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先生曾說：“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這被稱為“錢學森之問”。對於這個問題，國內科技界和教育界的許多學者都嘗試回答，給出了一些很有啟發性的答案。
今年1月，我有幸訪問了加州大學系統中3所研究型大學，分別是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UCSB）、洛杉磯分校（UCLA）和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有機會與三校一些參與管理和領導工作的教師對話，深入了解其教育體系的方方面面。其中，大學如何培養拔尖創造型人才是我所關心的主題。針對錢學森之問，我所訪問的學者們都給出了他們的回答。如果說對於我們而言“錢學森之問”還是一個問題，那麼對於他們而言這已經是經驗之談了。
第一位學者是讓·克羅斯基，他是伯克利校長的國際事務特別助理，也是上屆學術委員會主席。克羅斯基教授是一名材料學家，每年都為伯克利的新生開設跨學科新生研討課“音樂中的材料”。在研討課中，他們一起拆開小提琴、鋼琴等，研究不同材質的琴弦、不同材料的琴身產生的不同聲音，從物理學、材料學和音樂三個維度引導學生從不同角度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在談到如何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時，克羅斯基教授講了他的教學故事。
在他的專業材料科學課上，有一名優秀的學生課后找到他，說：“教授，我要特別專注學習納米科學，在我40歲時成為一名優秀的納米材料工程師。”他的回答是，“孩子，在你40歲時，納米科技的人才已經飽和，這門技術已經沒有什麼潛力了，你有可能找不到工作”。那名學生聽到這個回答，沮喪地離開了。
過了幾天，那個學生又來找他，問老師，“那麼，在我40歲時，什麼科技會比較有潛力，會更需要人才呢？我現在要更加專注學習哪個領域的知識？”
他認真地看著這個學生，慢慢地說，“孩子，我也不知道，你可以自己找到答案。”
克羅斯基教授對錢學森之問的回答就在這個故事裡，他的意思是要挑戰學生，這樣學生才能超越教授，超越既有的知識范式。我問克羅斯基教授，在伯克利有多少教授這樣挑戰學生？他的回答是，在伯克利的教師中這是常識。
第二位學者是泰勒·斯托沃教授，他是伯克利文理學院負責本科生教學的院長，本身的學術領域是法國史。在談到如何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時，他認為有三點非常關鍵。
第一是跨學科的教學。跨學科的知識背景幫助學生從不同角度看待問題，幫助學生超越既有知識范式去思考。在伯克利的本科教學安排中，有新生研討課、偉大思想課程、線性跨學科課程計劃、輔修/雙學位教育以及獨特地將跨學科教育和本科生科學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跨學科研究領域本科專業”。這些制度結合起來共同實現這一目標。
第二是大學的考試。大學的考試中應該有一些題目具有開放性答案。這樣的考試學生要想得A+，伯克利同事們的標准是，學生必須發現並且闡釋一些對於教授而言新的觀點，並且找到材料支持自己的論點。在一開學，所有學生都知道這樣的標准。這樣的考試成為對學生普遍的挑戰。
第三在於如何配備師資。當伯克利有一名教授退休后，學校需要引入新的教授，他最好與退休的教授不同，能夠帶給學校新的研究思路和視野，開出新的課程，幫助教師和學生從新的角度理解和思考世界。
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兩面臨海，風景十分秀麗。這所高校有一個特殊的本科學院名為“創新學院”，本質上是一所住宿學院。這所學院成立於1967年。雖隻有47年歷史，它卻已經培養出1名諾貝爾獎得主——200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卡羅爾·格雷德。創新學院培養出來的其他杰出校友有很多，格雷德只是一個代表。
創新學院現任院長為古生物學家布魯斯·蒂凡尼。當我問他“創新學院”如何培養學生創新能力時，布魯斯回答：創新能力不是培養出來的，每一名學生天生就有創新能力。
創新學院努力將創新能力強一些的人選出來，給他們提出更高挑戰，並讓他們在大學親自參與到創造進程中，使其創新能力及早開始呈現。挑戰和參與創新是創新學院的核心哲學，這些核心哲學已經開出了絢麗的花朵。
加州大學幾位學者對“錢學森之問”的回答，提醒我們持續反思我們的教育：回答錢學森之問的教學策略，是否超越了孔夫子“因材施教”的傳統束縛呢？“因材施教”強調了“教”的因素，強調了既有知識的權威和束縛，但忽略了學習者要成為什麼人。韓愈《師說》中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但老師，是否更應該成為學生的挑戰者？我們是否給予學生足夠的挑戰？是否激發起他們的好奇心、持續的學習和探索欲望？是否使他們具有了生機勃勃的學習動力和生命力？當他們具有不同於傳統的構想時，我們如何保持寬容並提供足夠的支持？
（作者系北大元培學院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