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偉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強調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為重點，而經濟體制改革強調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來深化。這裡，怎麼理解新的歷史起點？怎麼理解做出這一決定的時代背景、重大意義？我談談自己的理解和體會，講幾個問題，一是新機會，二是新挑戰，三是新失衡，四是新動因，五是新出路。
新機會
在過去35年的發展中，中國GDP年均增長9%以上，總量比改革開放初期提高了將近25倍（按不變價），佔全球GDP接近12%，排在世界第二位。從人均GDP看，1998年實現了一次穿越，從低收入水平向當代下中等收入國家穿越﹔2010年實現了第二次穿越，從當代下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向當代上中等收入國家穿越。根據我們的時間表，預計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這意味著中國將用十年時間實現從上中等收入向當代高收入國家的穿越，從GDP增速來看，我們有充分的信心。
到2030年之前，最樂觀的估計（考慮到人民幣升值），中國GDP有可能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1820年佔全球GDP的比重曾經達到34%，比美國2001年峰值的時候還要高，2001年美國佔32%，我們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意義有多大，我不敢輕易說，但肯定足夠影響世界格局。到本世紀中葉，趕上當代一般發達國家，我們叫做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人均GDP水平、經濟結構趕上當代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或者中等水平。這是一個非常有朝氣和吸引力的計劃。
中國經過多少代人的努力才走到了今天。我們面臨一個什麼機會呢？習近平總書記講，中國人現代化的夢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近。我們過去講中國趕上西方列強要經過多少代人的努力。走到今天，不需要幾代人，甚至不需要兩代人就能趕上了。現代化在我們這代人手裡就能實現。這裡機會有多大，可想而知。
新挑戰
在上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很多條件發生了變化。
第一、供給變化。過去，生產要素便宜是最大的優勢，所以增長方式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展開有效的競爭，爭取國際上的訂單，帶動GDP的增長和就業。到上中等收入階段，生產要素低的優勢基本沒有了，我們面臨著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劉易斯拐點問題、環境約束力度越來越大的問題，特別是社會福利、社會保障方面一系列的問題。這種情況就迫使我們的增長方式必須根本轉變，要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拉動增長轉變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拉動增長，否則，從短期看，經濟就要嚴重失衡。為什麼？效率提高得慢，成本提高得快，會造成嚴重的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拉美漩渦、東亞泡沫也好，西亞、北非動蕩這些國家也好，長期通貨膨脹率都在兩位數，甚至更高水平，高的時候可能達到100%、200%﹔但凡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長期通貨膨脹率都非常溫和，原因不在於價格管理，而在於增長方式轉變。從長期看，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會使得經濟增長在長期不可持續。因此，無論是短期均衡，還是長期的可持續，在上中等收入階段，生產條件、競爭力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要求這個國家的增長方式必須轉變。
第二、需求變化。一個國家在窮的時候需求是旺盛的，甚至是短缺經濟，所以，發達國家的企業家非常羨慕窮國的企業家，覺得窮國的企業家非常幸福，幸福在哪兒？他晚上睡覺非常踏實，根本不用考慮消費，根本不用考慮市場，他考慮的就是生產，怎麼擴大產量，隻要能生產出來，有的是人在排隊，有的是人在搶購。雖然錢的絕對量並不多，但相對來說供給更為不足。但是，到上中等收入階段，需求會從旺盛逆轉為疲軟，這個時候企業家的這種幸福感就會逐漸喪失。為什麼會逆轉？
從投資需求來看，窮的時候投資之所以增長快，主要是發達國家轉移的技術和項目，到了上中等收入階段，人力成本等提高了，發達國家不再轉移技術和項目了。這個時候國民收入提高了，儲蓄增加了，銀行的貸款能力提升了，但是不能形成有效的投資增長。有效投資增長取決於什麼？取決於這個國家獨立研發和創新能力。如果獨立研發和創新能力弱，銀行拿大把的錢在市場上都找不到新的投資機會，找不到有利可圖的項目，這就面臨一個非常尷尬的局面。有錢投不出去，投出去的很可能也是搞重復建設，這就會導致泡沫，導致產能過剩。所以，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長期存在一個問題：忽視人力資本，即教育和公民的健康﹔但凡跨越過陷阱的國家，共同的一條是長期重視人力資本的積累，重視教育，重視大眾的健康，體制的提升，而這就是在提高民族、社會的學習和創新能力。
消費需求在這個階段同樣可能出現逆轉，為什麼？國民收入高速增長之后有一個問題，即國民收入分配是不是合理？如果國民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大量的錢給了少數人，大多數人積累了貧困，越有錢的人消費佔收入的比重越低，而大多數人即使想花錢，卻沒有錢，越沒有錢的人對未來越沒有信心，這樣就會遇到收入增長、兩極分化這麼一個很糟糕的局面。整個社會的消費欲望降低，導致消費需求疲軟、投資需求疲軟，而這就導致需求逆轉。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收入分配兩極分化都很嚴重，但凡成功跨越的國家均在努力構造強大的中產階級，收入分配兩極分化不僅影響公平，而且影響效率。在需求逆轉的情況下，企業家如何從關心生產轉變到關注市場，政府如何從應對短缺轉變到應對過剩，是一個重大的考驗和挑戰。
新失衡
在這種大背景下，當前宏觀經濟失衡有了一系列的新特點。
改革開放30多年，從1978年到1998年上半年將近20年裡是短缺的年代，主要問題是通貨膨脹。從1998年下半年到2010年10月份以后這12年時間裡，除個別年份之外，宏觀經濟失衡的主要威脅是需求不足，尤其是內需不足。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爆發，到1998年下半年波及到中國，世界金融危機2008年爆發，使得這種矛盾更加凸顯。所以，這12年的時間裡，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更多地是擴大內需，保增長。從2010年宏觀擴張政策擇機退出以來，三年多的時間，中國宏觀政策出現了新的問題，叫做既有通貨膨脹的潛在壓力，又有經濟增長下行的嚴峻威脅，我們叫雙重風險並存，類似上個世紀發達國家出現的滯脹。這使我們既不敢全面擴張，也不敢全面緊縮，所以我們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實際上這兩個政策的目標是反方向的。反方向目標最大的問題是政策效果之間相互抵消。為什麼我們明明知道政策效果之間有抵消還要採取這種辦法？這就與我們前面講的中國宏觀經濟中的新特點聯系在一起，雙重風險並存，這兩種風險要求的政策本身就是相反的，我們很難去統一二者。
新動因
宏觀經濟存在的失衡，看起來是一個總量的問題，實際上動因在於結構問題。首先看通貨膨脹，為什麼說現在有通貨膨脹的壓力？表面上從數字看，通貨膨脹數據不高，2011年為5.4%，而經濟增長率為9.2%﹔2012年通貨膨脹率為2.6%，經濟增長率為7.8%。2013年通貨膨脹也就是3%左右，可能要低於3%，2012年9月和10月兩個月前后，中國的通貨膨脹率實際上在2%以下，考慮到統計誤差，如果一個國家的物價總水平在2%以下，要說通脹可能就是一個偽命題。為什麼數據這麼低我們還要擔心通脹？就是因為背后的結構問題。
比如，要素成本上漲的壓力，從成本角度推動了物價上漲。有關部門做過一個測算，這一輪通貨膨脹成本推動的因素佔將近50%。中國現在進入了一個非常典型的需求和成本共同作用的通貨膨脹的時代。
再如，國際貿易結構方面，中國2013年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大進口國，進口什麼東西，基本上什麼東西就漲價，這對國民經濟成本上升的推動作用是非常明顯的。所以，通脹裡很大程度上是國際輸入的通貨膨脹。另外，中國長時期國際收支結構嚴重失衡，收大於支，國家外匯儲備即將突破四萬億大關，外匯儲備的增加意味著結匯量的增大，即外匯佔款的增加，現階段流通中近百萬億的M2首要原因即是外匯佔款。少出口點行不行？經濟面臨下行壓力不可能這麼做，另外國際貿易中保護主義還在抬頭也決定了我們不能這麼做。我們曾經想，讓出口商賺了錢不要把錢拿回來，而是買東西回來，這樣就不用結匯了。但這樣也有一些現實難題。總之，這一系列結構因素：要素成本結構、國際貿易結構、國際收支結構的失衡，成為現在通貨膨脹新的原因，而對這些原因我們缺少有效的辦法，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擔心通脹。除了這些結構性的原因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流出來大把的錢，它有一個時間上的滯后性，這也帶來通貨膨脹的壓力。
再看經濟下行，從數據上看似乎也是一個偽命題。就動因看，投資需求年增長近5年來均在20%以上（名義），消費需求（社會消費品零售）年均增長14%左右，都不低。問題在於投資需求增長中政府起了重要的作用，市場力量不足，難持續﹔消費需求背后收入分配扭曲嚴重，差距擴大難以短期克服，令人擔憂。這就使得內需不足將長期困擾我國。
新出路
在這種新的歷史機遇、新的歷史起點、新的歷史挑戰、新的矛盾失衡和新的失衡原因的基礎上，經濟發展隻有一個出路，靠創新。首先是重視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源於制度創新，這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歷史意義之所在，可以說生死攸關。
中國的這些問題靠宏觀政策，靠總供給總需求關系的短期調整是解決不了的，一定要從根本上解決。根本上解決問題靠什麼呢？就是結構的升級和轉型。中國經濟的失衡、通貨膨脹的根源都是一系列的結構問題，包括成本結構、國際收支結構等。產品結構升級上不去，產業結構升級上不去，創新動力不足，投資消費結構不合理等，導致了一系列的內需疲軟。所以，真正要解決中國經濟增長的短期均衡和長期可持續發展，關鍵是在結構方面，要確確實實進行戰略性調整。所以，十八大講中國發展方式轉變的主攻方向是努力實現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明確了總體改革和經濟改革的關系，企業改革中產權改革、企業改革和價格改革的關系等等。任務、方向的明確，邏輯關系、歷史邏輯的把握，為我們的理論和實際指明了方向。有這種制度創新推動，在這個基礎上促進技術創新，在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兩個車輪的承載下推動發展方式的轉變，通過發展方式的轉變，切實使中國經濟結構升級，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我們應當是有信心的。
（作者為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教授。本文為作者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新年論壇”上的主題演講，發表時作者做了重新整理修改）
專家·語萃
◆在這種新的歷史機遇、新的歷史起點、新的歷史挑戰、新的矛盾失衡和新的失衡原因的基礎上，經濟發展隻有一個出路，靠創新。首先是重視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源於制度創新，這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歷史意義之所在。
◆從長期看，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會使得經濟增長在長期不可持續。因此，無論是短期均衡，還是長期的可持續，在上中等收入階段，生產條件、競爭力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要求這個國家的增長方式必須轉變。
◆中國的這些問題靠宏觀政策，靠總供給總需求關系的短期調整是解決不了的，一定要從根本上解決。根本上解決問題靠什麼呢？就是結構的升級和轉型。
名詞詮釋
何謂“M2”
M2指廣義貨幣，和狹義貨幣相對應。M0、M1、M2、M3都是用來反映貨幣供應量的重要指標。國際上大致的劃分是：貨幣（M0）=流通中的現金，即流通於銀行體系之外的現金。狹義貨幣（M1）=（M0）流通中的現金+支票存款（以及轉賬信用卡存款）﹔廣義貨幣（M2）=M1+儲蓄存款（包括活期和定期儲蓄存款）﹔另外還有M3=M2+其他短期流動資產（如國庫券、銀行承兌匯票、商業票據等）。經濟學所說的貨幣通常是指M2，M2不包括准貨幣。（柏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