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繼鋒：用制度理念打破“特權邏輯”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的廣泛應用，特權現象和特權行為越來越多地暴露在公眾視野中，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在當前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已經建立、各種制度不斷健全的情況下，特權現象和特權行為似乎仍有日趨蔓延之勢，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

從媒體和網絡曝光的案例來看，特權現象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利用手中的權力或影響力侵佔公共資源。如，在老百姓“看病難”、“入學難”、“住房難”、“養老難”的情況下，“高干病房”、“機關幼兒園”等卻集中了不少優質公共資源，成為少數實權部門和領導干部獨享的福利。有的甚至在制定政策時故意留“后門”，以便本單位、個人或家屬能夠享有更多優質資源。

二是利用手中的權力搞特殊。有的干部以工作和職責上的特殊需要為掩護，追求特殊待遇和生活享受，出則車馬輿從、警車開道，入則豪華酒樓、高檔會所﹔有的專門在“特”字上做文章，非“特”不足以顯示身份，“特供酒”、“特權車”等，打著“特事特辦”的旗號明目張膽地搞特殊。有的干部子女親屬也成為特殊照顧對象，擁有不少“特別機遇”：“蘿卜招聘”、“破格提拔”、“吃空餉”……特殊背景就意味著享有特殊的“權利”。

三是利用手中的權力規避責任和處罰。有的領導干部把特權看作暢通無阻的通行証，無視法規制度的約束﹔有的對法規制度不以為然，以言代法、以權壓法，遇事就用權力擺平，對下屬、子女的違規違紀行為縱容包庇。

特權現象背后折射出的是“特權邏輯”

作為無產階級政黨，反對特權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主張。無論在革命時期還是執政時期，中國共產黨都旗幟鮮明地反對特權現象。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要求，“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而對時下的有些干部來說，謀求和享受特權往往被看作天經地義、理所應當，甚至成為地位和能力的象征。在這些人心中，自然有他們自己的一套評判標准和邏輯。

主仆倒置的“官本位”思維。我國有著幾千年的等級制度和人治傳統，一些領導干部深受“刑不上大夫”、“勞心者治人”、“官尊民卑”等思想影響，尊崇“官位至上”，宗旨意識淡薄，時時處處把自己當作領導者和管理者，在群眾面前擺架子、講身份，在單位內部做“人上人”，把待遇和分工的差異視為身份和地位的差別。在他們看來，群眾是管理對象而不是服務對象，下級也理應服從領導、為領導服務，而領導作為制度的制定者和主要執行者，也可以不受一般制度約束。

權力至上的“權本位”思維。有的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唯權獨尊”，不在乎權力從何而來、為誰所用，隻在乎權力本身是否掌握在自己手中。有的干部對權力盲目崇拜，相信權大於一切，隻看到權力的功能和效用，忽視權力帶來的責任和義務。有的把公權看作“私器”，把服務群眾的權利看作自己謀取私利的“權柄”。在他們看來，權力來源於自己的爭取和上級的認可，與人民群眾無關，更無須接受群眾監督。

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本位”思維。不可否認，領導干部是黨和國家事業的骨干，是黨員干部中的優秀分子，與普通干部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有的黨員干部考慮問題時從個人角度出發，把自己擺在組織之上，在班子中搞“家長制”、“一言堂”。把制約當掣肘，不願接受各方的監督。在他們看來，領導干部能力強，管事兒多，付出大，在行為作風和待遇上搞點兒特殊沒什麼大不了的。

當特權現象得不到有效制約時，必然會產生巨大的示范效應，“特權邏輯”也可能被社會所認可、迎合甚至逐步強化。那些享有特權的人，自然會千方百計保持這種優勢。普通干部則開始圍著領導和權力轉，“不認組織認個人”，“隻唯上不唯下”，主動“為領導服務”以求個人前程。至於公眾，或者對特權現象見怪不怪，習以為常，或者找門路、托關系，曲意逢迎。當無法獲得公平權利和機會時，無奈之余，難免會有“恨爹不成剛”的感嘆。

用制度理念打破“特權邏輯”

特權問題與制度建設格格不入。特權現象侵蝕制度文化，損害制度根基。有時候，一個看似細微的特權行為，有可能導致“蟻穴潰堤”的后果。相應的，制度建設也是遏制特權現象和特權行為的關鍵舉措。1980年8月鄧小平同志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就指出：“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打破“特權邏輯”，需從制度上下功夫。用制度把超越、凌駕於法規制度、社會秩序、公平正義之上的特權思想行為管束起來，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鏟除滋生特權的思想土壤。

一是要編好“籠子”。在制度設計時，要堅持公平公正合理有效的原則。既要堵住“后門”，防止把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小集團”利益合法化﹔又要破解盲區，及時查漏補缺，完善既有的制度體系。要增強制度的有效供給，提高制度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防止制度設計不嚴密、前后不銜接、要求籠統等問題。應加大對權力監督的制度創新。如，在干部選任時，可逐步提高民意測驗、民眾滿意度在干部選拔、考核中所佔的比重，考察干部是否稱職，不能隻有上司說了算，更應聽聽人民群眾的評價。

二是要守住“閘門”。“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治理公款吃喝難，曾出現“上百個文件管不住一張嘴”的局面，說到底是制度缺乏剛性約束。因此，防治特權必須從狠抓制度落實做起，建立制度執行的考核評價與責任追究機制，可借助現代信息技術和科技手段，防止“人情”、“面子”干擾制度執行，避免制度執行中“彈性”操作、雙重標准和選擇性執行問題。

三是要筑牢思想“圍牆”。凡事隻有內化於心，才能外化於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曾提出，“要反對特權思想，從內心深處將超越法律和制度的特殊視為恥辱”。領導干部身處權力、利益和矛盾的中心，稍不警惕，特權思想就會進腦染身。必須加強對制度思維和制度意識的培養，時時處處提醒自己保持對制度的認同感、敬畏感以及遵守制度的自豪感，這樣才能守住制度底線，抵制特權思想的侵襲滋長。

值得一提的是，特權現象危害雖大，但畢竟來自於少數干部。隻要大多數人能夠堅持原則，按制度辦事，特權行為必將無處遁形。堅決維護制度權威，防止特權現象和特權行為，是每個共產黨員應盡的職責，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關鍵所在。在這方面，蘇共垮台的歷史教訓殷鑒未遠。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