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鋒
在我國，“專利”一詞雖然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國語》，如“榮公好專利”。但是，法律意義上的專利保護，直到清末才真正出現。1859年，太平天國領導人之一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中，首次提出了建立專利制度的建議。遺憾的是，由於太平天國的失敗，洪仁玕的建議沒有能真正施行。盡管如此，洪仁玕的專利思想對后世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洪仁玕曾在香港居住多年，輾轉返回后於1859年被洪秀全封為干王，總理政事。他向洪秀全提出了一個改革內政和建設國家的新方案——《資政新篇》，經洪秀全批准后，作為官方的文書正式頒行。《資政新篇》“興車馬之利”條文中規定：“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輪車，一日夜能行七八千裡者，准自專其利，限滿准他人仿做。”“興舟楫之利”條文則突出專利授予的對象應以堅固輕便捷巧為妙，如輪船“或用火、用氣、用力、用風，任乎智者自創，首創至巧者，賞以自專其利，限滿准他人仿做”。接著，在“興器皿技藝”條文中又規定：“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罰之。”“器小者賞五年，大者賞十年，益民多者年數加多，無益之物有責無賞。限滿准他人仿做。”“若彼願公於世，亦察准遵行，免生別弊。”通觀上述規定，洪仁玕所倡導的專利制度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授予專利的對象必須滿足“至巧”和“精奇利便”的條件。這與現代專利法要求申請專利的技術必須符合“新穎性、創造性和實用性”的要求不謀而合﹔第二，專利有一定的保護期，並非永久保護。在保護期內，他人未經許可使用該項專利會受到處罰，在保護期滿之后，允許他人進行仿造﹔第三，專利保障的目的是為了“益民”，並且對專利權人獎勵的程度與“益民”所能惠及的范圍成正比，這與現代專利法開篇倡導“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理念十分契合﹔最后，將專利區分為“器小者”與“器大者”，明確不同價值的專利技術所處的法律地位也是不同的，“器小者賞五年，大者賞十年”。可見，洪仁玕的專利規定，初步具備了現代專利法的基本思路與框架，重在鼓勵發明創造促進中國資本主義萌芽順利發展。
洪仁玕之所以提出上述主張與他的經歷密切相關。金田起義兩年后，洪仁玕流亡香港，在此期間除了致力於宗教探究之外，也對西方各種學科及政策與制度進行觀察和學習。他深刻認識到，中國之所以貧弱，“不見稱於各國”，主要是由於不重視近代科學技術。因此，他十分重視西方的先進生產技術和科學文化，在《資政新篇》中提出，“火船、火車、鐘表、電火表、寒暑表、風雨表、日暑表、千裡鏡、量天尺、連環槍、天球（儀）、地球（儀）等物”，絕非頑固守舊派所謂“雕虫小技”，而應看作是“堂堂正正之技，……永古可行者也。”在判斷何為真正“寶物”時，洪仁玕提到“中地素以驕奢之習為寶，或詩畫美艷，金玉精奇，非一無可取，第是寶之下者也”。他認為，上文提及的科學技術則為“中寶者”，是“以有用之物為寶”。
洪仁玕的專利思想及其在施政綱領中的具體體現，對中國專利制度的形成和后世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主張鼓勵個人的科技發明，承認並保護各種發明的專利權，這在我國近代科技史上實屬創見。中國近代涌現出諸多享譽中外的愛國知識分子，他們紛紛開出藥方試圖醫治積貧積弱的舊中國。林則徐、魏源等都認識到中國想要振興富強，必須學習西方，追求物質和器物的現代化。而出身農民的洪仁玕通過在香港避難期間的所學所想，對科技的重視已經從思想層面落實到行動層面，將專利保護和鼓勵發明創造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為科技發展開辟道路。
其次，為后來洋務運動中的官督商辦企業專利權和中國第一個鼓勵技術、工藝發明創造的專利法規——《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奠定了必要的基礎。太平天國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也大大刺激了清朝一些掌握實權的官僚的神經。為維護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他們開始學西學制洋器，洋務運動由此展開。1882年，光緒帝批准鄭觀應等人享有為期十年的織布工藝專利，由於這種專利往往以朝廷要員的政治特權為后盾來扶持和保護官督商辦企業，因此這種專利也被稱為“官督商辦企業專利權”。從實質上講，這種專利權仍是一種封建壟斷特權，與現代專利權有著本質的差別。1898年，光緒帝頒布的《振興工藝給獎章程》規定，“創新器者，酌其效用之大小，小者許以專賣，限若干年，大者加以爵祿”。毫無疑問，這與洪仁玕的專利法律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不過，稍有不同的是，它對《資政新篇》中抽象的“益民”標准進行了具體化，即“以新法制造船、械、槍、炮等器”，可以享有專利五十年﹔若所造之技術可以滿足“日用之需”，則享有專利三十年，若仿造西方舊有之器，專利期為十年。遺憾的是，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振興工藝給獎章程》亦未能得到貫徹施行。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法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