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一體化：中國農村和農民的復興夢

中國是一個有著長達五千年農業文明的大國，在古代社會創造了燦爛的農業文明，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近代以來，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興起，中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千年變局”，在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壓迫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對中華民族來說，是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折，它從根本上扭轉了中國的沉淪，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了制度保障。作為一個從百年動蕩和戰爭廢墟中走出來的農業人口佔大多數的國家，最值得研究的成就，就是中國的農業是怎樣轉型，中國的農民在這個發展歷程中做出了什麼樣的貢獻。

中國古代社會的農業文明和近代衰落

中國是世界最古老的農業國之一，也是人類從事原始農業活動的起源中心之一。在以資本主義為代表的工業文明影響和進入中國之前，中國的農村經濟基本上呈現出一種周期性的恢復、發展和繁榮、停滯、衰退然后再進入恢復階段這樣一個螺旋式的發展。這種周期性的發展在政治上的表現，就是朝代的更替，即一個朝代所經歷的建立和鞏固階段、發展和昌盛階段、政治腐敗和社會矛盾激化階段、大規模戰爭和改朝換代階段。在這種經濟和政治發展的周期中，除了因政府的過度壓迫和剝削政策導致覆亡（如秦、隋、元）和民族融合引起的振蕩（如南北朝、五代十國）外，經濟和政治的興衰的深層原因是土地佔有關系的變化，即土地由自耕農為主的分散佔有逐步向官僚和地主手中集中。這種土地的逐步集中，一方面造成官僚和地主的奢侈腐敗和逐求無已，另一方面則使農民難以維持簡單再生產，直至土地集中所引發的上述現象導致農民起義。

在1840年中國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后，以傳統農業為基礎的社會興衰周期和螺旋式發展則因工業文明的替代趨勢（即工業化及其引發的政治、文化的現代化）而發生了根本變化。1840—1911年期間，由於中國政治上的腐敗（此時清朝正處於中國自己發展周期中的土地集中、政治腐敗和社會矛盾激化階段）和西方列強的侵略，工業化進程受到嚴重阻礙，政治動蕩和工業投資環境的惡劣，不僅使官僚地主對工業望而卻步，仍將資金用於購買耕地，而且工業的不發展，也使農村人口不能向非農產業大量轉移，農村中地主與農民的矛盾不但沒有緩解，反而因政府的腐敗、社會秩序的失范，以及鄉村精英流向城市而呈現出經濟凋敝、治理窳敗的境地，出現了所謂的鄉村治理者的“土劣化”。中國這個農業大國已經到了自己不能養活自己的境地。

新中國前30年為工業化做出重大貢獻的農村和農民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西方封鎖威脅的緊張國際形勢，中國共產黨為了迅速改變中國貧窮落后面貌，加快工業化的步伐，在人均收入極低、資本積累不得不主要依靠農業的情況下，對農村的生產關系、生產力以及社會關系和治理結構都進行了急劇的變革。從土地改革到農業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中國農民從來沒有被這麼高度地組織起來。這麼短的時間，將5億個體農民如此高度地組織起來，在世界上都是空前絕后的！

新中國前30年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之所以這樣做，是基於以下三個方面的考慮：（1）將農民組織起來，可以充分運用中國農村豐富的人力資源來替代資本的不足，加快農業發展。（2）可以有效實施高積累政策，以保証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實現，農副產品“統購統銷”就是最好說明。（3）可以避免在經濟和社會急劇變動中的貧富分化和社會不穩定，同時減輕城市人口和就業壓力，城鄉分隔的“戶籍制度”就是最好說明。上述三個目標在前30年部分實現了，例如：利用有限的耕地資源基本解決了龐大人口的吃飯問題﹔在人均收入極低的水平上實現了高積累，建立起相對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興修了大量農田和水利基礎設施﹔基本保証了社會的穩定，不僅緩解了城市就業壓力，甚至必要時可以吸納城市“過剩勞動力”（知識青年）。

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對突破“貧困陷阱”發揮了關鍵作用。“一五”期間的年均積累率由舊中國的幾乎為零和負數提高到24.2%，保障了“一五”計劃的順利完成，為建立獨立工業體系奠定了基礎。但是其產生的弊病也非常明顯。一是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不能與發展極端不平衡的產業結構和落后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農業還是“靠天吃飯”。二是計劃經濟由於沒有社會化的生產為基礎，千差萬別、千變萬化的經濟運行幾乎不可能事先計劃好和及時調整計劃，正如當時所說的“一年計劃，計劃一年”，即使這樣，仍然與實際有較大的距離。三是這種“政社合一”的體制和高積累政策，抑制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自主性，集體經濟的效率因監督管理成本過高和“搭便車”盛行而低下。從1956年開始，從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到農村基層干部和群眾，就開始探索適應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和經濟體制，並提出了許多好的思想和辦法，例如1956年的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和浙江永嘉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但是，由於毛澤東忽視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水平，將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不適應看作是階級斗爭，看成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從而使探索偏離了正確方向，直至運用階級斗爭手段，並發展為“文化大革命”。

農村改革和農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

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雖然解決了農業為工業化提供積累的制度保障問題，但是沒有解決好“三農”本身的發展問題，農民的自主權和利益受到了損害。1978年開始的農村改革，由於尊重農民的權利和利益而為農業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家庭承包等多種形式責任制的全面推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不僅使得農業大幅度增產，解決了吃飯問題，也促進了農村專業戶為先導的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發展局面的出現。而這兩點為鄉鎮企業的大發展創造了條件，反過來鄉鎮企業的大發展，不僅為農業轉移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也為農業的發展提供了資金和技術支持。到1987年鄉鎮工業產值已經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1/4，相當於1975年的全國工業總產值。

農村改革從一開始，就引入了市場機制，長期受到抑制的市場因素迅速復活，並日益顯示出它調節經濟的靈活性、及時性和有效性。於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所有制的多樣化，市場機制調節的范圍和配置資源的作用越來越大，到黨的十三大提出了“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到十四大上正式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農民和鄉村對工業化和城市的支持，主要是通過上繳農業稅和提供低價的農副產品來進行的。換句話說，就是農村通過向城市提供農業剩余為工業化積累資金和降低成本，同時，又通過限制農民流動來減輕城市壓力和維持社會安定。當然，也有部分農村人口通過考學、參軍、有計劃的招工等形式轉到城市，但是這種轉移人數非常有限。

改革開放以后，農民和農村對工業化和城市的支持形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著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的廢止和農產品的市場化，通過直接和間接的農業剩余來支持工業化和城市的比重越來越低，而農民通過提供廉價的勞動力和農村資源（資金和土地等）來支持工業化越來越成為主要貢獻。第一，農民提供的大量廉價勞動力，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人力資源，大大降低了工業化的成本和企業資本積累的速度，特別是為外向型企業和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快速成長的資本積累。第二，改革開放以來，農村不僅為城市發展、經濟開發區建設以及大量的交通等基礎設施工程，提供了廉價的土地資源，而且許多城市還通過征購農民土地並轉讓其使用權，獲取了大量土地收益資金，填補了城市發展的資金缺口，這種方法被稱為“經營型”城市發展。第三，農民通過以鄉鎮企業來推動小城鎮發展和直接向城市投資的形式，將大量的農村資金直接投入到城鎮建設。

“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提出和實施

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經濟發展保持了連續30多年的年均9.8%的增速,中國在20世紀末已經跨越了溫飽的門檻,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征程。但是，在改革開放以來的35年裡，雖然從90年代初就打破了農民“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限制，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2年的52.6%,但是據調查，擁有城市戶籍的人口比率僅為36%，換句話說，還有佔人口總量近17%的進城農民工，沒有能夠享受與市民同等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尤其是當這些農民工在城裡結婚生子，甚至孩子已經長大，他們不可能再像“候鳥”一樣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時候，這種不平等必然導致社會的不穩定，也有失社會主義公平。

此外，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發展，中國農業已經擺脫了“靠天吃飯”和幾億人搞飯吃的落后局面，但是農業的基礎仍然很薄弱，可持續發展的條件和環境仍然很嚴峻。一是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進，耕地面積持續減少，而且減少的耕地一般都是城鎮周邊較好的耕地。2008年，針對不斷加速的城鎮化，國務院提出不能突破18億畝耕地底線的艱巨任務。二是淡水資源短缺。目前我國人均淡水總資源僅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4左右，更嚴重的是水資源的時空分布極不均衡，北方地區總體上嚴重缺水。三是農業勞動力素質仍然較低。許多地方因青壯年大都外出打工，留在家裡從事農業的主要是婦女、兒童和老人。四是大量使用化肥、農藥、獸藥等投入品，制約了我國農業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提高，導致農業面源污染日益嚴重。

正是在上述新的情況下，如何解決“三農”問題，就成為新世紀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重要問題。2004年10月，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同志提出了“兩個趨向”的著名論斷，指出：“農業是安天下，穩民心的戰略產業，必須始終抓緊抓好。縱觀一些工業化國家發展的歷程，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著普遍性的趨向。”“我國現在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隨著“反哺”階段的到來，從2004年到2013年，中共中央連續10年發出中央一號文件來推行符合新的歷史階段的農業現代化方針政策。2012年，黨的十八大重新將“農業現代化”列入了新“四化”目標，明確提出了“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要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增強農村發展活力，逐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共同繁榮。”要求“加快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著力在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推進一體化，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通過改革來落實十八大提出的城鎮化質量明顯提高，農業現代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成效顯著的目標，制定了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等方面具體的改革要求。2013年12月，中央連續召開城鎮化工作會議和農村工作會議，提出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加快發展現代農業，進一步增強農村發展活力。這些都為那些依然固守在農村的農民實現建設美好家園的夢想、為那些已經進入城市或即將進入城市的農民享受市民待遇的夢想提供了實現條件。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