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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否歷史人物,一些自以為是“同情的理解”、是擺脫了歷史“利害恩怨”的評判,其實並不見得就符合歷史的真實

左雙文:關於近代歷史人物評價的幾個偏向

2014年01月20日11:11   來源:北京日報

原標題:關於近代歷史人物評價的幾個偏向

歷史活動的主體是人,歷史書寫中應該有人的活動,有活生生的人物的活動。研究歷史人物必須實事求是。近些年來,歷史人物研究不斷趨向於客觀真實,但也存在一些現象值得注意。

——要注意人性的復雜性,避免人物研究的標簽式、模式化、程式化、簡單化(好人、壞人模式,非黑即白模式)。近代歷史人物的多變性、多方面、多層次、多階段,是與近代中國社會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的。在歷史人物身上,我們都會看到復雜的一面:他有許多值得肯定的方面,但也有某些不受歡迎的方面﹔他在這個領域、這項事業中是杰出的、卓越的,但在另一些他不熟悉、不擅長的領域,又是不成功的,甚至是拙劣的。尤其是一些在關鍵崗位、此前有崇高威望的人物,往往由於在這類領域做了錯誤的決定,說了錯誤的意見,甚至給國家和民族造成巨大的損失﹔不同的歷史人物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發揮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歷史作用,也是十分常見的。

——人物研究要避免亂翻案、亂翻燒餅(避免走極端),故作驚人之語,嘩眾取寵。近來對一些歷史人物有不同的聲音,例如袁世凱,例如陳炯明,例如高宗武、陶希聖,例如汪精衛,例如高崗、饒漱石。過去因為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原因,對人物的判斷(或政治結論)有片面性,對許多歷史人物的評價不夠客觀、公正,做去偽存真的“翻案”文章確實是非常必要,這既是近代史研究撥亂反正的客觀需要,也是負責任的歷史學者責無旁貸的工作。但做翻案文章必須要慎重、嚴謹,個人以為,不是什麼案都可以翻,什麼人都需要重新評價,最起碼,我就不能贊成為汪精衛1938年12月之后的漢奸行為開脫。現在一些人在討論近代歷史人物時,完全脫離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和歷史環境,任意“穿越”,以當今某些功利化、世俗化的標准和心態作隨心所欲的評判和解讀,自以為是“同情的理解”,是擺脫了歷史的“利害恩怨”,是“與時俱進”,其實,既不符合歷史的真實,也將造成人們歷史認知的模糊和混亂。

——人物研究要避免對研究對象的偏愛,不能隻看相關這個對象的資料。研究者往往因為看某個人、某個方面的材料多,較多地看到的是對其有利的材料,日積月累、潛移默化,以致可能被這些材料所左右,有意無意地被研究對象牽著鼻子走。史學大家研究歷史必定視野非常寬廣。因為隻有注意並盡量尋找與所研究人物對應的、甚至相反方面的材料,才能做到“兼聽則明”。我們尤其不能陷入對自己的研究對象旁人隻能說好,不能說不同意見的情況。在一些人物傳記和人物評論中,明明是很有缺陷、很有問題的人物,在他的書中,卻成了十全十美﹔明明只是很普通、作用很一般的人物,在他的筆下,卻成了功高蓋世。似乎在這些事件、這項活動、這個領域中,他研究的這個人才是最重要的,隻見亮點不見瑕疵,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甚至把瑕疵寫成亮點。

——誕生地主導式或紀念式人物研究(近年有相當部分以人物為主題的學術會議都是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有其值得重視的學科價值與社會功能,但要避免“刻意重視”。某一地方出一位有重要影響力的歷史人物,是一個地方提升認同感、榮譽感的重要歷史資源。后人對於先人的紀念和頌揚也屬人之常情,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崇敬先賢是我們民族的一個優良傳統。但這一類的活動要特別注意客觀性、學術性。如袁世凱的故鄉、陳濟棠的故鄉、或者宋子文的后人、尹昌衡的后人、陶希聖的后人召開的會議、主辦的活動及撰述的著作,要避免流於一味頌揚或刻意開脫。

——人物研究的書寫要豐富、生動,不能是履歷式(如某年某月任某職之類)的描述。近年來某些人物研究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歷史人物研究隻有力圖深入到人物的內心世界,多說幾個為什麼,多問幾個為什麼才有活力和生命。這方面楊奎鬆最近寫的《忍不住的關懷》,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鄧野的《傅作義政治轉型過程中的雙重性》,以及齊邦媛的《巨流河》,以及過去讀過的張忠紱的回憶錄《迷惘集》,宋選銓的《宋選銓回憶錄》等,都頗有特色。楊奎鬆以其深刻、卓越的史識,獨到、冷峻的眼光,尤其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在這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

——精英人物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有人之常情的一面,不必神聖化。最近我讀民國時期著名外交家傅秉常的日記,以及擔任過國民政府行政院參事的陳克文的日記,那裡面的記錄就頗為生動真實,反映了一些重要歷史人物日常生活中某些人之常情的一面,包括對著名外交家王寵惠等人的記錄。這些記錄,與人們在后來的回憶或紀念文章中所看到的(其中有許多應景的、頌揚式的東西),要真實生動得多。

——精英人物的歷史地位和歷史責任。精英人物是歷史舞台上的主要演員,他們具有常人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同時,由於近代中國仍然是一個傳統的人治社會,是一個精英主導型、甚或精英決斷型的社會,精英人物對歷史的推動(或阻礙)作用就更為突出,正因為精英人物的分量重、影響大,“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他們承擔的歷史責任就更為重大。在近代中國的舞台上,精英們固然有許多可圈可點、可歌可泣、可贊可頌的杰作,對社會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但也有許多可悲可痛、可氣可嘆、可鄙可恥之事,出自所謂精英之手。一部中國近代史,既有無數令人振奮的篇章,也有許多令人扼腕的敗筆。因此,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無論褒揚還是批評,都要以史實為依據,慎之又慎。(作者為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導)

延伸閱讀

關於評價歷史人物的睿語

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

——列寧《評經濟浪漫主義》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評論一個歷史人物,當然不是要求我們用今天的標准去要求一個歷史人物﹔而是要嚴格地聯系到這個歷史人物所處的歷史時代和歷史條件,進行具體的分析。因為一定的歷史時代隻能產生一定的歷史人物,這是歷史的局限性。

——《翦伯贊史學論文選集》第三輯

隻憑事業來烘托來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處,則決不能表現出。人生逢亂世,更無事業表現,此人乃能超越乎事業之外,好像那時的歷史輪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業之外表現出他自己。他所表現者,只是赤裸裸地表現了一人。那種赤裸裸地只是一個人的表現,則是更完全、更偉大、更可貴,更能在歷史上引起大作用與大影響。

——錢穆《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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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吳斌、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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