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寧
根據近年來我們對於亞洲以及部分西方國家民主政治發展的研究，我們認為，在工業化進程中是否完成社會結構的轉型，是發展中國家和西方國家實現選舉民主的關鍵條件。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新型社會結構形成、社會精英整合和社會保守意識形成，是這些國家和地區轉型成功三個基本條件。
第一，新型社會結構形成。所謂新型社會結構形成，即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社會流動和社會成員身份、地位的改變，逐步穩定、固化新的利益關系，進而形成新的階級、階層、利益集團。這種新結構一旦形成，政治參與乃至政治權力對於各個階級、階層、利益集團的社會身份、地位改變的作用便大大降低。
第二，新精英階層形成與整合。東亞政治發展的經驗表明，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以及與之相應的政治發展中，舊的精英消失或轉型，新的精英出現，不同精英集團間建立新聯系，形成新關系，並最終達成一定的共識與默契。這意味著，不同精英集團之間就基本社會制度、政治秩序以及某些政治、社會理念達成一致﹔在共識與默契的基礎上，不同精英集團對各自所代表的群體、群眾有所引導和約束。與此同時，由於精英階層中不同集團的整合與協調關系形成，也有利於政治參與和政治過程的有效性。
第三，新保守意識形成。即擁有一定數量並具備經濟、社會優勢地位的群體，形成保守的社會意識，認同現行社會制度和現有秩序。新的社會保守意識，改變了社會氛圍，進而抑制民粹主義以及各種反體制的激進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的產生發展的思想條件。新保守意識為體制轉型提供社會心理條件與保障。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具有自身獨特的國情，但在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的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結構變動的層面，中國的發展不可避免需要具備與其他國家同樣的客觀條件，在這個基礎上同樣會展現出相似或相同的規律性。
從亞洲多國及我國台灣地區和俄羅斯政治轉型的情況看，在實行以普選制為標志的“民主化”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高，城市化率超過70%的國家和地區，除俄羅斯情況比較特殊，韓國和台灣總體上保持社會較為平穩的發展，競爭性的民主體制較穩固，沒有出現大的反復。發生“民主轉型”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低，城市化率不及50%，甚至更低的國家，在實現所謂“民主化”后，經濟社會狀況混亂，發展遲緩，政局不穩，個別國家甚至出現政體反復。因此，以城市化率為標志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是這些國家和地區“民主轉型”是否成功或是否比較穩定的重要相關因素。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較高水平的城市化率，如達到70%以上，是能否實現比較順利和穩定的“民主轉型”的經濟社會方面的必要條件，是實現順利和穩定的“民主化”的一道門檻。
與世界各國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普遍規律相同，城市化率是衡量我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社會結構變化的重要指標。我國改革開放之初的1984年，當年城市化率為23.01%，到2011年我國以常住人口計算城市化率已經到達51.27%。如果在未來較長時期內，我國經濟能夠保持6%左右的增長速度，我國達到75%的城市化率，完成“三步走”經濟發展戰略，達到中等經濟發達國家水平，從現在起還需要40年。到那時，經濟基礎方面的巨大變化，必然對我國的政治體制提出新要求，政治體制本身也將具有更大改革空間。建國百年之時，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將會有更大選擇余地和發展空間，在更大范圍和程度上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將具備基礎性的條件。（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