起明前期已有所不同。人們開始敢於提出自己的思想，願意抒發自己的情感，而非像前期那樣戰戰兢兢，誠惶誠恐。從英宗正統（1436—1449）開始，明朝進入動蕩時期。皇帝昏庸，宦官專權、奸臣擅政、吏治腐敗，朝廷出現難以駕馭的復雜局面。英宗寵任宦官王振，憲宗重用宦官汪直，到武宗專任宦官劉瑾，政治腐朽達於極點。社會矛盾空前尖銳，起義抗爭此伏彼起。朝政腐朽和社會動亂的直接后果是統治者的公信力遭到普遍質疑和社會控制力的喪失，社會思想開始活躍起來，文化生活也呈現與前期不同的面貌。“吳中四才子”、“前七子”等文學流派和“陽明心學”即在此時發生，客觀上起到了解除思想禁錮和強化自我意識的作用。
明初的出版政策仍然沿襲元代，書籍的印刷由官府控制。到了明中期，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成化年間（1465—1487）出現了士大夫私人刻書和官府間相互饋贈所刻圖書的現象，這些活動不再受朝廷限制。民間刻書活動開始活躍，通俗文學的整理刊刻也出現了，最直接的証據就是1967年在上海嘉定縣一個明代墓穴中發現成化七年至十四年（1471—1478）北京永順堂刊印的“說唱詞話”。據研究，這些刊本是墓主人宣昶妻子的隨葬品。宣昶曾於成化年間領鄉薦選惠州府同知，后薦補西安府同知，無論其家鄉還是任所都距北京有千裡之遙，照樣能讀到北京出版的新書，說明此類書籍流通范圍之廣。宣昶妻子死后還要用這些唱本陪葬，可見當時人們對通俗文學的喜好。既然成化時期的書商們已經開始注意刊刻通俗文學作品，並且所刊說唱詞話《花關索傳》就是民間三國故事，如果當時真有一部《三國志演義》的抄本在流傳，相信書商們不會不予重視和刊刻的。
到了弘治年間（1488—1505），社會文化政策進一步開放，朝廷也開始關注通俗文學。弘治五年（1492）五月，孝宗詔准內閣大學士邱濬奏請，在全國范圍內搜求朝廷所未藏書籍，包括“古今經史子集，下至陰陽藝術、稗官小說等項”。這是一次大規模的圖書征集活動，“稗官小說”赫然在列。嘉靖本《三國志演義》前有弘治七年（1494）蔣大器所作序言一篇，據此可以合理推斷，此書應該就是這次活動的重要收獲之一。即是說，浙江金華人蔣大器向朝廷進獻了他作序的這部書，一方面自然是響應朝廷號召，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夠有所收獲，被朝廷認可的奇書秘籍自然是會獲得獎賞的。
然而，《三國志演義》畢竟是通俗小說，此前朝廷一直嚴禁，這次朝廷是否寬容和重視尚未可知，所以蔣大器的獻書實際上是一種試探行為，即使《三國志通俗演義》為他本人所編撰，他也不會直接署名，更何況作品內容是以史傳為主融入民間傳說而成，大可托以他人。因此，作品署名“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后學羅本貫中編次”是十分明智的選擇，可進可退。從作品署名來看，將“平陽侯相”（相當於平陽縣令）陳壽說成“平陽侯”實在錯得太遠，而“后學羅本貫中”也許就是個托名。蔣在《序》中說“前代嘗以野史作為評話，令瞽者演說，其間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士君子多厭之”，成化年間刊刻的《新編全相說唱足本花關索傳》，其三國故事的確是“以野史作為評話”，說它們“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並不為過。《三國志通俗演義》明顯針對此書而作，史傳化、文人化的色彩轉濃，但又照顧到通俗的需求。如果此書是進獻朝廷之作，在朝廷沒有表態之前，或者說在編撰者還沒有得到預期收益之前，恐怕不會讓人隨便轉抄。由於歷史通俗演義在弘治時還是新生事物，此書進獻后，也就泥牛入海，蔣氏也未能得到期望的獎賞。隻有這樣推理，才能較好地解釋何以弘治甲寅（1494）已經成書的《三國志通俗演義》要到嘉靖壬午（1522）才被刊刻，而且刊刻的機構竟然首先是朝廷司禮監。因為此書送達朝廷會有一個過程，而朝廷清理圖書也要一段時間，加上朝廷刊刻通俗小說並非成例而是創舉，刊刻本身也需時日﹔司禮監是最有可能獲得這些新奇有趣而其他部門又不敢貿然刊刻的通俗演義的，它們又有經濟能力和社會資源來刊刻這部通俗小說，種種原因，造成了這部小說隻能在嘉靖壬午這一特定時間刊刻流傳的特殊現象。這既是《三國志演義》的不幸，也是它的萬幸！
如果上述推論可以成立，那麼，修髯子張尚德則極有可能是負責刊刻《三國志通俗演義》的“經廠”官員，他於嘉靖壬午撰寫了《三國志通俗演義引》，由司禮監將此書刊刻面世。張氏所稱“此編非直口耳資，萬古綱常期振復”，大概是“經廠”刊刻該書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內珰和朝中貴冑的獵奇以及將其作為休閑之資恐怕是其重要原因。接著，朝廷都察院、武定侯郭勛家也刊刻了《三國志演義》，“世人視若官書”（魯迅語），這便極大地刺激了通俗小說尤其是長篇通俗小說的發展，中國長篇通俗小說的創作和傳播從此出現繁榮昌盛的新局面，一個新的文學時代就這樣到來了。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