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吳曉東
人物檔案
郎咸平，著名經濟學家
對話背景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新一輪改革。一向直言不諱、以“危機論”著稱的郎咸平一反常態，積極評價了中央為推進改革所作出的努力以及成效，並在其新著《改革如何再出發》中對改革前景持謹慎樂觀的態度。
郎咸平為何突然“轉向”？對此，他在書中指出：“作為一個中立而且負責任的學者，對於政府正確的經濟決策我當然給予肯定。我對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這個《決定》（即《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均簡稱《決定》）必須給予正面評價。”
中國青年報：你在書中反復強調，改革必須厘清“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邊界，這也是許多學者一直在呼吁的。你覺得應該如何厘清這三者的邊界？
郎咸平：的確，我早在2012年5月20日就在貴報上發出拋棄“政府辦市場”的改革呼吁，現在也有一些學者開始強調“要厘清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邊界”。
關於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什麼意思？就是讓政府最大限度地退出市場，通過實行統一的市場准入標准，透過負面清單制度，來實現“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對此，我在新書中透過8個圖表進行了全新解讀。
關於政府和社會的邊界，我認為，一個健全的社會一定是政府承擔公平責任和能夠自我治理充滿活力的社會。政府該承擔公平責任的部分，比如教育、醫療、住房、養老，最應該避免的就是“過度市場化”。而應該由社會自我治理的部分，政府過去習慣於大包大攬，既然大包大攬，你就要承擔全部責任，所以百姓形成了出問題就找政府的習慣。在這裡，我就問了，你有那麼大能耐把一切事都辦好並讓每個老百姓都滿意嗎？你為什麼要把一切責任都主動攬到自己身上？因此，要厘清“政府與社會”的邊界，就必須下放權力給社會，沒有別的辦法。
中國青年報：2013年9月成立的上海自貿區受到公眾和媒體的廣泛關注，被認為是政府進行金融改革的一個突破性嘗試，也被寄予了很大希望。對此你怎麼看？
郎咸平：這種改革的魄力我個人是支持的，我認為就需要做一個試點，搞清楚是不是我們過去對金融管得太嚴了，是不是太多利益集團阻礙了金融的改革？我們倒是希望能夠在這樣一個小地方，一個自由貿易區裡面嘗試在沒有監管主體、沒有利益集團牽制的條件下，搞出一個更好的體制來。
中國青年報：繼2013年6月北京出租車漲價之后，北京的地鐵最近也在醞釀漲價。對北京市民普遍反映的地鐵擁擠、打車難等問題，你認為靠漲價可以解決嗎？
郎咸平：我們先以下水道為例，為什麼一下雨就積水，你不能怪下雨是不是？原因隻有一個，就是你的下水道系統出了問題。同樣的道理，市民出行不方便不是因為價格太低，而是因為我們的交通系統存在缺陷。
舉個例子，你猜一下，北京地鐵總長度是多少？456公裡。可以說，這是全中國地鐵最密集的了。可是我拿另外兩個大城市相比，人口也和北京差不多的，紐約和東京，紐約地鐵長度1300公裡，是北京的3倍﹔東京更可怕，是北京的4.5倍。因此，地鐵長度我們是嚴重不足，不但長度嚴重不足，而且規劃也不夠科學。北京市的地鐵是格子狀的，從“睡城”到市中心，你得換兩趟車，浪費時間不講，還浪費資源。
中國青年報：對“單獨”家庭開放二胎政策，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歡迎，有些專家說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人口老齡化壓力，繼續享受人口紅利。對此你怎麼看？
郎咸平：我本人當然支持單獨二胎政策了，因為於情於理於法，這是走上了正確的一步。
我認為老齡化問題並不可怕，重要的是生產力的持續提高。隻要提高生產力，不但可以解決老齡化問題，解決經濟增長問題，甚至可以更有效地推動整個社會進步。對此，我在新書中詳細介紹了美國是如何透過降低成本和技術創新來發展制造業、提高生產力水平的。解決中國目前的經濟問題，提高制造業的競爭能力，進而大幅提高中國的生產力，也能夠把我們擔心的老齡化問題和城鎮化問題給解決了。
中國青年報：你認為目前改革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什麼？
郎咸平：改革的對象包括手握各種審批權的人，因此，改革需要政策公開，媒體可以不厭其煩地宣傳政策，也可以不厭其煩地曝光政策執行不力的政府部門。我看媒體監督非常管用。再者，不是還有紀檢監察系統嗎？不斷巡視，我認為巡視權力下放落實情況比巡視腐敗還重要，沒有權力哪來的腐敗，這才是釜底抽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