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
1.實現3.0版本的善治理論
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反映著一個國家的治理水平。實現善治的關鍵在於處理國家（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在我看來，善治有三代理論。3.0版本的善治理論強調“公共事務公共管理”，它把公共管理定義為政府、社會組織、社區單位、企業、個人等所有利益攸關者共同參與、協同行動的過程，認為“善治”意味著國家與社會良性互動、協同治理，因此，建立集體決策和共同參與制度，加強公共選擇和公共博弈，實現責任共擔，利益分享，權力協同，這是第三代治理理論的主要訴求。簡而言之，協同治理的核心就在於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處理好了政社關系，建立政府與社會、政府管理與社會自治的良性互動和分工協作，並且由權威機構推進系統性改革，就可能會實現善治。——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燕繼榮 （《21世紀經濟報道》，2013年11月18日）
2.民主的旗幟，我們要舉得更高
不是別人舉，我們就不舉﹔而是別人舉，我們比別人舉得更高。為此，要痛下決心，清除一切背離民主的思想、理論、體制和做法，尤其是用人制度中那些打著“黨管干部”旗號、實際上在不斷剝奪老百姓和普通黨員權利、敗壞黨的聲譽的做法。不是不可以講黨的領導，不是不應“黨管干部”，不是不可以一黨長期執政，但所有這些都應在符合民主基本規則的范圍內運行。毫無疑問，這樣做起來，黨的活動肯定會比過去受到更多的限制。例如，各級黨組織不能再對政府組織直接發號施令，黨在真正保証民眾對官員選擇權的前提下向公權力輸送自己的精英，甚至在短時期內、在個別地區，相當數量的共產黨官員會被貼上不信任的標簽等等。但是，以接受約束取信於民，獲得更多的執政合法性，使黨的公信力止跌回升，這樣的好事，又何樂而不為？這樣，至少和否定民主的選擇相比，邏輯更順，可行性更大，風險更小。——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學習時報》，2013年6月10日）
3.執政黨亟待第三次思想解放
歷史經驗証明，政治家的思想解放是創造豐功偉績的前提。中共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解決了共產黨該干什麼的問題。但這次思想解放是態度的轉變，而不是知識的更新。第二次思想解放發生在1992年及隨后一個時期。這次思想解放有了真正的知識更新。由鄧小平率先打破僵局，提出了一套新的理念，其核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共十八大召開以后，掌握國家命運的政治家必須推動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核心理念是建立社會主義多元所有制，其中包括社會主義私有制。這一理念的具體要點是：第一，重新認識“社會主義”的意義，社會主義是強調公共領域的平等、公正﹔第二，拋棄“主導-從屬”這類籠統的、意識形態化的提法，把所有制形式的採用完全看作“工程技術”問題﹔第三，要重新認識“私有制”，社會主義私有制是指公共權力對行使私有財產權利所產生的“外部性”進行調整的產權制度。——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 （中國改革論壇網，2013年4月2日）
4.走黨建與政改相結合的道路
在學術領域，某些黨建研究者離開政改，孤立地研究黨建，甚至認為黨建可以代替政改，結果是思路越來越窄，思想也越來越“左”傾，而且還影響到中央決策。在實踐中，離開政改搞黨建，雖然也曾轟轟烈烈，但最終仍以“四大危險”收場，也在民間成為笑柄，因為它違背了和平時期隻能走黨建與政改相結合的道路的黨建規律。所以，孤立地搞黨建是死路。隻有黨建與政改相結合，才能擺脫目前的困境。當前的群眾路線教育應當是新政改的准備。這種前后相繼的關系也是黨建與政改相結合的一種形式。——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王佔陽 （《人民論壇》，2013年10月下）
5.“中國夢”從未脫離馬克思主義
一些媒介在傳播“中國夢”過程中，存在概念化、固化、庸俗化等傾向，以致有些人對於中國夢理解出現質疑：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經過艱苦努力，把330多年歷史的空想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社會主義，現在提出中國夢是不是把科學社會主義又變成了“夢想社會主義”或者是新的空想社會主義？言外之意就是中國夢缺乏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基礎。實際上，中國夢的重大戰略思想始終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一刻也沒有脫離馬克思主義。中國夢重大戰略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最新理論成果，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結晶、新話語。——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辛向陽（《黨建》，2013年9月）
6.群眾路線是最為重要的軟實力
當大多數人民群眾認為這個政權、這個執政黨已經不能代表他們利益的時候，垮台和失敗就是必然的了。所以，從蘇聯解體和蘇共失敗的沉痛教訓中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永遠同人民群眾站在一起，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黨的群眾路線、不可分離的黨群關系和干群關系，這是我們國家最為重要的軟實力。軟實力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但它是一種無形的重要力量。它甚至可以決定一個黨、一個政權的興衰存亡。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當前我們國家的軟實力正遭遇挑戰，甚至有被削弱的危險。黨內也還存在著不少不適應的地方，尤其是貫徹群眾路線方面存在著問題，有的問題甚至還很嚴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嚴書翰（《北京日報》，2013年6月17日）
7.抓住“官員財產公開”這個“綱”
建立“官員財產公開制度”這一“籠子”，使官員的財產陽光化、公開化作為反腐敗的突破口，無論是對於推動政改還是遏制腐敗都有著極大的裨益。這種呼聲已經10多年，然而至今收效甚微，原因在於遭到了一些利益集團的堅決抵制。中國已處於矛盾的多發期和易發期，化解日益頻發的社會矛盾和沖突，需要找到一把鑰匙，這把鑰匙就是“官員財產公開”。 官員財產公開可以有效遏制日益嚴重的腐敗，可以挽救一批人才，保護人力資源，可以縮小貧富差距，逐步化解收入鴻溝。在中國社會矛盾多發的轉型期，抓住“官員財產公開”這個“綱”，“綱舉”就會“目張”，就能收到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的效果，可謂事半功倍。——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唐任伍（新浪財經，2013年7月31日）
8.反腐敗是官民良性互動的切入點
不管人們對現狀有多大的不滿，但從對社會和歷史負責的角度說，人們大多都希望通過平和的變革，使社會走向進步。因為動蕩代價的最后承擔者還是一般老百姓。以平和的方式進行社會變革，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實現上下層的良性互動。在這個過程中，什麼會成為形成良性互動的切入點，反腐敗，就是歷史提供的一個機會。就現實的情況看，上下在這一問題上不但要反腐是共同的，遇到的阻力也是共同的，這就是強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團。目前中國的反腐應該經歷運動式反腐與制度化反腐兩個階段。運動式反腐起的是破局的作用。在面對強大利益集團的時候，沒有運動式反腐，制度式反腐是沒有可能的。而在運動式反復階段，形成官民良性互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現實中也是可以看到的。——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共識網，2013年2月18日）
9.政治應當以民為本、以民為主
所謂“民為政綱”，這裡的“政”是指政治權力的領域，包括政治制度與掌握政治權力的人。“民”不簡單地是指人，而且可以引申為政治這個領域應當尊重的基本價值和應當服從的首要道德原則，即政治應當以民為本、以民為主。“民”應當是包括所有人的，即政治原則上應當為所有人服務。但我們知道，政治領域有別於非政治或者說無政府狀態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它是一定要有權力和強制的，要有一定的指令和服從關系。所以，我們又可以、也必須在政治領域中區分出“主治者”、“執政者”、政治領導人、官員、掌握權力者和其他不掌握這種權力的人們——即“治理者”之外的所有社會成員，或者說后一種意義上的、狹義的“民”。這種區分至關重要，因為“人民”這個詞是很容易被“代表”、被濫用和被盜用的。——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何懷宏（《學術前沿》，2013年7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