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宇：中國不能出現顛覆性錯誤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並對堅持和完善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做出了新的部署。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對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重大意義。

一、基本經濟制度是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根本問題

道路決定命運，方向決定成敗。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正確方向，沿著正確道路推進，強調“中國是一個大國，不能出現顛覆性錯誤。”那麼，正確的方向是什麼，顛覆性錯誤又是什麼？就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來說，關鍵就在於能否堅持和完善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

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支柱。馬克思主義理論告訴我們，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和結構是一個社會經濟制度的核心與基礎，是決定社會基本性質和發展方向的根本性因素。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以及其他一切社會形態相區別的根本特征就是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新中國成立后，通過社會主義改造，我國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立足我國基本國情，總結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成了空中樓閣。削弱了這個基礎，中國的發展就會偏離正確的方向，犯顛覆性錯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就會因此而毀於一旦。

基本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基。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具有不同的性質和特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特別是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的。這種結合，一方面發揮了市場機制信息靈敏、效率較高、激勵有效、調節靈活等優點，增強了經濟發展的活力﹔另一方面發揮了社會主義經濟中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調節、統籌兼顧、獨立自主、團結互助等制度的優勢。這就從理論和實踐上超越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流俗教條，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之所以與眾不同、成就斐然，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之所以要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此。

因此，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途命運。在這一問題上，我們必須始終保持清醒頭腦，不為各種錯誤觀點所左右，不為各種干擾所迷惑，毫不動搖地堅持和完善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保持堅定的戰略定力,才能牢牢把握改革的領導權和主動權，奪取改革開放的新勝利。

二、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不走私有化的路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堅持和完善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首先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當前，社會上對於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存在不少模糊、片面甚至混亂的認識，需要加以澄清。比如，有人混淆概念，把本來屬於全體人民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經濟或國有經濟說成是“官僚壟斷資本”，而本來屬於私有制范疇的民營經濟卻被當作是“人民”的企業，將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正常的市場競爭說成是“與民爭利”。有的人曲解國有經濟的改革目標，認為國有企業隻能存在於非競爭領域，不能參與市場競爭和追求更多利潤，國有經濟隻能“退”不能“進”，否則就是改革的倒退。還有人忽視國情，把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國有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國有經濟混為一談，認為國有企業隻能提供公共物品，從事私有企業不願意經營的部門，認為國有經濟與社會主義無關，也與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無關。上述認識盡管說法不一，但其基本思想就是認為公有制是低效率的，不能與市場經濟兼容，隻有實行私有化，才能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這種觀點不僅在理論上缺乏依據，在實踐中更是貽害無窮。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什麼必須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呢？歸根結底，這是由現階段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決定的，體現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以公有制為主體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根本要求。雖然資本主義制度在歷史上曾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但它存在著內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即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矛盾，導致了階級對立、貧富分化、金錢至上、經濟危機頻繁爆發等一系列深刻的弊端 。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進步性就在於，通過對生產資料特別是對國民經濟命脈和國計民生等關鍵領域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佔有，按照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對整個社會生產和經濟發展進行宏觀調控，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更加合理地配置社會資源。

以公有制為主體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條件。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而這一原則的實現不可能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之上，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必然會導致財產佔有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破壞社會的公平公正，阻礙社會的進步。隻有在生產資料社會佔有的基礎上才能形成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比較公平的分配關系，既鼓勵勞動、鼓勵創造，又注重防止兩極分化，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實現共同富裕，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與發展的成果。

以公有制為主體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條件。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在企業內部消除了資本與勞動的階級對立，使勞動者成為了企業和土地的主人，為實現社會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長遠利益與當前利益、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有機結合，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國有經濟在公共醫療、公共教育、保障性住宅以及供水、供電、能源供應、通信服務等事關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發揮著主力軍的作用，為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和保障公平正義提供了重要保障。

以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基礎。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而這樣一種民主制度隻有在社會的財富特別是生產資料佔有相對公平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如果生產資料特別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戰略性資源和生產資料被私有化了，被少數私人資本和寡頭壟斷佔有了，就必然形成壟斷資本佔主導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這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表現得是十分明顯的。因此，沒有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沒有我們共產黨執政以及整個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和強大物質手段。

以公有制為主體是全球化條件下實現自主發展的重要保障。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加深，全球范圍內資本的集中和壟斷趨勢進一步加劇，我國企業面臨的競爭環境十分嚴峻，發展空間受到嚴重擠壓。在這種條件下，隻有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依托國有企業這一有效載體，加速國內資本的集中和積累，加強對戰略性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推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自主創新戰略的實施，保持國家對關鍵行業和領域的控制力，才能在全球化條件下實現國家的自主發展，提高我國的國際競爭力。一個明顯的事例是，2013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國內地企業已經達到了89家，其中82家為國有企業。

事實勝於雄辯。我國能夠擁有今天這樣比較雄厚的綜合國力和重要的國際地位，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持續穩步發展，能夠在高速發展和急劇變革的轉型過程中保持社會的基本穩定，能夠經受住蘇東劇變、東南亞金融危機和汶川地震、世界金融海嘯等重大突發事件的考驗，都是與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分不開的。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上個世紀80年代以后許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掀起了大規模的私有化浪潮，私有化備受吹捧和神化，被看作是解決所有經濟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然而，私有化在全球實踐的結果卻是成功的經驗不多，失敗的教訓不少。拉丁美洲“新自由主義神話”的破滅和當前資本主義經濟的深重危機，使私有化神話的光芒黯然失色。危機証明，不顧一切地盲目的私有化是有害的，必然導致勞動與資本的對立、財富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和嚴重的經濟危機，特別是私人壟斷資本和金融資本貪婪本性的惡性膨脹與現代信息技術和金融全球化的結合，具有極大的掠奪性、投機性和破壞性，給世界人民帶來的不是福音，而是災難。

應當承認，我國公有制經濟的改革發展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國有企業從總體上已經與市場經濟融合在了一起，以土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為核心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顯示了巨大的優越性。但公有制經濟還存在不少問題，有待通過進一步改革加以解決。例如，國有企業的布局還比較分散，國有企業管理中存在管理者以權謀私的問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還不完善，加快土地流轉、促進規模經營的體制機制還不健全，等等。但是，需要強調的是，深化公有制經濟的改革絕不是要實行私有化，而是要形成更加完善的體制機制，進一步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使其更好地為全體人民的利益服務。私有化不符合生產發展的要求，不符合廣大人民群眾利益，也不符合歷史進步的潮流，這是地地道道的邪路，絕不能走。

三、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在現階段，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與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相輔相成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這進一步明確和強調了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作用。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

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決定的。科學社會主義與形形色色的非科學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它是以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世界觀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們對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別於現代社會的特征的看法，是從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脫離這些事實和過程，就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和實際價值”。我國仍處於並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最顯著的特征是生產力不發達、不平衡，這決定了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不是權宜之計，而是一個長期的方針，非公有制經濟在支撐增長、促進創新、擴大就業、增加稅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必須積極鼓勵和支持，同時要正確加以引導。要把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絕不能把這兩者對立起來。

近年來，社會上關於“國退民進”、“國進民退”的爭論不絕於耳，在這一爭論中存在的一個片面傾向是，過分夸大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相互沖突的一面，而沒有看到它們之間相互促進、相互融合、共同發展一面，如：國有企業多數是大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具有骨干和支柱作用，可以帶動民營經濟的發展﹔國有經濟在穩定宏觀經濟、推進自主創新、維護國家安全、支撐國民經濟發展等方面的積極作用為民營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宏觀條件等。另一方面，民營經濟的發展為國有經濟提供了有效的競爭環境、廣闊的市場需求和全面的分工協作，對國有經濟的改革發展具有積極推動作用。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當前我國的國有企業除少數由國家獨資經營外，絕大多數實現了投資主體多元化，進行了股份制改造，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成為了以公有制為主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公有制與非公有制、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為了一體。正因為如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是以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為前提的，不應當把國有經濟實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理解為對國有經濟進行私有化改造。那樣的理解顯然是錯誤的，不符合三中全會的精神。《決定》明確指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有利於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於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因此，這是新形勢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的一個有效途徑和必然選擇，而與所謂的私有化無關。

發展混合所有制不僅是公有制經濟改革的一個方向，也是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轉型升級的有效途徑。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除了受外部條件的制約，還受到內部因素的限制，如經營模式粗放，技術創新能力不足，社會責任意識薄弱，“家族式”、“家長制”治理方式弊端嚴重，等等。這些內部因素也影響著非公有制企業的發展壯大。《決定》指出，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鼓勵有條件的私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些重要舉措，有利於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產權制度的現代化和社會化，完善非公有制經濟的體制機制，推動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做強做大。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