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養琰：以史為鑒 把改革進一步深化下去

過去一年，從大環境上看，“中國夢”點燃了中國的熱土：強國夢，復興夢，航天夢，海洋夢……夢夢相扣，催人奮進，中國在翹盼，中國在逐夢。

2013年，我也在逐夢，我的夢有的已經實現，有的將要實現，有的期望實現。在這一年中，我曾夢想，多讀點書，讀點好書﹔與過去不同的是，這一年我有選擇地讀了一些史書和古書，讀史使人明智，我的確從中感受良多，受益匪淺。“以史為鑒”這是至理名言。對我來說，以下幾個問題更為關注。

三國時期，楊修主持為曹操興造一座“相國門”，開始就搞得富麗堂皇，巍巍壯觀﹔曹操見后，命人在“相國門”上寫個“闊”字，楊修領悟后，隨即從簡改建。明末李自成到了后期，自以為江山在握，該享樂了，於是朝野上下，天天“過年”，結果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騰，民變四起，最后以失敗而告終。前些年，在社會裡廣泛流行著“闊綽風”、“吃喝風”、“公費旅游出國風”，有的企業因經營不善已危如累卵，仍送往迎來，杯盞交錯，投桃報李，照樣安之若素。歷史反復証明，任何一個民族或社會，如果人們在觀念上、在實踐中對財產的關切度很低，不太重視對財產的有效佔用、積累和增殖，一味渴求消費，無止境地對財富的存量和增量任意揮霍和浪費，那麼，這個民族或社會是很難有生機和活力的，也很難興旺發達。

中國歷史上，早就有“義利之爭”。孔孟之道，重“義”而輕“利”，但這種“義”經過幾千年的實踐，並未能真正釋放出中國新的更高的生產力，相反卻使中國長期沉淪於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之中。西方的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重“利”而輕“義”，但它把社會推進到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同時，也相應地帶來了種種弊端，如對內橫征暴斂，兩極分化，對外攻城略地，搞殖民政策，大發不義之財。我以為，“義”和“利”原本不是完全對立的，處理得當，可共存共榮，相得益彰。因為市場經濟就其本性而言，在重“利”的同時，也講求“公開”、“公平”和“公正”， 講求“公信”和“公德”，講求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共同促進，實現社會資源有效配置，其“義”就深寓其中。愈是發達的和完善的市場經濟，愈能使這些原則得到充分的貫徹和實現，市場經濟的進步作用也更加顯著。我們今天之所以要實行市場經濟，其主要原因也在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當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重視“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

在中國的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次改革。戰國時期，商鞅變法（即改革）是規模較大的改革，這場改革基本上成功了，它奠定了秦國一統中國的基礎。西漢末年王莽的新政改革，北宋時期王安石的改革，清末時期光緒1898年的戊戌變法的改革等，都先后失敗了。為什麼呢？現在看來，改革成敗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敢不敢在根本制度上“破舊立新”。商鞅改革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是他在經濟方面對所有制這一根本制度實現了真的突破。“廢井田，開仟陌”是他改革的根本攻略。所謂“廢井田，開仟陌”就是把當時以“井田”存在的“公田”分給個人，實行土地私有制。就當時而言，隻有這種改革，才能化解當時社會深層次的矛盾，解放生產力，擴大社會財富的生產，滿足社會各方面的需要，包括改革者的需要。處於被改革的國家，因為改革后所帶來的經濟繁榮，稅賦收入增大，也從中得到好處。而王莽、王安石、光緒等人的改革，只是對舊制度作修修補補的改革，至多調整或實現社會利益再分配，這種改良型的改革，不僅不能解決社會的根本矛盾，不能解放生產力，反而激化社會矛盾，增大改革的阻力，使改革無法進行下去，因而改革隻能以失敗而告終。

我國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也是因為在根本制度上敢於破舊立新，具有“突破性”。例如，在農村，破除公社所有制，分田到戶，實行聯產承包制﹔在城鎮，打破公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在改革中更有效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和公有經濟的同時，大力發展個體經濟、私有和私營經濟，發展混合經濟等。中國古詩有雲：“萬紫千紅總是春”。改革調動了廣大農民、城鎮市民和企業家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解放了生產力，合理地配置社會資源，迅速增大社會財富的總量，使社會全體人們受益，相應地盡可能地減少了改革的阻力，使改革蓬蓬勃勃開展起來並發展下去。

我記得，有一位英國經濟學家曾說過：倘若你給我一個好的制度，我可以把沙漠變成良田﹔反之，我隻能把良田變成沙漠。制度，特別是所有制,它構成任何一種社會的經濟基礎，是根本性的制度。

今后的改革，我們仍必須在已經取得的成果基礎上，繼續沿著正確的方向，奮勇向前，把改革進一步深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