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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來的社會文化變遷中無疑出現了一些低俗、庸俗文化，大體可以用五句流行語作為概括。第一句：“我是流氓我怕誰”。第二句：“用身體寫作”。第三句：“誰都靠不住”。第四句：“不是我變壞，是我迫不得已”。第五句：“隻嫁房子不嫁人”。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亦有相對獨立性。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國文化氛圍，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由英雄主義向平民主義、集體主義道德模式向個人主義的轉變。“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准”、“振興中華”、“改革開放”等帶來了全社會的思想解放﹔同時，諸如“搭上國際最后一班車”、“黃色文明轉向藍色文明”等口號也影響著社會心理。中國人迅速學習借鑒各國現代化的經驗，開展中西文化比較，由此，西方文化熱興起。從“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潘曉討論，到蛇口風波關於“淘金”合理性的辯論，鼓吹人性的薩特熱、弗洛伊德熱一陣陣掀起，雖有脫離中國實際、脫離中國文化傳統的缺點，但這樣的文化轉型大體上融入了改革開放初期逐漸形成的尊重個人、尊重個人正當利益訴求，合理調節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等社會主流文化心理，也融入了推動改革開放的主流文化中。
上世紀90年代以后，社會心理結構出現了許多變化，一些人出現了信仰真空，把金錢看作衡量一切價值的標准。更加可怕的是，一部分人產生了“不擇手段”追求暴富的心態。1992年我去某開發區，一位曾帶有靠智力致富信念的知心朋友迅速轉為追求暴富者，他對我說了這樣一番話：“這是一個少數人暴富的年代，時間不會太長，我們要抓住機遇趕緊發財，否則的話殃及幾代子孫。”有些媒體連篇累牘地刊播某某迅速成名暴富的故事，殊不知下海失敗的要多得多。我這位朋友也很快因為受賄被撤了職，現在在美國教計算機，還不是依靠誠實勞動？
這樣的社會文化或社會心理的變化，並非靠一些具體例子才能得到証明，而在例証之外，也許一些流行性的社會標簽式語言更有說服力。
30多年來的社會文化變遷，無疑出現了一些低俗、庸俗文化，大體可以用五句流行語作為概括。第一句：“我是流氓我怕誰”。不同的人對此也許有不同的理解，對不同的人也許產生不同的影響，但是，無疑卻在慫恿這樣的文化價值觀：不是競爭實力而是競爭“底線”，這種社會文化負面性怎能不令人害怕？第二句：“用身體寫作”。這在社會價值構建中往往導致拋棄責任。第三句：“誰都靠不住”。社會信任度低，人們很容易成為純粹的“經濟動物”。有這樣一個段子一度非常流行：看了《蘋果》知道男人靠不住，看了《色戒》知道女人靠不住，看了《投名狀》知道兄弟靠不住，看了《集結號》知道組織靠不住。這固然有調侃成分，但也反映了人們的一些看法和某種社會情緒。第四句：“不是我變壞，是我迫不得已”。這在近年某些宮廷劇中表現特別明顯。原來，打破道德底線，先下手為強，諸多壞事都是被環境逼出來的。誰人無過，但人人以此為由，社會責任很容易就被侵蝕殆盡。第五句：“隻嫁房子不嫁人”。一些房地產商通過捏造“剛性需求”神話，輕而易舉就摧毀了傳統的家庭婚戀價值觀乃至人生觀。
對於社會文化的這種變遷，我稱之為“庸俗化泛濫”。這種傾向不利於我們吸收西方和中國傳統文化精髓，反而易於吸收糟粕，自身素質的高低決定吸收外來文化與歷史遺產的層次和水平。
庸俗化越發展，突破道德底線的事件就越多：救助他人反被勒索，醫生賣假藥有理。中國大陸公共汽車的讓座率已遠遠低於台灣地區。現在自動電梯越來越多，一些人卻不知靠右站給他人留出通道。諸如此類現象反映我們的精神文明比起“GDP總量”實在太不協調了。
物極必反。當人們發現國際上有人毫無道理地抵制中國申辦奧運的時候，就煥發起愛國之心。汶川大地震則激發了全社會的救助熱情。庸俗化在無恥中突然受挫，也發生在汶川地震期間。某教師拋棄學生自己先逃，卻堂而皇之以“真小人勝過偽君子”，網絡上有輿論馬上吹捧。現在大家知道，這種網絡輿論也受極少數人操縱，就是和“范跑跑”一樣，他們蓄意解構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
越是更加清醒地自信地認識到，中華民族已進入上升通道，並已度過那不得不以解構自己為代價去突破舊體制的時期，就越需要我們更加注重正面建設，需要嚴肅的社會批判，發揮“正能量”，提高全社會的精神文明水平，凝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