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昌勇
思想者
思想者小傳
黃昌勇 1966年 12月生，河南潢川人。現任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創意學院院長、大都市文化觀測研究中心 （MCAC）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同濟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市作家協會理事、教育部高等學校藝術學理論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從事文學、藝術學、文化理論、文化產業、都市文化等領域研究。曾獲第四屆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第八屆上海市決策咨詢研究成果獎等。
中共上海十屆市委五次全會提出， 2014年要著力抓好五項改革，其中之一就是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這是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文化體制機制創新重大舉措出台之后，上海加快國際文化大都市建設、提升文化軟實力的重大戰略部署。
從2003年中央啟動文化體制改革以來，上海文化體制改革走在全國前列，已經從先前的 “破冰期”挺進 “深水區”。但不可否認的是，圍繞著文化體制改革、推進上海國際文化大都市建設、提升上海文化軟實力，還有諸多問題值得我們繼續思考和探索。
評判文化發展，有哪些標尺
我們不能簡單認同上海近年缺少大師和大作的看法。這背后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認識 “在當今這個全球化信息化時代，文化人將以怎樣的方式生存”
新世紀特別是2010年上海世博會以來，上海文化軟實力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
2013年11月，上海雜技團 《十二生肖》在巴黎鳳凰馬戲流動劇場駐場演出，轟動一時。其整個歐洲巡演於日前完美收官。也是在去年，由上海芭蕾舞團創排的現代芭蕾舞劇《簡愛》在位於倫敦西區的英格蘭國家歌劇院成功上演， “文化走出去”正集聚力量。 2013年上海日均舞台演出超過200場，這座國際大都會已成為中國最為成熟的話劇、音樂劇和大型演藝市場之一。 2013年首屆上海市民文化節以其規模之大、活動之多、多元主體的參與之廣，顯示了上海公共文化建設領域的活力與自信。在新近公布的第五屆中國 “文化企業30強”中，上海有5家企業入選﹔上海先后有10家文化企業上市，數量在全國各省市中佔據第一﹔世博會后，一批重大文化場館建設完成﹔迪士尼、夢工廠落戶上海，加上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中不可忽視的文化板塊……上海作為一個國際文化大都市的格局和氣象進一步凸顯。
但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北京、廣東等地文化發展的影響力逐漸擴大，每年“兩會”上都能聽到代表委員們 （包括文化界人士）對上海文化發展非常尖銳的批評和極高的期許。此間出現的一種簡單地對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遠東文化中心地位的懷念和面對北京等地文化迅疾發展的 “焦慮”，值得重視與深思。
有論者曾把作為 “文化源頭”的上海和作為 “文化碼頭”的上海加以區分。其實，有“碼頭”就一定會有原創，我們不能簡單認同上海近年缺少大師和大作的看法。這背后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認識 “在當今這個全球化信息化時代，文化人將以怎樣的方式生存”。
當前，我們基本上還是沿用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一些思維方式和衡量標准：用傳統的文化類型來判斷，用各類獎項來評價，用一些比較整齊劃一的統計數據來比照。在這樣的背景下，由於我國仍然存在類似作協和文聯這樣的官方組織以及以專業作家為主體的藝術家制度，這從某種程度上產生了 “文化人的地域化”。這在一定時空條件下有其成效，但未來，這會不會影響到我們文化生產在世界性和流動性上的發展，這是值得思考的。
綜觀世界各大有口皆碑的國際化文化大都市，美國好萊塢的制作人和藝術家來自全球，紐約百老匯和倫敦西區的音樂、戲劇生產者也同樣來自多個國家。上海有不少名家大師，但我們往往比較關注其中較少數的幾位，有些有影響的藝術家也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近年，上海也聚集了不少知名文化人，比如世界著名作曲家、指揮家譚盾就長期生活在上海，他的很多重要作品誕生於其設於朱家角的工作室﹔“百老匯華裔第一人”、表演藝術家王洛勇早已落戶上戲，並以其旺盛的創造力活躍在國內影視戲劇舞台上。但和他們所做出的成績相比，我們給予他們的介紹和傳揚並不夠。我們需要更多有影響的藝術家活躍在人們的視野中。為此，除了以我們這個城市的魅力和發展環境吸引他們，我們的社會和媒體也應給予這些已成名或者未成名的 “上海文化人”以更多的關注，既關注作為個體、團體的他們，也介紹他們的努力和成果。
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特別是互聯網技術的廣泛應用， “文化”的內涵已經擴展，文化發展已經進入廣義的范疇。如何關注新興的文化生產方式，這對我們認識和判斷上海文化發展的向度提出了挑戰。比如，怎樣看待上海網絡文學以及新一代網絡作家的出現？新的文化業態、網絡文化的發展構成新的文化生產要素，已經預示著海派文化的新生與更新。
相對於北京 “全國文化中心”的定位，上海 “國際文化大都市”的定位或可在比較中強調自己的歷史資源和發展特點。比如，北京強調的是中國文化的影響，比較注重由內向外，那麼，上海可不可以強調中外文化的互相交流，強調一種雙向的文化流動。如果說，北京更著眼於將自己打造為世界范圍內的中國文化中心，那麼上海可否著重體現自己作為一個全球文化的集聚中心，在國際文化交流和文化市場上的發展特質。有了這樣的定位，我們就不會再簡單地與其他區域進行一系列指標和數字上的比較，就會對上海文化已經形成的市場空間和消費特征進行充分的估計，就會對上海文化在國際性上的優勢給予正確評價，就會對上海文化發展需要的環境、政策進行更為有效的規劃。
鼓勵主體多元，規則是什麼
在下一步院團深化改革中，上海應進一步分清哪些部分可以推向市場，哪些則不能簡單推向市場、需要政府扶持。應該看到，發達國家高度發展的文化產業，從某種程度上正是既遵從資本邏輯又尊重文藝邏輯的結果
文化體制改革中，國有文藝院團的改革是重中之重。上海在文化事業單位轉企改制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在改制過程中，還缺少對院團進行行業性質上的細分。比如，現有的國有文化院團大多深耕於民族文化藝術或高雅文化藝術，其中也有一部分屬於商業或娛樂性質的文化藝術單位。我們目前的做法比較簡單，要麼是簡單地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或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要麼推向市場，沒有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企業制度。
在發達國家，社會建設包含了文化建設。在政府機構和商業機構之外，有大量非營利性機構的存在。非營利機構作為一種新的公共治理模式，與政府和市場共存。大量高水平運作下的非營利機構構成了社會管理和社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3年前，我拜訪了德國柏林輕喜歌劇院的藝術總監菲利普先生。在德國乃至歐洲，歌劇屬於國家扶持的重要藝術部類。包括柏林輕喜歌劇院在內的柏林三家歌劇院，共同享受政府每年通過基金會撥付的高達1.2億歐元的支持。輕喜歌劇院每年從中獲得3000萬歐元。從票房、出租等經營項目獲得的收入，隻佔該劇院總投入的10%—15%。該劇院提供的最便宜的票價為15歐元，能夠保証低收入人群也有能力進入劇院觀賞。這就是一家典型的非營利機構。支撐其獲得穩定發展的，除了來自外部的資金支持，還有非常完善的專業化運作機制。比如，該劇院的總經理是由政府選拔出來的，任期5年﹔劇院經營要接受基金會、社會、媒體和政府的多方考核和監督。在法國，有四家國家級劇院，不僅產權屬於國家，連院長都由總統任命，享受公務員最高級別的待遇﹔政府每年給予每個劇院大約1000萬歐元的支持，劇院不以營利為目的，票房等隻佔總預算的一部分。相較而言，我們不僅在制度設計上有待改進，也缺少多元主體的支撐，對文化藝術事業的投入和資助也缺少法定的保証。
上海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上已作出許多有益的嘗試和探索，多元主體正在形成，多種非營利機構積極參與。但是在具有引領性的院團改制過程中，有必要吸收先進文化藝術管理模式，打破簡單的事業企業二分思路，創新體制機制，建立富有中國特色、適合中國國情的文化藝術非營利性機構。在下一步院團深化改革中，上海應該進一步分清哪些部分可以推向市場，哪些則不能簡單推向市場、需要政府扶持。當然，文化體制改革的關鍵，不僅在於國有文化單位的改革，還在於新興文化市場主體的建立，要對社會和私營文化企業給予高度的關注。當前，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成立，已把上海文化體制改革帶入了更為迅捷的快車道。這不僅意味著國外優秀劇目可以更多地進入上海市場，將有可能全方位帶動國內演藝運作模式的成熟﹔也意味著上海可以利用自貿區的政策，在文化領域的“負面清單”上加大創新力度，鼓勵各種資本進入文化領域、激活多元文化主體的創造活力，使上海進一步成為發展文化娛樂產業的高地，對全國形成有輻射效應的影響。
當前，在國家大力提倡使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同時，理論界對文化產業的發展還有不少疑慮。在西方，理論界一直有批判和質疑“文化工業”的學術傳統。發達國家關於文化產業發展已經大致形成歐洲模式和美國模式。在法國、德國，學術界基本上不接受“文化產業”這一概念，認為文化是與資本對立的。在美國，沒有類似文化部這樣的國家機構，而以強大的版權保護和版權產業佔領全球文化產業高地。相較而言，歐洲更重視對傳統和高雅藝術的保護，政府投入巨大，美國則市場化程度更高。但不論歐洲模式還是美國模式，發達國家“文化經濟”的高度發展卻已是不可爭辯的事實。由此啟發我們，必須就“作品”和“產品”的關系作一區分。通常來說，作品更強調創作、審美、價值、欣賞，按照文化邏輯創作﹔產品更側重生產、傳播、市場、消費，按照資本邏輯生產﹔作品更多是在非功利情境下誕生，產品則帶有明確的利潤追求。所以，對於作品，政府應當給予扶持﹔對於產品，政府應當放給市場。
目前，包括上海在內，對各類文化、藝術和文化產業基金的投入逐步加大，但還沒有完全分清公益性扶持和產業支持，需要我們加大研究、更規范地運行，找到讓多元主體和諧共存、各有發展的規則。更何況，作品和產品並不完全相對，有時會互相轉換。有些作品能夠受到受眾更多的歡迎，就能產生經濟效益，具備了產品的功能﹔有些產品因為遵從了文藝邏輯，在贏得市場的同時，也能獲得巨大的藝術成功，就有了作品的屬性。應該看到，發達國家高度發展的文化產業，從某種程度上正是既遵從資本邏輯又尊重文藝邏輯的結果。在紐約百老匯和倫敦西區的音樂劇、好萊塢的電影中，一大部分就具有很高藝術價值和審美價值，屬於傳遞真善美的力作。
文化建設最終要回到人自身
在體制再造的過程中，不能忽視文化人自身的建設，否則文化軟實力的建設就少了最重要的依托。如果一個城市可以提供給年輕人的選擇多了，意味著更多活力被激發、活力流動得更順暢
文化體制改革有兩對關系值得我們關注：一是文化生產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間的關系，一是傳統文化生產（指新聞出版、廣播電視、電影、文藝院團等）和新興文化生產（網絡文化等新媒體）之間的關系。內部因素是指文化單位的性質、文化市場的准入等，這是文化體制改革的核心。外部關系是指文化與科技、貿易、金融等的關系，屬於文化體制的邊緣關系。在目前的上海文化體制改革中，文化外部因素方面有著突出的創新成果，在文化生產的內部因素和傳統文化生產兩個方面還應該進一步解放思想。好的體制機制之所以能夠激發活力，關鍵還在用人機制的改革。
在用人機制的改革上，選擇什麼樣的人作為文化團體、企業的領頭人有時起決定性影響。制度可以模仿，理事會章程可以搬過來、稍微修改一下就用，但是用什麼眼光來找文化經營人才，怎樣的人合適，值得探討。香港西九龍文化區CEO邁克爾·林奇和他的經營團隊都是全球招聘來的。邁克爾曾是悉尼歌劇院行政總監，解決了悉尼歌劇院未來50年的資金需求。在倫敦南岸中心，他負責機構改革和新藝術文化項目，把南岸中心重建為世界級文化機構。西九龍項目目前剛完成對第一階段的規劃，已經引起全球文化界關注。文化團體隻有找到最有能力的運營人才，改革才能落到實處。
前面提及的柏林輕喜歌劇院，共有員工455人。其中150位藝術家是終身制，管理和技術人員採取合同聘任制，均有非常嚴格規范的合約。我曾提出 “藝術家終身制是否會影響其創造的積極性”，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他們看來，這些藝術家對藝術的熱愛和追求，加上合理的制度
管理，保証了其創作的能動性。
2012年，上海戲劇學院與柏林自由大學合作開辦了一個劇院管理高級人才研修班，為國內一家大型文化集團的管理層進行培訓。授課結束后，德國著名文化管理專家西本哈爾教授告訴我他非常失望，認為這批學員一沒有社會責任感，二沒有對文化藝術的熱愛和敬畏。他的這些感受帶給我非常大的震撼，不過我也能理解他的想法。在西本哈爾看來，文化藝術是一個特殊行業。如果對這個行業沒有特殊敬畏和愛好，再好的體制機制也無濟於事。文化建設最終還是要回到人自身。這些年，文化的資本邏輯對文化人的沖擊有目共睹，但這並非已是板上釘釘、毫無改進的可能。只是這些有目共睹的沖擊也提醒了我們：在體制再造的過程中，不能忽視文化人自身的建設，否則文化軟實力的建設就少了最重要的依托。
美國區域經濟發展學教授理查·弗羅裡達曾將創意階層的價值觀綜合概括為“3T原則”（tech－nology，tolerance& talent），即包容、技術和人才。與其他國際大都市相比，上海的文化機構還相對單一、差異較少。為什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化可以獨領風騷，這與當時有那個時代相對成熟的文化市場、比較開放的國際文化交流和多元的文化空間吸引著四面八方的文化人來這裡發展不無關系。包容，必須以文化空間的差異、多元化為前提。
所有的創作活動，歸根結底靠人，尤其是年輕人。這幾年上海文化團體不斷在合並。合並之后，從資本和產業的角度來看，實力增強了，可是人才可以騰躍挪移的空間是不是更大了呢？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無論他在一個地方干得好不好，若想激發一下自己的創造活力而換一換環境，有沒有第二選擇甚至更多選擇？如果一個城市可以提供給年輕人的選擇多了，意味著更多活力被激發、活力流動得更順暢。
在文化人才的培育上，高校這個“蓄水池”值得關注，上海高等藝術教育的格局有待進一步提高和完善。上海目前比較有影響力的專業藝術院校有上海戲劇學院和上海音樂學院。這與上海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對於專業藝術教育的需求，並不相稱。另外，與北京相比較，上海除了戲劇、音樂外，其他藝術門類下的專門的院校也比較有限。
高校是城市文化藝術發展的標杆之一，也是一個城市文化藝術的搖籃。為了給文化人提供更優良的生態環境，為了上海特有的海納百川的文化氣度和文化環境，需要我們加大保護和重塑的力度。
（本論壇由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