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桓：構建新型黨群關系

　　習近平同志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提出，全黨要牢記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我們決不當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記“兩個務必”，牢記“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古訓，著力解決好“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性課題。69年前，毛澤東與黃炎培進行了中國共產黨如何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歷史周期律的對話(即著名的“窯洞對”)，這個對話至今對中國共產黨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跳出歷史周期律，是共產黨執政后如何始終保持先進性純潔性、完成歷史使命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窯洞對”中，黃炎培稱歷朝歷代都沒能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毛澤東表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的回答並非即興而發，而是凝練了他長期以來的思考。促使毛澤東思考的原因是：其一，他深諳歷史，善於從中總結經驗，“秦人無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的事實讓他深思，進而思考，為什麼歷史上許多政治勢力從艱苦創業走向腐敗滅亡的現象一再周期性重演？其二，他十分重視反面教員的作用。早年的國民黨也曾是個很有生氣的革命政黨，然而辛亥后逐漸墮落，革命精神始行而終棄，除少數優秀分子外，很多人由於爭官奪權斂財而走向腐化，尤其是抗戰勝利后迅速墮落成為“五子登科”的黨，共產黨如何避免走國民黨的老路呢？其三，作為有遠見的戰略家，他總是從現在想到將來。抗日戰爭時期，根據地內也出現一些貪污、違法亂紀等腐化現象和官僚主義、不願過艱苦生活的不良作風。黨中央曾採取一些反腐化措施。戰爭年代尚且如此，在全國勝利后情況又如何呢？所有這些，都促使毛澤東對黨執政后面臨的考驗和發展前途進行戰略性的思考。這樣，所謂跳出周期律問題就擴展、演化成為共產黨執政后如何始終保持先進性純潔性、完成歷史使命的問題。

　　“民主新路”不是一般空洞的民主口號,而是有特定含義的治國理念。顯然，毛澤東是以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來看待民主問題的，他主張的“民主新路”不是照搬西方模式，而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人民民主。隻有這樣，才能保証充分的人民主權，實現對政府的監督。這一設想，就其價值取向、基本思路來說是完全正確的，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領導人民就建立起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框架。

　　■應站在時代高度來審視周期律問題，清醒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人“進京趕考”的任務尚未完成

　　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國共產黨積累的執政資源極其豐富，但面臨的執政風險也十分突出。現在，黨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進京趕考”的任務尚未完成，某種意義上說也正處在打破周期律的關節點上，因而仍要強調歷史周期律問題的警示意義。

　　從執政使命看，中國共產黨人艱巨的任務遠沒有完成。盡管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偉大成績，但目前仍然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漫長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初始階段。

　　從經濟發展看，我國經濟已經進入連續高速發展的第四個十年，迄今世界歷史上隻有英國和新加坡在第四個十年保持較快增長。世界其他國家在經歷十年、二十年較快發展之后，大都因種種原因陷入增長緩慢停滯的陷阱，有的甚至發生動蕩，反過來影響經濟發展。這表明，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仍然需要克服許多困難，必須堅持科學發展、綜合發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及時彌補前進的“短板”，才能保持發展的后勁。

　　從執政基礎看，政黨執政的決定因素是民心向背。經濟發展是贏得民心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教訓表明，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和執政黨政權鞏固之間，沒有絕對的正關聯。對於共產黨來說，執政基礎的鞏固，也不必然和黨員人數、黨員在人口中的比重、黨執政的時間成正比。這裡最重要的是人民群眾的公正感、幸福感和以此為基礎對黨的認同。人民群眾尊重歷史更注重現實，對黨的認識、評價已經由過去的歷史認同、感情認同轉為今天的業績認同、法理認同。群眾的民主意識、參與意識、平等意識、維權意識、監督意識發展的更充分，更加渴望社會公正，也更加不能容忍黨內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對於密切黨群關系、鞏固執政基礎的重大課題，任何時候都不能掉以輕心。

　　從執政環境看，一個長期執政、有著輝煌業績的黨更需要防止驕傲自滿和精神懈怠。歷史事實表明，一個政權、政治勢力如果沒有外憂內患的壓力，可能因喪失警惕、斗志而走向衰敗、滅亡﹔先進的工人階級政黨對環境變化帶來的考驗同樣沒有天生的免疫力。當黨處在被“圍剿”迫害之時，敵人的壓力可以增強革命動力和黨內凝聚力﹔而在黨執政特別是長期執政條件下，保持革命精神和優良傳統就更加重要也更為困難。事物的優點往往是同缺點相聯系的，執政時間長，經驗豐富，但另一方面，也更容易產生驕傲自滿和精神懈怠的危險。尤其在取得巨大成績之后，經濟發展、建設成就可能掩蓋群眾不滿，社會矛盾可能潛伏，一些干部會忽視缺點、困難和風險。這是特別需要警惕的。

　　從黨的隊伍變化看，年輕黨員干部已經構成黨的隊伍的主體。年輕黨員干部成長的環境、經歷與老黨員老干部不同，有突出優勢也有明顯弱點。而恰恰在黨的事業發展關鍵時刻，接力棒交到他們手中。一個肩負遠大使命的黨任何時候都要注意培養青年干部，這個問題在當今尤為重要。轉型期社會的急劇變化、現代生活節奏的加快，年輕人和老同志接受信息的渠道和方式的差異，也使新老兩代的代際差別更加明顯。如何防止黨的優良傳統和革命精神在代際更迭中遺失，也是黨的自身建設亟待解決的大問題。

　　■構建“黨離不開人民、人民離不開黨”的新型關系，形成“命運共同體”

　　面對新考驗，中國共產黨人要把堅定信心與憂患意識相結合，把憂黨之心化為興黨之責、建黨之舉，構建“黨離不開人民、人民離不開黨”的新型黨群關系。

　　其一，走依靠民主監督與自我提高相結合的建黨道路。實踐反復証明，打破歷史周期律，既要靠人民的民主監督，又要靠共產黨的自我提高能力。我國的人民民主監督，不同於西方多黨競爭制條件下的監督。共產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人民的民主監督是對黨的支持、愛護，也會在監督中增強信任感﹔共產黨主動接受監督，有助於自我提高，更好地服務於人民。民主監督與黨的自我提高相結合，會使黨與人民休戚與共的關系更加牢固，成為真正的“命運共同體”。這是破解周期難題的治本之道。

　　其二，自我提高需要正確理解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堅持黨的建設基本原則。辯証法認為，事物發展長過程中，主要矛盾沒有變化，事物的根本性質沒有變，由於其中一些矛盾發生改變，過程顯出階段性來。黨執政前與執政后，就是這樣兩個不同的階段。所謂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特指歷史方位、地位環境任務變化對黨的建設提出新要求，為此必須改變領導方式、領導體制、工作內容、工作方法。這裡的“革命”是從狹義講的，指以奪取政權為目標的斗爭。從廣義看，中國共產黨過去是、現在是、永遠是革命黨。隻要共產黨還存在，隻要黨的歷史使命沒有最終完成，就萬萬不可丟掉她賴以安身立命的基本建黨原則，即黨的性質、宗旨、遠大目標、組織原則、嚴格的紀律等等，這些恰恰是黨得天獨厚的優勢。放棄這些，就丟掉了“黨魂”。

　　其三，自我提高需要使黨的革命精神和優良傳統注入時代新內涵，使之在新環境下找到生長點。革命精神和優良傳統主要是在戰爭年代和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市場經濟使情況發生變化。比如，既要在黨的政治生活中堅持黨性原則，又要在經濟生活中按市場規則辦事。經濟和政治是相互影響的，如何既推動市場經濟發展又防止市場經濟規則侵蝕黨性原則？又如，面對利益多樣化，整體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必須堅持，但局部利益又需要滿足，因為這是黨組織、黨員干部開展工作的立足點，怎樣使二者兼顧？再如，黨的先進性強調奉獻和犧牲精神，但在社會管理、勞動用工制度都不同於計劃經濟體制的條件下，是否需要建立一種補償機制，從而使無私奉獻者無后顧之憂？解決這些問題，才能使革命精神和優良傳統發揚光大。

　　其四，自我提高需要發揮思想教育和制度規范的雙重作用，使內在自覺性和外在約束性相結合。既要強調制度的根本性作用，也要看到，制度建設與思想教育不是非此即彼、互相割裂的，思想教育成果靠制度來鞏固，制度建設要以思想教育為基礎和保証。建章立制不能成為單純的程序性、技術性工作，要滲透深刻的思想內涵。思想教育方法也要改進，把理論教育、歷史教育與養成教育相結合，提高教育的實效性，解決“知”（知識）、“信”（信念）、“行”（行動）統一的關鍵性問題。思想引導的先進性與制度規范的科學性相結合，全黨的自我提高、自我淨化能力就會達到新高度。

　　（作者為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