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是伴隨封建社會的一大頑病痼疾。腐敗愈演愈烈，必然導致王朝崩潰倒台。因此，歷代有識之君都將反腐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並想出不少別出心裁的懲防措施。唐太宗也不例外。
唐太宗即位之初，一方面，由於隋末唐初連年戰亂的影響，官員貪污受賄問題仍然十分嚴重﹔另一方面，行賄受賄又具有很強隱蔽性，很難被發現。唐太宗想出了一個辦法，密令左右向大臣行賄，以此判斷受賄之人。不幸果真有一人中招，受絹一匹。唐太宗勃然大怒，下令將其處死。民部尚書裴矩獲知事情來龍去脈后，向唐太宗進諫：“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出自《論語》。孔子曾強調：“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思是單純用政令律法予以約束，百姓雖然遵法卻會失去廉恥之心﹔隻有用道德引導、用禮教感化，百姓才會真正歸服。
唐太宗的做法，用現在的話說，就叫“釣魚執法”，也就是執法者在當事人原本沒有違法意圖的情形下，以欺騙手段誘使其做出違法行為，然后對其進行懲處。
釣魚執法的危害是極大的。首先，執法部門之所以挖空心思導演釣魚執法，根本原因在於利益驅動。當執法部門由公共管理、服務部門蛻變為逐利部門，必然會嚴重損害公權力的形象與公信力。其次，釣魚執法以對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的雙重踐踏，直接破壞了公眾對法律的信守和法治的信仰。再次，釣魚執法本質上是執法部門對權力的濫用，這意味著公眾隨時可能被陷於危險境地，必然導致人人自危，對公權力產生強烈的對立情緒。最后，釣魚執法為欺騙手段披上了堂而皇之的外衣，造成公眾與執法部門以及公眾之間的相互猜疑，最終將導致社會道德滑坡，產生嚴重的社會信任危機。
正是看到釣魚執法的巨大危害，盡管已經知道這個餿主意是唐太宗所出，裴矩仍然頂著壓力向唐太宗進諫。所幸唐太宗立刻醒悟過來，召集五品以上文武官員，當眾表揚裴矩：“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倘每事皆然，何憂不治！”同時宣布取消以此方法試探官員。
但其實說起來，唐太宗並非釣魚執法的首創者。在他之前，隋文帝楊堅也用過這一招。當年隋文帝同樣苦於大臣多贓污，於是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如有受之者則“立斬”。唯一不同的隻在於，當隋文帝出此下策時，並沒有大臣像裴矩那樣勇敢地站出來向他進諫。
為何同樣使用釣魚執法，卻有不一樣的結果？這就不能不說到隋文帝與唐太宗不同的治政理念。
貞觀四年，唐太宗曾問房玄齡、蕭瑀：“隋文帝何如主也？”房、蕭二人回答：“隋文帝勤於為治，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唐太宗卻說：“你們雖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衍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接著又說自己：“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后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
應當說，隋文帝亦為一代雄主，但猜忌多疑不能不說是他性格中的一大缺點，剛愎獨斷更是他作為君主的致命之處。由於自認明察秋毫，隋文帝對大臣一是不信任，事無巨細皆由自決﹔二是異常苛責，大臣稍有過失即加以重罪，特別是經常於殿廷上杖打大臣，時有大臣因廷杖而死。在這種情形下，即使看到隋文帝有所失誤，群臣又哪敢開口進諫？可笑的是，隋文帝有時因妄殺大臣而后悔，又反過來責怪群臣“不諫”。伴君如伴虎，這句話用在隋文帝身上，可謂恰如其分。
相比之下，唐太宗在君臣和諧、同心合力上做得就強多了。唐太宗即位之初，聽說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有重名，即命召見，問以政道。張玄素同樣以隋亡教訓為鑒，說：“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群臣。群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唐太宗聽進張玄素忠告，恪記“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充分發揮群臣智慧與積極性，上下齊心，共同造就了“貞觀之治”的盛況，也使自己成為一代明君。順便說一下，還是這個張玄素，有一次進諫，竟然稱唐太宗不如隋煬帝、等同桀紂。面對如此激烈言語，唐太宗仍然反躬自省“玄素所言誠有理”，下令予其賞賜。如此心胸，天下焉能不治！
由此我們就可以很好地回答上述問題了。同樣使用釣魚執法，隋文帝明為反腐，實則將之作為馭下的手段，自然不會去反省，也沒有大臣敢於進諫。唐太宗初衷為反腐，待裴矩指出其中弊端后，則欣然接受，當即改正。進而，再以隋文帝為對比，不難發現，貞觀年間名臣雲集、君臣無間，根本原因就在於唐太宗舉重若輕、放手諸臣的治政風格，以及從諫如流、不恥糾錯的寬廣胸懷。這一點，魏征看得最清醒。當唐太宗有一次表揚魏征勇於直諫時，魏征回答，假使唐太宗對直言諫語惡而不聞、拒而不受，又有誰敢開口冒犯龍顏？並以“善惡太明”的蕭瑀為例：“瑀違眾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勁，向不遇聖明，求免難矣！”
確實，裴矩關於君勿陷臣於法的勸告對唐太宗的影響是很大的。這件事過后不久，有人上書唐太宗“請去佞臣”。唐太宗召問道：“佞臣為誰？”此人回答：“陛下可與群臣言，假裝生氣以試之。有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唐太宗不以為然地說：“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
說到這裡，就不能不提到向唐太宗進諫的裴矩。這個裴矩，原是隋室舊臣，為隋煬帝所器重，而他也處處以隋煬帝喜好為坐標，百般逢迎﹔孰料唐代隋后，特別是在唐太宗時期，卻仿佛完全變了一個人，由佞轉直。這個現象甚至引起了司馬光的注意與無限感慨。司馬光在裴矩諫太宗這件事上評論道：“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動則影隨矣。”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有什麼樣的領導就會有什麼樣的下級，領導好諛惡諫，則下級必然爭拍馬屁、不說實話﹔領導從善如流，則下級就會敞開心扉、知無不言。因此，當我們倡導鼓勵干部群眾說真話時，領導干部首先要有聽真話的勇氣和胸懷，特別是對於批評意見，哪怕言詞再激烈，也應當有聞過則喜、虛懷若谷的氣量與風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