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央紅軍進行長征的原因，有一種觀點認為，是中共（主要是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革命與動員模式選擇的必然結果”﹔傳統的黨史“過份夸大了”王明、博古的臨時中央在政治和軍事指揮方面所犯的 “左”傾錯誤。學術探討，貴在創新，但是創新不能脫離開基本的歷史事實，對歷史不能作主觀臆斷式的解讀。導致中央紅軍長征的原因既有客觀方面的，也有主觀方面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中央紅軍長征是國內外各種因素相互影響、共同作用的結果。要客觀地思考紅軍長征的原因，必須放寬視野、多視角考察紅軍長征的歷史背景。
首先，國民黨的“圍剿”對革命根據地造成巨大消耗。中原大戰后，隨著國民黨內部形式上的統一，蔣介石得以集中精力解決紅軍問題，連續的“圍剿”即顯示出其堅決的反革命態度。盡管軍事行動接連受挫，卻絲毫沒有改變他“圍剿”紅軍的軍事政治戰略，甚至在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的背景下，依然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不僅採用持久作戰與堡壘主義的新戰略，還大量增加“圍剿”軍隊的人數。國民黨憑借在軍事、經濟上的優勢資源所進行的持續“圍剿”戰爭，對革命根據地造成了巨大的消耗。
其次，革命根據地遭遇軍事政治的戰略困境。在國民黨軍隊連續進攻與持久包圍之下，根據地軍隊的補給日益困難。紅軍的運動戰術在蔣介石新戰略實施后越來越失去空間，要保衛中央蘇區隻能在內線作戰，採用陣地戰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紅軍雖連續取得四次反“圍剿”戰爭勝利，但根據地的軍事壓力並沒有解除反而有所加重。同時，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與“左”傾路線的現實危害不容忽視。在軍事上，先是推行冒險主義，后來又變為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否認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實行“關門主義”﹔在組織上，實行任人唯親的宗派主義和懲辦主義，搞“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這些“左”傾錯誤領導導致了根據地空前的政治危機，也加重了根據地的軍事危機。
再次，革命根據地面臨經濟財政困難。根據地的經濟建設能夠為打破國民黨政府的經濟封鎖、穩定和改善人民生活、進行反“圍剿”戰爭勝利提供較好的群眾基礎和物質條件。但國民黨政府對根據地的軍事“圍剿”使得根據地的經濟建設不能正常進行﹔同時，對根據地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與交通控制，對接近根據地的地區實施貿易禁運等，則使根據地經濟財政的補給日益困難。國民黨政府軍隊的包圍圈在日益縮小，蘇區面積也在日益減少，戰爭資源日益萎縮，而根據地大規模持續的擴大紅軍運動更加劇了危機。這種情況因為“左”傾路線的領導變得愈加嚴重。在軍事戰爭激烈進行的時候，“左”傾路線執行者卻在蘇區推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在肉體上消滅地主，在經濟上消滅富農，造成了嚴重后果。
最后，日本帝國主義日益加緊的侵略也影響著紅軍戰略的調整。九一八事變以后，日本帝國主義逐漸控制了東北三省，隨后把侵略中國的矛頭由東北伸向華北，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蠶食華北。針對國民黨政府的妥協退讓政策，中國共產黨堅決主張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北方，黨領導的抗日武裝依靠群眾，開展游擊戰爭，打擊了日本侵略者，成為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的主力。在南方，根據地軍民正處於國民黨軍隊的包圍之中。當得知九一八事變消息后，共產黨立即旗幟鮮明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號召各級黨組織和黨員，組織群眾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並發表對日戰爭宣言。根據當時的政治形勢和國內各階級政治態度的變化，黨初步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並且決定派遣抗日先遣隊突出重圍、北上尋找與日軍直接作戰的機會。黨的鮮明抗日主張與積極抗日行動，決定了紅軍的軍事政治戰略必須適時作出重大調整。
在分析紅軍長征背景、探討紅軍長征原因時，我們既要深刻認識近代中國革命的嚴峻復雜形勢，也要充分注意到中國共產黨建立時間尚短、革命經驗還不豐富的現實。在革命過程中，遇到挫折甚至出現錯誤在所難免，經歷曲折甚至付出犧牲不足為奇。但把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而被迫進行長征說成是中共 （主要是毛澤東）的錯誤政策選擇是有違事實的。歷史真相是，中央紅軍的長征是在復雜歷史背景下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放寬視野考察，“革命與動員模式”恰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成功模式。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確立要進行社會革命，並在二大上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這在近代中國所有革命力量中是獨樹一幟的。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兩對主要矛盾及其斗爭，貫穿整個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始終，並對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起著決定性作用。無論發生怎樣的曲折乃至挫折，黨牢牢抓住這兩對主要矛盾，始終沒有動搖與改變進行社會革命的信念，始終沒有猶豫與停止反帝反封建的行動。在近代中國廣泛的革命形勢之下，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廣泛的社會動員、開展了最深刻的社會革命，最終贏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與支持，完成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
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革命與動員模式”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因為 “左”傾錯誤的領導，這種模式的內涵發生了一些變化，其作用也受到了一定限制。即使如此，它與紅軍長征也沒有必然的聯系。至於是不是“過份夸大了”王明、博古的臨時中央所犯的“左”傾錯誤，我們從革命根據地爆發的全面危機中不難看出“左”傾錯誤所造成的巨大危害，而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是在中國革命過程中逐漸建立起來的。列寧認為，“社會生活現象極其復雜，隨時都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証實任何一個論點。”隨意摭拾一些例子，將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毛澤東與“左”傾錯誤領導人混為一談是經不起歷史檢驗的。
（作者系山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