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的快速增長已是不爭的事實。據國家統計局數字，截至2012年，全國企業法人單位共8286654個，其中私人控股法人單位6552049個，佔總量的79%。對於這樣一種前所未有的經濟現象，採取回避的態度或者簡單化的態度都是不對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對這一重大現實問題應當給予徹底唯物主義的回答。這不僅有利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也有利於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
絕大多數民營企業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組成部分
民營企業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私有經濟，肯定具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的基本特征，這是不必為了和氣而刻意諱言的事情。但是，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借用廣義相對論的話說，就是在不同的“重力場”中，它還要發生“畸變”，即可能生出某些新的性質，因而其歷史作用也可能發生變化甚至根本性的變化。
這樣的事情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比如近代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恰如毛澤東所說，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前，它“屬於舊的世界”，而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后，它就成了“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7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中國的民營企業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中國共產黨扶植起來的經濟成分。它從一出生，就與中國的社會主義存在割不斷的血緣關系。沒有黨和政府的特定政策，就沒有民營企業﹔沒有數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民營企業在經濟、政治、文化上就沒有立足之地﹔沒有全社會的人才、資金、資源和市場的支持，就沒有民營企業的發展﹔沒有黨和人民的哺育和教育，就沒有而今已然成才的民營企業家。民營企業的這種“出身”和成長經歷，賦予它以迥然不同於資本主義世界私營企業的新的性質。這一新的性質，就是天然地帶有社會主義的因素。有一種現象很能說明問題，就是不少民營企業家擁護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熱心於為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而興辦的各種公益事業。例如今年的中國企業家文化年會，就是以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為主題，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其是之謂也。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是一種辯証的關系。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就要根據生產力受國內外條件的影響而發生的變化，不斷地進行自我調節。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可以說是我們黨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條件下對我國生產關系作出的一種選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隻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沒有變，中國經濟、社會的社會主義基本性質就沒有變。隻要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性質沒有變，民營企業的存在與發展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為了向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形態過渡而准備必要的物質存在條件。
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在國際市場中都不免要和國際資本打交道。國際資本的本性是無限擴張。而今日的國際資本，則將這種擴張推到了危及全人類的極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威廉·恩道爾在《目標中國》一書中明確指出，目前全球共有4萬多家跨國公司，其中1300家構成全球經濟的核心，而其核心的核心則是被稱為全球卡特爾聯盟的150家大公司，例如洛克菲勒家族、喬治·布什家族、杜邦家族、比爾·蓋茨家族等等。這些國際資本的寡頭視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世界人民如草芥或糞土，它們憑借其雄厚的經濟、政治、軍事、科技、文化實力，不但要控制全球的市場，而且要控制全球的一切，包括糧食、人口和環境。就其專制、獨裁的廣度、深度來說，恐怕世界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君主都難以望其項背。在中國，除少數靠出賣國家利益獲利的買辦企業之外，包括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在內的民族企業，都正在面臨它們的嚴重威脅。隻要你有了一點兒自己的核心技術，隻要你在國際市場上表現出了幾分活力，它們就會伙同其控制的政府，欲置你於死地而后快。在這方面，華為、通領、TCL、尚德、英利、天合、三一重工等優秀民營企業的感受也許會更加深刻。主要矛盾決定事物的性質。既然國際資本是最主要的挑戰對手，民營企業要生存要發展，就必須站在國有企業一邊，站在社會主義祖國一邊。
不同於西方民營企業的新質，在社會主義發展歷史進程中的特殊功能及其面臨的主要矛盾，就是我們肯定絕大多數民營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組成部分的根本依據。
民營企業必須依靠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
有些經濟學家好為人師。他們經常“教導”民營企業說，社會主義不好，如果經濟上實行徹底的私有化，政治上建立起資產階級當家的“憲政民主”，你們不就如魚得水，可以高枕無憂了麼？乍聽起來，這話似乎美妙得可以令人陶醉，遺憾的是說得太晚。倘若說在1840年以前，可以說是一句實話﹔倘若說在1840年以后，大抵就是一句空話﹔倘若說在今天，就是一句包藏禍心的謊話。
為什麼這樣說呢？就是因為1840年的鴉片戰爭改變了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的走向。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斯塔夫裡亞諾斯在其《全球分裂》一書中指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有一個局部到整體的形成過程。國際資本首先佔領美洲地區和非洲外緣地區，繼而征服非洲內陸和亞洲的印度等國。但是，這個時候，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還不能算是完整的，因為中國這個東方大國還在其“王土”之外。1840年6月的鴉片戰爭，則導致國際資本對於中國的征服。而對中國的征服，則表明資本主義已經“合龍”為完整的世界體系。
在這個體系中，國際資本居於中心位置，而中國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則處於邊緣地帶。中心與邊緣的關系，是主宰與從屬的關系、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刀俎與魚肉的關系。這種關系的形成，標志中國已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也標志人類歷史進入了世界歷史的階段。
在這個體系形成之前，假如中國的民族資本能夠獲得足夠的時間和動力，則可能由萌芽而不斷發展壯大，直到建立起一個獨立完整的資本主義國家。然而，正如俗話所說：“過了這個村，就再也沒有這個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形成，使得中國完全失去了這樣的歷史機遇。
毛澤東曾經深刻指出：“要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首先是國際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不允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就是中國的近代史。” （同上，第679頁）孫中山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先生以其畢生精力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是為了在中國建立一個獨立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由於道路選擇、制度安排的一致性，使得他一度幻想得到國際資本的支持。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以后，當時正在美國籌款的孫中山並未直接回國，而是特意取道歐洲，去尋求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支持和經濟援助，結果是無一例外地吃了閉門羹。及至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按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起中華民國以后，又多次致電歐美各國懇請外交承認，但是同樣均遭拒絕。相反，國際資本卻看中了反對憲政民主、醉心復辟帝制的袁世凱。1912年，袁世凱剛一竊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各國公使便紛紛登門道賀。袁府門前，一時間車騎雍容，煞是熱鬧！那麼，國際資本為什麼會在價值取向上拋棄同類而青睞異類呢？就是因為袁世凱的帝制能給他們帶來好處，而孫中山的憲政卻是為了中國的富強。哪裡有什麼“普世價值”呢？國際資本的所欲所求，第一是實惠，第二是實惠，第三還是實惠。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這就是國際資本的邏輯。不惟政治領域如此，經濟領域也是如此。張謇是惟一一位由狀元“下海”的企業家，中國紡織業的重要奠基者。1953年，毛澤東曾說：“講到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從1896年起，張謇在家鄉南通創辦了大生紗廠等幾十個近代企業，一時間如火如荼，竟使得南通這個偏僻落后的小城一躍而成了“中國近代第一城”。然而，在國際資本和國內封建勢力的打壓下，不到30年的光景，大生各廠便紛紛倒閉。垂暮之年，回首往事，張謇不禁對天長嘆：“嗚呼！覆巢之下無完卵，野老洒淚江風前。”穆藕初則是留美碩士，最早翻譯了泰勒的《科學管理法》，被今人稱為中國第一個經商的“海歸派”。他所創辦的德大、厚生、豫豐等紗廠，也曾一度興旺發達。1939年和1940年，毛澤東曾兩次提到要發揮穆藕初在抗日統一戰線中的作用。1943年，穆藕初逝世，董必武代表中國共產黨送去挽聯，稱其為“才是萬人英，在抗戰困難中，多所發明，自出機杼﹔功宜百代祀，於舉世混濁中，獨留清白，堪作楷模。”盡管穆藕初的個人才質如此優秀，在國際資本支配中國經濟的時代，他所興辦的實業也難逃失敗的命運。痛定思痛，他曾大聲疾呼：“對內急應鏟除建設之各種障礙（按：指封建勢力和官僚買辦勢力），對外則應解除帝國主義對中國之束縛。”有些事情就是如此奇巧。這位曾出任過國民政府工商部次長、明確主張反共的企業家，對於中國國情得出的認識竟然與中國共產黨相差無幾！
讓我們再來看一看北洋軍閥統治時期3個煤礦的經營情況。一個是山西陽曲保晉公司，系民族資本﹔一個是山東棗庄中興公司，系官僚資本﹔另一個是河北唐山開灤公司，系國際資本。每生產1噸煤，陽曲保晉的成本為2.021元，稅捐為1.731元，佔成本的86%﹔棗庄中興的成本為2.025元，稅捐為0.2元，佔成本的10%﹔唐山開灤的成本為1.5元，稅捐為0.2675元，佔成本的18%。懸殊的稅捐，正是國際資本和官僚資本擠壓民族資本的重要手段。在這樣一種極端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中，民族企業哪裡還有什麼生存的空間！
有人或許要問：照你這麼說，國際資本是不允許第三世界沾資本主義的邊啦？當然允許，不過必須是依附式的資本主義，打工仔式的資本主義，任國際資本呼奴使婢、隨意宰割的資本主義。這樣的資本主義，其實不能叫資本主義，而應當叫作國際資本的附庸。近年來，有些經濟學家之所以不遺余力地兜售新自由主義，並且跨學科地鼓吹“憲政改革”，絕不是要給民營企業的發展鋪路架橋、保駕護航，而是要讓中國淪為披著資本主義憲政外衣的西方附庸，從而為國際資本擠壓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獨佔中國的資源和市場搖旗吶喊、鳴鑼開道。謂予不信，大家可以在互聯網上搜索他們的蛛絲馬跡，從中不難發現他們與國際資本或明或暗的千絲萬縷的聯系。如果他們的圖謀得逞，民營企業的命運將比當年張謇、穆藕初的企業更加悲慘。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近30多年來民營企業發展的經驗，近代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慘痛記憶和20世紀“拉美陷阱”、“蘇東悲劇”的前車之鑒，所有這一切，都在明確指示我們：國際資本的俱樂部進不去，獨立的資本主義搞不成，依附式的資本主義要不得，剩下的就隻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條路可走。
如果我們將新舊中國作一對比，便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社會主義的好處。舊中國的統治者之所以害怕西方列強，抵擋不住國際資本的軍事、經濟、政治、文化侵略，根本原因在於他們失去了民心，煢煢孑立、形影相吊，處於極端虛弱、極端孤立的地位。國人的大多數已經得罪得幾近精光，又哪裡再敢去得罪洋人呢？新中國則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實行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國家，因而獲得了最為廣泛、最為深厚的社會基礎。“籬笆扎得緊，野狗鑽不進。”這樣一個人民是主、人民做主、人民擁護的政權，是任何外部勢力都奈何不得的。如果國際資本膽敢以政府的名義欺負中國的民營企業，我們的政府完全可以對這種欺負實行有效的反欺負，而根本沒必要害怕什麼。舊中國的經濟是一盤散沙。小農生產方式落后，民族工業力羸氣弱，官僚買辦資本吃裡爬外，幾種經濟成分疊加，不但總體軟弱，而且根本形不成任何合力，這就是舊中國經濟敵不過國際資本的軟肋。目前，中國雖然實行市場經濟，但是它不是一般的市場經濟，而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國家在經濟運行中的宏觀調控能力，都在基本面上消解著市場經濟的固有缺陷，從而能夠有效調動和聚集經濟資源，做到全國上下一盤棋，同心同德辦大事。這是國際資本過去沒有將來也必然沒有的巨大優勢。正是憑借這種優勢，我們幫助香港在20世紀平安渡過東南亞金融危機﹔正是憑借這種優勢，我們將2008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消極影響降到了最低程度﹔正是憑借這種優勢，我們創造了汶川、玉樹抗震救災的世界奇跡！完全可以肯定，隻要我們頭腦清醒、意志堅定、應對得法，完全可以憑借高度的國家動員力和經濟凝聚力，在國際市場中幫助民營企業戰勝來自各方國際資本的擠壓和挑戰。歸根到底一句話，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自主的社會主義祖國，就是民營企業生存、發展的堅實保障和強大后盾。
民營企業應當自覺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民營企業與全社會的關系，是小河與大河的關系、毛與皮的關系。大河干涸，小河豈能獨滿？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自覺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為祖國、人民所必需，也是民營企業發展的內在要求。
一是要在企業內部努力增加社會主義的因素。民營企業盡管是私營企業，盡管要遵從資本發展的一般規律，但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就要多少有些社會主義的表現。比如在企業管理上，應當對工人多一些尊重、多一些關愛、多一些對他們自身發展的長遠設計和安排。馬克思說,資本從頭到腳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社會主義國家的民營企業絕不能做那等粗鄙、野蠻的事情。浙江有一個民營企業，叫中天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曾連續多年被評為全國優秀建筑企業。早在10年前，這家公司對於工人的各種待遇就走在同行業的前頭。比如，工人的中、晚自助餐不得少於10種菜（葷菜不得少於5種），工人家庭有困難給予特別救助，工地的活動板房必須防火且裝有空調，工人晾晒衣服的場所必須上有頂棚下有滲水磚，每位工人都要根據工種或特長進行有計劃的技術培訓……企業尊重、關愛工人，工人也熱愛、維護企業。工人一旦進了中天，便絕少“跳槽”，更多的是與公司簽訂終身合同，也就是將中天當成了自己的家。民營企業都應當像中天那樣，尊重工人的主體地位和基本權益。
時下有一個流行很廣的俗語，叫作“土豪”。意思是有些老板由於素質低下，而以一擲千金、揮霍無度顯示自己身份的高貴。這是一種令人失望的現象。舉凡為富不仁、為富不誠、為富不端、為富無行之類，都是干擾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負能量。很明顯，“土豪”之豪來源於初次分配的懸殊。有一個企業的老板，年薪一直高得驚人，最高紀錄曾達6600萬元，大約相當於同年北京一個保潔工年薪的7000倍。也就是說，1個保潔工從黃帝時期干起都不行，要從河姆渡氏族公社時期干起，才能與這個老板1年的收入持平！這個案例從反面提醒我們，在初次分配中必須把公平落到實處。老板的薪金當然可以比工人多拿一些，但是多到幾百倍甚至幾千倍，便遠遠越過了公平的底線。這樣的初次分配，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帶來的不是光榮而是恥辱。7年前，我曾問過中天的董事長樓永良：你的企業為什麼發展得這麼快？他的回答非常簡約：“財聚人散，財散人聚。”應當說，這是悟得經營真諦的智者之言。初次分配懸殊，一則直接消解工人的勞動積極性，導致生產效率和生產質量低下﹔二則導致內需貧乏，直接阻礙企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總之，初次分配的公平度關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興衰，無論是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絕對不可以等閑視之。
二是要自覺尊重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之為社會主義的根本經濟依據，而國有企業則是公有制經濟的核心。尊重國有企業，就是尊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是尊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能否認，在市場競爭中，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之間存在矛盾，有時甚至是很尖銳的矛盾。正是利用這種矛盾，有些經濟學家捭闔其間，吵嚷著要“國退民進”。問題在於，國退就能民進麼？在西強我弱的國際經濟格局中，國退的結果絕不是民進，而是國際資本的跟進。國際資本一旦由“進”而“大”，佔據主導、支配的地位，民營企業就失去了保護傘或防火牆。我們怎能上這樣的當呢？挖國有企業的牆腳，就是自毀大廈﹔擠壓國有企業的空間，就是自斷生機。對此，民營企業的認識一定要清醒。與此同時，還應當看到，如今的國有企業，除少數處於關鍵領域的以外，大多實現了投資主體多元化，與民營企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復雜聯系，企業在利益上的一致性日趨顯著，這是擴大合作、減少內耗的基礎性條件。說到底，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矛盾，是自家的矛盾、兄弟之間的矛盾。即使是這樣的矛盾，也不值得鼓勵，而必須進行有效的化解。民營企業要從維護國家安全、保衛國家經濟命脈的高度，尊重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使國有企業更好地發揮主導作用。國有企業則應幫助民營企業實現制度升級、增強創新能力、改善發展環境，特別是在民營企業遇到困難時，更要及時地出以援手。“兄弟阋於牆，外御其侮”，這是處理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之間矛盾的底線。
三是要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勇於擔當是中國商人的一個好傳統。早在公元前627年，就有鄭國商人弦高用4張牛皮和12頭牛計退秦軍，使自己的國家免遭侵略的故事。須知在春秋時期，4張牛皮和12頭牛可是一筆相當可觀的財富。近代著名僑商陳嘉庚一生追求進步，慷慨贊助舊民主革命、抗日戰爭和中國人民的解放、建設事業，堪稱愛國企業家的光輝典范。在今天，民營企業家更應當以民族大義為重，以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為重，積極用企業的經營成果回報祖國和人民，甚至在國家民族需要的關鍵時刻勇於奉獻和犧牲。隻有這樣，才能真正表現出社會主義國家民營企業的美德，才能充分彰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這方面，中國泛海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就是一個榜樣。這個企業的董事長盧志強認為，民營企業既是自負盈虧的經濟組織，又是回報人民的社會實體。財富的積累過程，也是社會責任不斷加大的過程。從根本意義上看，“民營企業也是天下之公器”。這是一位民營企業家的大覺大悟，這是超越資本束縛而進入的一種高蹈輕揚的境界。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認識高度，在汶川抗震救災中，他的企業、他的員工以及他個人，共捐出人民幣2.285億元，位居全國民營企業捐獻之首。
如今，國家、地區、單位和個人都在努力增強文化軟實力。可以說，民營企業對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認同程度和踐行程度，就是其文化軟實力所能達到的高度。企業的內部管理越是以人為本，企業的市場經營越是尊重國有企業，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越是自覺積極，企業在中國以至世界人民中間的信譽度和美譽度就越高。信譽度和美譽度越高，企業的發展空間就越大。由此看來，自覺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企業、職工、國家“三贏”的好事。何樂而不為呢？
然而，也有人可能會想：堅持、擁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固然很好，但是再來一次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怎麼辦？這種擔心是沒有根據的。必須充分肯定，20世紀50年代進行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是一場偉大的社會變革。沒有這種改造，就不可能在舊中國的廢墟上建立起嶄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而沒有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包括今日民營企業在內的一切發展成就都無從談起。事實正如鄧小平所說：這種改造的成功完成，“是我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最光輝的勝利之一。”（《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86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然而，今日之日已不同於往昔之世。今日的民營企業是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得到鞏固的前提下，我們有能力抵御國際資本控制的前提下，為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發展而培養起來的經濟成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沒有結束之前，中國共產黨不可能在某一天早上宣布民營企業收歸全民所有。當然，從歷史的長河來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畢竟是一個過渡階段，社會主義畢竟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最終進入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也就是說，私有制經濟終將轉變為全民所有制經濟。至於這一歷史進程如何演進，因為它屬於比較遙遠的未來，我們不可能像“先知”那樣作出具體的描畫。但有一點是可以明確肯定的：即使到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之時，以至到了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實現之日，所有進步民營企業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重要貢獻也絕不會磨滅。你們的一切努力都將像榮氏企業一樣，化為一座豐碑，永遠矗立於歷史的時空。
（作者：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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