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的錢不能花在救助懶惰者和欺詐者上。政府應當知道納稅人的錢救助了誰，這比救助標准和支付水平更重要。當然，政府掌握救助者信息之后，也不能隨意公示被救助者的身份，傷害他們的自尊，特別是對於受助者家庭的未成年人。
社會救助立法，我有兩個建議。
一是經濟狀況調查入法至關重要。向政府提出救助請求，即等於表明自己沒有能力和資產供養家庭，在事實上已沒有了財產隱私。政府的首要責任是驗証這個事實，這需要居民財產申報和經濟狀況調查制度。在很多國家的社會救助法中，都有專章規范經濟狀況調查。
在信息時代，伴隨人員流動性的不斷增加，人戶分離和單位檔案斷檔的現象十分普遍。我們可借鑒美國社會保障總署、澳大利亞公共服務中聯機構的經驗，基於社會保障號碼建設居民檔案和權益記錄，並建立政府部門之間信息共享和秘鑰管理制度，逐漸取代身份証。
在此基礎上，驗証一個社會救助申請者的財產狀況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對被救助對象進行公示也將成為歧視貧困人群的違法現象。
二是社會救助更需要公共服務。導致貧困的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對稱和能力缺失，社會救助應當以公共服務為主，資金給付為輔。
國家應當以社會救助為核心，整合社會保障和促進就業，建設基層政府的公共服務體系。我認為，可以招聘專職救助人員，建立預算制度，設立救助服務窗口或者網頁。同時，進入社區和家庭，鼓勵社會組織和社會公眾參與救助，實行一站式管理服務，從而減少貧困。在此過程中，要避免以救助為名增加各類經辦機構。
（作者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以上見解均由本報記者蔣雲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