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必須開放，開放需要改革，這一改革與開放的邏輯，貫穿我國35年改革開放的歷程。無論是應對全球化新形勢的挑戰，還是解決我國改革的深層次矛盾，以開放促進改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關於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部署意義深遠。
全球化開啟經濟發展新模式。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世界經濟出現了重要的變化。經過戰后20余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到70年代，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美國之后，相繼進入“后工業化”時代。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以航天技術、通信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蓬勃展開，一方面推動了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升級，另一方面為全球生產體系提供了堅實的技術基礎。發達國家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迅速發展，一些勞動密集型傳統制造業、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產業日益衰落。一些大型跨國企業開始尋求海外加工基地，一般制造業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轉移。跨國公司所推動的生產全球布局，形成了一種以國際分工為特征的新生產方式。生產要素、商品與服務在不同經濟體之間自由流動，從而實現全球范圍內的資源最優配置，在全球的先進技術水平上利用全球的資源，極大促進了生產力水平的提高。
擺脫落后唯有開放。經濟全球化推動了全球經濟快速發展，一些發展中經濟體率先在全球化中得益。韓國、新加坡和我國香港、台灣地區先后利用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機遇，推行出口導向戰略，國民生產總值以年均10%左右高速增長，迅速走上工業化道路，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騰飛，被稱為“70年代的經濟奇跡”。20世紀80年代后，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全球化的生產方式，迫使幾乎所有的經濟體採用市場經濟方式，參與到全球經濟體系中去。這一點在中國改革開放10年后，東歐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得到証明。
開放必然促進改革。始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首先需要解決人民生活貧困以及社會主義優越性何在的問題，解決這兩個問題的唯一途徑是發展經濟。從農村包產到戶到國有企業放權讓利，中國開始了體制內的改革。廣東的改革邏輯有所不同，依托中央賦予的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通過承接香港、台灣的產業轉移參與國際產業分工，以經濟開放推動制度層面的改革。開放是改革的必然驅動力，因為市場經濟是參與國際產業分工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制度基礎。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實質上是對經濟全球化這一新生產方式的適應。開放所要求的國際接軌，推動了廣東的市場化改革。改革開放先行一步使廣東經濟率先發展，從1985年起經濟總量一直保持全國第一。廣東開放經濟的成功促進了我國的對外開放。
加快開放模式轉型升級。中國的開放從廣東開始，廣東的開放模式形成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當時我國經濟落后，外匯短缺，但勞動力有優勢。在這一背景下，我國借鑒“四小龍”發展經驗，採取出口導向的開放戰略，創造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但隨著我國收入水平提高，出口導向和成本競爭的開放模式所依托的條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是我國生產能力結構性過剩而內需增長滯后﹔二是外匯收入盈余的負面影響突出﹔三是勞動力、土地等各類要素成本優勢不再，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約束強化。從國際環境看，發達國家制造業出現回流趨勢，世界經貿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在這一新形勢下，進一步推動開放型經濟模式從出口導向向多元平衡轉變，從成本競爭向創新競爭轉變，從政策推動向制度構建轉變，促進國內外市場融合，提高開放經濟水平，已刻不容緩。
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全球化下生產要素流向高效率區域，使不同經濟體的經濟制度處於全球競爭之中。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目標，是不斷提高我國經濟制度的效率，以開放促進改革的深化，推動開放型經濟轉型升級，增強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實質，是適應全球化這一生產方式的不斷演變，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核心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放寬投資准入、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擴大內陸沿邊開放等一系列舉措，正是在這一原則上的改革深化。（作者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