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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桓:防反彈要正確認識儉與奢

2014年02月10日08:18   來源:北京日報

原標題:析“由儉入奢易 由奢入儉難”

  本文語萃

  ●人生來都有過好日子的願望,改善生活,由儉入奢自然容易被接受﹔而丟掉已經得到的一切,由奢入儉,在習慣上、心理上都難以適應。在這方面,清末八旗子弟的沉淪大體可為佐証

  ●由奢入儉固然不易,也並非不能做到。在黨的歷史上,許多富家子弟在決心投身革命之際,就在“奢”與“儉”之間毅然作出了選擇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在談到進一步加強作風建設、防止不正之風反彈時,引用了“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古訓。這句話出自司馬光的《訓儉示康》,大意是從節儉變得奢侈容易,從奢侈轉到節儉則很困難。這十個字凝聚了中國古代治國理政、修身齊家的寶貴經驗,對今天干部堅持為民務實清廉,抵制奢靡之風,確實不無裨益。

  崇尚節儉、力戒奢侈,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價值取向。古人強調,事業要勤勞,生活需節儉。《左傳》甚至講“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這個道理很簡單:沉湎於物質享受,必然玩物喪志,不可能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古代聖賢大都能在事業、生活上做到克勤克儉:大禹為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吃粗米飯,喝野菜湯﹔諸葛亮牢記“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以朴素艱苦的生活砥礪斗志,實現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們成就了事業,也樹立了以嚴於律己促進事業成功的榜樣。相反,一些封建統治者喪權亡身,也往往與無休止地追求享受有關。生活上的奢靡荒淫是與政治上的昏庸殘暴相伴而生、惡性循環的。整日陶醉於香脂粉黛、酒池肉林之中,哪會想得到社稷江山、黎民百姓!發展下去,勢必不勤政、不問政、不早朝,以至把國是當兒戲。當封建統治者奢靡、腐朽到極致之日,就是自取滅亡之時,他們離馬嵬坡和大澤鄉也就不遠了。“歷覽前人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這是非常深刻的教訓。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這十個字的睿智之處,還在於解釋了“儉”與“奢”轉化的辯証法。人生來都有過好日子的願望,改善生活,由儉入奢自然容易被接受﹔而丟掉已經得到的一切,由奢入儉,在習慣上、心理上都難以適應。在這方面,清末八旗子弟的沉淪大體可為佐証。八旗是清朝的一種軍事建制,驍勇善戰,孩子生下來就放在馬上鍛煉,個個了得,為打江山立下了功勞。然而定都北京后,種種特權毀了八旗子弟,他們早已遺失了父輩的進取精神和斗志,無所用心,終日提籠架鳥,出入酒肆茶館,以賭博斗雞、聽戲捧角為樂。及至清朝滅亡、家道中落,很多人已經陷得太深,積習難改,滿足於“從前闊”的幻想裡,沒有轉變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以至后來在人們心目中,“八旗子弟”成為一無所能的公子哥、坐吃山空的敗家子的代名詞。

  不過話說回來,由奢入儉固然不易,也並非不能做到。在黨的歷史上,許多富家子弟在決心投身革命之際,就在“奢”與“儉”之間毅然作出了選擇。從十裡洋場來到黃土高原,從高樓深院、湖光塔影到茅屋草棚、土炕油燈,他們適應艱苦生活的過程,也是升華人生境界、錘煉革命意志、改變既有生活方式的過程,很多人成為優秀的革命者。新中國成立后,不少已經功成名就的學者,放棄國外優越的生活條件,回到貧窮的祖國,獻身科技。從繁華的美國大城市到中國西北荒寂的沙漠,這是多麼大的落差,然而鄧稼先等一批科學家堅持住了,因為一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支撐著他們。這說明,人們的生活方式、生活觀念、消費水平是與精神追求、價值觀緊密相連的。在崇高理想的鼓舞下,人們是可以適應艱苦生活,乃至改變生活方式的。

  今天,我們品味“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可以有兩點啟示。第一,崇尚節儉、力戒奢侈,並作為經受“四大考驗”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共產黨人是擔負遠大使命的,南湖的航船已經航行了90多年,可是遠遠沒有達到彼岸。從現在起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再到2050年基本實現現代化,我們黨至少還需要帶領人民艱苦奮斗幾十年。越是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共產黨人越是要講艱苦奮斗。鑒於此,更必須提倡艱苦奮斗的思想、勤儉辦事的作風、朴素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此作為抵御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侵襲的精神堤壩。事實說明,奢靡之風嚴重損害黨的戰斗力,奢靡之習可以毀掉一個人。一些腐敗分子的墮落,也常常是從過度追求享受開始的。由享受、奢華到貪婪,進而不擇手段地佔有和掠奪國家資產和人民血汗,這是許多腐敗分子自我毀滅的軌跡。第二,掃除享樂主義、奢靡之風要克服模糊認識和心理障礙,以自覺的行動堅持下去。多年來,有少數人把違規的“三公消費”當作待遇補償,甚至當作一種生活習慣了,因此整頓不合理的“三公消費”,取消實行多年的一些辦法,有些干部要經歷一個思想上、生活上、心理上的適應過程。要防止出現反彈,就要徹底解決思想、態度問題。

  由奢入儉難,卻必須嚴格實行。

  其一,干部對物質生活水平要有合理的定位,按照標准和規矩辦事。今天掃除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整頓“三公消費”,只是建章立制,消除違規的部分,不是要回到節衣縮食的生活環境中,更不會大幅度降低干部生活水平。因此,“反腐敗是反福利”的說法,無從談起。在制度和政策范圍內,干部的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會得到保護,超出標准和規矩的行為是不允許的。按照規矩辦事、執行標准就可以說達到了“儉”,這種“儉”有助於去官氣、接地氣、強精神、健身體,何樂而不為呢?

  其二,強化自己的精神需求,在“幸福指數”中增加“精神充實”的權重。根據需要層次理論,人的需要是多方面、有層次的,更高級的是精神方面的需要,需要本身無法抹殺,但是可以調節的,高級需要可以支配低級需要。人所以有偉大與平庸、崇高與卑劣之分,不在於先天需要的差異,而在於是否能夠善於調節自己需要,提高需要的層次。古往今來,一切杰出的、有所作為的人士都是精神上的強者和富翁,而不是低級需要的俘虜。“簞食瓢飲,回也不改其樂”,因為精神信念支撐著他。如果黨員干部在精神方面有更高的追求,把強國富民作為目標,選擇健康、科學、文明、朴素的生活方式,適當地、理性地消費,完全可以在精神需求和物質享受之間找到平衡。如此,干部保持節儉會成為習慣、全黨拒腐防變的能力會極大增強,作風建設會收持久之效。

  (作者為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兼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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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朱書緣、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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