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和平發展需要安全、穩定和友好的外部環境。對於外部環境，理想狀態應該是既能夠對個別現實或潛在的敵人造成威懾，同時又不至於使其他友好國家和伙伴感到受威脅。換句話說，就是既能懾止敵人不要搞戰爭冒險，同時又不至於拒友人於千裡之外。那麼能否將威懾和威脅統一起來，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
威懾與威脅既有聯系，也有區別。一般說來，有威懾即有威脅，屬於對利益攸關的對立方造成的不安全感。某種程度上說，威懾是潛在的威脅，威脅是現實的威懾﹔威懾是被動的，有止戰、避戰、不求戰的意味，表現為后發制人，而威脅則是主動的，求戰、求勝，表現為先發制人﹔威懾是更多地強調擁有懾止某種行為的能力，威脅則更多地強調具備某種主動毀傷能力。比如我們的核戰略，就是向外界表明我們擁有強大的核反擊能力，但我們承諾不首先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這就對潛在敵人形成強大威懾，而同時又不對無核國家和地區造成威脅。無論是威懾還是威脅都是針對對立方的，而對於己方或友方是不存在的。各個國家的國家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有差異就有矛盾，但隻要不存在根本利益沖突，就不會形成對立關系。就像美國雖然擁有強大軍事能力，具有普遍的威懾能力，但其與盟國擁有根本的共同利益，所以很難想象美國會對英國構成威懾和威脅。
一國的威懾力很強，同時對外界的威脅又很小，這是理想狀態，表明這個國家保護自己的能力很強，但不會侵犯別人。當威懾力很強同時對外威脅也很大時，這個國家的安全實際上處於不穩定狀態，現實和潛在對手都會隱忍待發、伺機反擊，比如現在有的國家恃強凌弱、四面樹敵，推進霸道，實為不智，也並非長久之計。當威脅大於威懾，即大家感到一國的威脅很大，而其威懾力又很小，這是最危險的狀態，敵人很容易使用武力解除威脅，比如以前的伊拉克、利比亞。當威懾弱、威脅也小時，就等於把國家安全系於外人，當然也是不安全狀態。就處理威懾與威脅關系而言，理想目標應當是建立強大的威懾，而不是形成巨大的威脅。中國的戰略文化喜歡威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思想就是通過威懾達成目的，威懾是實力加謀略的綜合運用，這是很優雅而高明的。威脅則是赤裸裸地挑戰和恐嚇。現在我們總是強調提高威懾和實戰能力，重視懾止戰爭，也是源於這種戰略文化。
可以說，一國或國家集團或非國家行為體，對相關方是威懾還是威脅，取決於利益，表現為意圖和能力。利益決定意圖，意圖引導能力。有什麼樣的利益，就產生什麼樣的意圖，也就會尋求和發展什麼樣的能力﹔反過來也一樣，有多大的能力就決定多高的目標，也決定實現多大的利益。利益、意圖和能力三者應該統一。當三者一致的時候，政策、目標、行動都很清晰，外界不會質疑。但三者矛盾時，就容易造成外界誤判和自身困惑。比如，美國是全球利益，能力是全球到達、全球打擊，意圖是全球霸權，清晰明確。我們一再宣稱堅持和平發展，但總有人不相信，因為我們迅速拓展的利益和全面發展的能力在那擺著呢。因此，要使外界相信我們不是威脅，最根本的不是讓他們相信我們的能力不夠或是意圖和平，而是要使之相信中國與世界擁有巨大的共同利益，這個利益就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通俗地說就是中國夢和世界夢是一樣的，“我的美夢不會以你的噩夢為內容”。
威脅判斷的重要標准是利益沖突的程度。大利益一致，你越強，他越高興，小分歧留在內部消化﹔大利益不一致，你越強，他越警惕，反彈越厲害。我們應做大共同利益，管控利益分歧，至少做到求同存異，降低或消除相互威脅的風險。
威懾還是威脅，還要看戰略和策略。戰略和策略是意圖的外化和體現。意圖進入決策，就轉化為戰略和策略。發展力量、遠交近攻、攻守兼備等是歷史上各國塑造有利外部環境所採用過的策略藝術，值得借鑒。就當下的中國而言還有一條非常重要，就是履行國際責任、提供公共產品，這是取信於世界、立威於天下的必然抉擇。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為世界所能提供的最大公共產品、所履行的最重要的國際責任體現在兩個方面：即和平的“穩定器”和發展的“倍增器”，這一點我們自己和世界認識都不夠，可能是因為我們發展變化太快。但應當說明，我們為國際作貢獻不是為他人作嫁衣，而是首先服務於本國利益，之后才服務於國際社會。強國的概念早已不是攻城略地，而是能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圍上提供公共產品，我們應在維護和平、促進發展這兩個方面為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塑造某種打下中國烙印的國際秩序，讓全世界看到我們的力量，領略到我們的善意，感受到我們的東方智慧，相信中國真是一個強壯、善良而有原則的“大塊頭”，那時我們就真的實現了威懾和威脅的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