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華東 蘇黎明
泉州開元寺婆羅門柱石刻
宋元時期，泉州刺桐港曾與亞歷山大港齊名，是世界五大通商港口之一，對外貿易興盛，號稱“市井十洲人”。各種宗教文化隨著世界各地商人進入泉州，道教、佛教、景教、天主教、伊斯蘭教、摩尼教等都在這裡落戶並和平相處，成為閩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曾將泉州稱為“世界宗教博物館”，對於其成因，如果從深層次來考察，除了兼收並蓄的精神和胸懷，泉州相對開放的政策、泉州人的“重商”情結以及泛神崇拜等因素皆不容忽視。
政府的開放政策。唐宋時期，封建統治者為彰顯國力宣示國威亦為了獲取稅收及珠寶香料，多方招徠鼓勵蕃商蕃客前來中國。唐代，不少波斯、阿拉伯商人，經過南洋群島，到泉州進行貿易。據《全唐文》載，唐太和八年（834年），朝廷針對“慕化而來”的蕃舶被過重征稅、蕃商“嗟怨之聲，達於殊俗”的現象，特地下詔明令各地“不得重加率稅”，並要求嶺南、福建及揚州地方官員對蕃客“常加存問”。泉州地方政府特於城內胭脂巷建立供商人集中居住的蕃坊。五代時期，割據閩地的閩王王審知，亦竭力“招徠海中蠻夷商賈”。宋代，泉州設置市舶司，專司海外貿易﹔又建“來遠驛”，接待蕃商蕃客。宋代的泉州，蕃商對地方財政乃至城市建設的巨大作用，亦使地方官員不能不刮目相看。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泉州城的修建，就是借助“賈胡簿錄之資，請於朝而大修之，城始固”。時人曾有“泉仰賈胡”之說。當地政府對蕃商蕃客禮遇有加，允許“民夷雜居”，也允許“族居一處”，並沿唐制於城南辟專門居住區蕃坊。如祝穆《方輿勝覽》便說：“諸番有黑白兩種，皆居泉州，號番人巷”。為解決外國商人子女教育問題，允許開辦蕃學。蔡絛《鐵圍山叢談》卷2記錄：“大觀政和，四夷向風，廣州、泉南請建蕃學。”所有這一切，無疑為海外各種宗教文化進入泉州創造了寬鬆環境。
泉州人的“重商”傳統。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統治者長期秉持“重農抑商”政策，視農耕為本，商業為末。然而，歷史上的泉州，人多地少的矛盾長期非常突出，僅靠農耕難以生存，隻能從經商中尋求出路，因此很早就形成“逐末之風”。泉州背靠高山面向海洋的獨特自然環境，決定了其對外經商的主要對象不在內陸地區，隻能面向海外。於是，至遲從唐代開始，泉州人就積極經營海外貿易。《泉州府志》載：“民無所証貴賤，惟濱海為島夷之販。”乾隆《泉州府志》卷40記載，五代主政泉州的王延彬，“多發蠻舶，以資公用。驚濤狂飆，無有失壞。郡人藉之為利，號招寶侍郎。”泉州人從通商海外中獲得源源不斷的財富，不少人因此暴富。宋代洪邁《夷堅志》載：“泉州楊客，為海賈十余年，致資二萬萬。”《莆田祥應廟碑記》載：“泉州綱首朱紡，舟往三佛齊……獲利百倍。”南宋紹興年間知泉州的連南夫也說：“海賣入蕃，以興販為招誘，僥幸者甚眾。”宋代泉州商賈雲集，“漲潮聲中萬國商”，泉州港成為中外商品的匯聚地，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對於僑居的外國商人，泉州人與之友好相處，甚至不少人與之通婚。泉州《榮山李氏族譜·垂戒論》就有族人與外來蕃客通婚的記載：“有從妻為色目人者，有從母為色目人者，習其異俗。”泉州人的“重商”為各種宗教落戶泉州和各種信仰自由傳播提供了重要條件。
泉州人的泛神崇拜習俗。秦漢時從中原南遷而來的漢人，進入泉州后，帶來了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以及已經本土化了的佛教。他們在西晉太康年間就建了一座道教大宮觀——元妙觀，一座佛教大禪林——延福寺。泉州人的宗教崇拜來源眾多，既有閩越文化遺風，亦與移民背景直接相關。泉州原是閩越人居住之地，按《史記》所說：“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信巫尚鬼的習俗在這裡得到長期保留。泉州先民信奉的鬼神繁多，既有人化的鬼神，亦有物化的鬼神，既有外地引進的，亦有本地自行創造的。諸如床母、灶神、谷神、土地公、境主、天公等，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歷史上，泉州鬼神崇拜之風盛行，巫祝大行其道，乾隆《泉州府志》稱：“泉人頗惑於鬼神之說。”嘉慶《惠安縣志》雲：“俗頗尚巫鬼。”乾隆《永春州志》說：永春“信巫尚鬼。”泉州人的雜糅多元信仰和泛神崇拜傳統，有利於外來宗教文化的傳播。
正是由於上述原因，唐宋時期，隨著泉州海外貿易的繁榮，各種宗教和文化紛至沓來。伊斯蘭教，唐初已入泉州，市區東郊靈山上，留有“三賢”墓、“四賢”墓。婆羅門教於唐代進入泉州，泉州開元寺中留有遺物，泉州新門外浮橋邊那根充滿神秘色彩的石筍，亦是罕見的婆羅門教遺物。摩尼教大約亦在唐代進入泉州，宋元時期頗為盛行，泉州城南尚有一座摩尼教教寺，俗稱草庵，創建於元代，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印度教宋代進入泉州，元末在城南修建了極為華麗的寺廟……這些外來宗教，活動時間與范圍不同，信眾不等，影響不一，但在泉州均擁有一席之地，留下鮮明的歷史印記。
（作者單位：泉州師范學院 本文系中國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閩南文化研究基地項目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