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力：勞模表彰——毛澤東群眾路線思想的應用實踐

﹝作者簡介﹞姚力，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摘要﹞勞模表彰是中國共產黨對民眾進行有效社會動員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勞模表彰制度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毛澤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將勞模表彰視為黨聯系群眾的一種好的工作方法，並在實踐中與勞模交朋友，虛心向勞模學習，開展調查研究，使勞模的帶頭、骨干和橋梁作用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勞模表彰是毛澤東應用和實踐群眾路線的極好例証，充分彰顯了他的群眾路線思想，對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良好社會風氣和黨風的形成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對於今天加強黨的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關系到黨的執政地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所在。因此繼“八項規定”之后，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積極部署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這是新形勢下黨珍視傳統，善於從實踐中汲取智慧、應對挑戰的又一正確決斷。在黨的歷史上，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不僅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創建了群眾路線﹔而且總結出勞模表彰等實踐群眾路線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通過典型示范的作用，發動群眾、聯系群眾，教育黨員、端正黨風，落實了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一、發動群眾：勞模表彰的制度起點

評選和表彰勞動模范，繼而宣傳和弘揚勞模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創立和運用的一種有效的社會動員方法。在經歷20世紀30年代的萌芽、延安時期的規范化后，勞模表彰制度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得以確立。﹝1﹞勞模表彰制度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所決定，應中國革命形勢之需而產生的。同時，它也深受中國傳統文化中旌表制度的滋養以及蘇聯英模表彰制度的影響。毛澤東很早便認識到開展革命競賽的積極意義，對褒獎勞動英雄的活動十分重視，並認真總結這些活動的經驗，明確勞模的定位和作用，為勞模表彰活動的推廣、制度的形成和勞模效應更大地發揮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了調動干部、群眾的革命積極性，解決蘇區面臨的種種困難，提出了表彰英模的主張，“褒揚的是參加‘革命競賽’、積極‘優紅擁軍’的模范”﹝2﹞。1933年，中央蘇區開展了以比數量、質量、成本等為內容的勞動競賽，規定按時評比、表彰先進、評選模范。5月，中央政府在武陽區召開贈旗大會，毛澤東將題有“春耕模范”的獎旗授予武陽區和石水鄉。在長岡鄉調查時，毛澤東充分考察了這些競賽活動，肯定了活動的意義並號召“為了爭取工作的速度，革命競賽的辦法應該在每個鄉裡實行起來”﹝3﹞。他對競賽活動的步驟和方式進行了總結，提出競賽開展前要訂立競賽條約，要將條約在以村為單位的大會上向群眾報告，還要把競賽條約張貼出來，得到群眾的承認﹔在競賽中應召集居民開會，檢查和公布競賽成績，推動工作前進﹔競賽活動后要做出總結，並且給予獎勵。1934年，他再次強調：“為了爭取蘇維埃工作的質量與速度，使工作做得好又做得快，革命競賽的方法與突擊隊的組織，應該在各鄉各村實行起來。”﹝3﹞(p357)而對於競賽活動能否取得成效，他明確提出，關鍵在於發動群眾，要廢除一切強迫命令的方法，要讓群眾了解和認可活動，並由此激發革命的熱情。毛澤東基於社會調查的意見，不僅對蘇區開展革命競賽做出了正確的指導，而且為黨如何發動群眾、調動群眾的革命積極性提供了具體的工作方法。

抗戰時期，為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中共中央決定開展表彰勞動英雄運動，以調動群眾自力更生、發展生產的勞動熱情。1938年，陝甘寧邊區政府舉辦了延安工人制造品競賽展覽會，獎勵、宣傳先進工廠、合作社和生產英雄，邊區的勞模運動由此開端。1939年，面對解放區經濟和財政的巨大困難，毛澤東發出大生產的號召，邊區政府頒布《陝甘寧邊區人民生產獎勵條例》、《機關學校生產運動獎勵條例》等，規定對超額完成生產任務的個人和單位給予獎勵。同年，邊區還舉辦了第一次工業展覽會和農業競賽展覽會，表揚獎勵有功人員。第二年，邊區政府召開生產總結大會，毛澤東、李富春等中央領導被評為特等勞動英雄，與各部門的勞模一起受到嘉獎。1941年邊區開展“五一”勞動大競賽，推選出274名勞動英雄。﹝4﹞1942年，吳滿有和趙佔魁成為勞動英雄中的明星。吳滿有是延安縣柳林區吳家棗園的農民，他“地種得多，荒開得多，糧打得多，繳公糧踴躍爭先，數量既多，質量又好，是個抗屬，模范的農村勞動英雄”﹝5﹞。趙佔魁是邊區農具廠的司爐工，他吃苦耐勞、技術精湛、團結工友、愛護工廠、忠於革命，是模范的產業工人，毛澤東稱他為“中國式的斯達漢諾夫”，並為他題詞“鋼鐵英雄”。邊區轟轟烈烈地開展了學習吳滿有、趙佔魁運動，並在1943年、1944年召開了勞動英雄和模范生產者表彰大會，樹立了一批先進典型，勞模表彰運動達到高潮。

在學習勞動英雄運動中，毛澤東始終是積極的倡導者和宣傳者，他不僅多次接見勞動模范，為他們題詞，還參加勞模表彰大會，發表講話，號召向勞模看齊。在1942年底至1943年初西北局召開的高干會議上，毛澤東專門論述了學習勞模的重要意義，並在兩次勞動英雄表彰大會上作了《組織起來》和《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肯定了學習吳滿有運動可以改進農業生產，使農民富裕，支援抗戰﹔學習趙佔魁運動有利於提高工人的勞動積極性，改善工廠的組織與管理，克服工廠機關化與紀律鬆懈狀態。正如他向時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鄧發指出的：“獎勵趙佔魁這件事做得很好，這不是獎勵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全邊區和其他根據地提高生產、改進工作的新生事物。”﹝6﹞毛澤東之所以重視勞模表彰，是因為勞模身上不僅具有生產技能和革命干勁，而且具有熱愛政府、忠誠於黨的道德情操，在危機四伏、困難重重的戰爭年代，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十分可貴，是黨爭取群眾、取得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

新中國建立后，面對鞏固政權和恢復經濟的艱巨任務，具有凝聚人心、調動人民群眾勞動熱情和生產積極性的勞模表彰活動，愈發受到了全黨和全社會的重視。各領域、各行業不斷地開展不同層次的勞模評選，活動形式和內容更加豐富多樣，其感召力和影響力也更加強烈。

1950年、1956年，中共中央和政務院（國務院）主持召開兩次全國勞動模范表彰大會。在1950年國慶大典期間，全國勞動模范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各地共推選勞動模范代表464人，其中工業208人、農業198人、部隊58人。﹝7﹞他們均榮獲了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全國勞動模范”榮譽稱號，其中很多人在根據地、解放區就已經是成績卓著、名聲遠播的先進典型，如吳運鐸、李順達、馬六孩、孟泰等。這次大會明確規定，勞模表彰作為一種固定制度要長期堅持下去。六年后，表彰全國勞動模范的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再度在北京召開。這次大會是對經濟恢復和過渡時期勞動模范的褒獎。中共中央、國務院授予全國先進集體853個，授予全國先進生產者4703人，比1950年翻了10倍。﹝8﹞掏糞工人時傳祥、全國最先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王崇倫、紡織能手郝建秀以及華羅庚、錢學森等100多位知名教授、科學家，110名優秀中小學和師范學校的教育工作者，同時受到表彰。﹝9﹞

毛澤東出席了這兩次勞模表彰大會，接見、宴請勞模代表，並與他們合影留念。在1950年首次全國性的勞模表彰大會上，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致賀詞。講話中，毛澤東對勞模給予了明確定位：“你們是全中華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動各方面人民事業勝利前進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聯系廣大群眾的橋梁。”﹝10﹞這是繼1945年毛澤東對勞模的“三個作用”即帶頭作用、骨干作用、橋梁作用的繼承與發展。這種定位不僅為評選勞模、培養勞模、發揮勞模作用指明了前進方向，而且也給勞模和以勞模為榜樣的人們以極大的鼓舞和鞭策，是造就那個勞模輩出時代的主要原因之一。僅1956年開展的全國先進生產者運動中，各地區、各行業逐級進行勞模評選表彰活動，遼寧、黑龍江、吉林、江蘇、上海、北京、天津和西安八個省市，共涌現出20多萬名先進生產者。﹝9﹞孟泰、馬恆昌、趙夢桃、王進喜、張秉貴……他們既是那個時期勞模群體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國人永遠的精神楷模。

二、聯系群眾：勞模表彰的工作策略

毛澤東把勞動模范看作是黨和群眾之間的橋梁，因為他們本身既是群眾中的一分子，了解實際情況，能夠把人民群眾的呼聲帶上來﹔同時他們在群眾中又有很高的威信，思想覺悟高於普通群眾，能夠把黨的路線和政策傳達下去。因此，勞模表彰是實踐群眾路線的一條工作策略，它突顯了人民群眾至高的社會地位和權力，促進了領導干部與普通群眾的直接聯系，加快了全黨、全民意志的統一，有益於營造出干群同心、眾志成城的良好社會氛圍。

毛澤東最重視也最善於做群眾工作，他強調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他指出：“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11﹞這些思想源自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和認識論並被他在實踐中反復應用和証明，貫穿於他的理論著作和革命實踐的始終。

1943年，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說：“‘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說，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裡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后再告訴群眾（宣傳），並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群眾得到解放和幸福。”﹝11﹞(p933)毛澤東把勞動模范看成是群眾中的“諸葛亮”，對他們極其信賴和尊重，虛心向他們請教。為了了解農民開荒、糧食收成和耕作技術等情況，他給延安勞動模范郝光華寫信，把他請到楊家嶺的家中，仔細詢問，晚飯后送他走了一程又一程。﹝12﹞在他的兒子毛岸英從蘇聯回來后，毛澤東對他說：“你住過蘇聯的大學，還沒有住過邊區勞動大學，勞動大學的校長就是吳滿有，勞動大學就在吳家棗園，那裡的學生，都是愛勞動的人民，你去學習，對你有很大的幫助。”他還給毛岸英一斗米作為學費帶去。﹝13﹞毛澤東說：“任何有群眾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較積極的、中間狀態的和比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領導者必須善於團結少數積極分子作為領導的骨干，並憑借這批骨干去提高中間分子，爭取落后分子。”﹝11﹞(p898)勞模表彰的作用就是黨依靠骨干，用榜樣的力量來教育和帶動廣大群眾。

毛澤東認為，通過勞模表彰可以防止黨脫離群眾，防治官僚主義滋生蔓延，可以實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他贊揚勞模表彰是一個可以提高干部、聯系群眾、推進工作的好的工作方法，真正做到了群眾化、具體化。“勞動英雄與模范工作者是群眾中的模范，開這樣的大會，就使首長、勞動英雄、模范工作者同群眾聯系起來了。”﹝3﹞(p97)1943年7月24日，他給林伯渠寫信說：“茲有延安縣川口區六鄉石家畔勞動英雄楊步浩及其戚李志明二位，由延安縣曹扶縣長介紹來談，獲知鄉村情形，很有興趣。茲轉介至尊處，倘有時間，乞為接談，他們極願晉謁領教。並望招待他們住一晚，第二天回家，因他們離此七十裡之遠。”﹝14﹞正是基於這些認識和毛澤東對待勞模的情義，他結交了很多勞模朋友，其中有農民，有工人，也有知識分子。在與他們十幾次、幾十次的交談中，毛澤東了解生產、詢問民情、解決困難、調整政策。毛澤東把勞模當作信息員，也當作宣傳員，這為他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決定奠定了扎實的群眾基礎。

在毛澤東那裡，勞動模范總是受到禮遇。在國慶大典的庄嚴時刻，他邀請勞動模范一同登上觀禮台﹔他多次宴請勞模，把他們奉為座上賓。1964年12月26日，在他的生日宴會上，他請來陳永貴、王進喜、董加耕和邢燕子，還把這四位模范安排在自己的左右。他沒有讓自己的孩子參加，說他們不夠資格。董加耕：《永恆的懷念》，《鹽城縣文史資料》第5輯，1996年，第193∼199頁。從毛澤東對待勞動模范的態度中，我們真切感受到了人民群眾在他心中的位置，也理解了人民群眾為什麼把毛澤東看成自己的親人。

三、為了群眾：勞模表彰的終極訴求

群眾路線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活的靈魂，是我們黨的根本路線。它的最終落腳點是一切為了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毛澤東不斷闡釋、反復強調的群眾路線的核心，也是勞模表彰活動誕生至今始終不變的終極訴求。

延安時期毛澤東積極倡導樹立勞動英雄、開展勞模運動的一個重要緣由，正是看到1941年在征收“救國公糧”中群眾生活太苦，甚至有的農民怨聲載道。當聽說有農民罵他“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時，毛澤東沒有遷怒於群眾，而是趕緊檢查工作中的失誤，發現是公糧征得太多，引起群眾的反感，“於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減征公糧，1942年的公糧由原定的19萬擔降為16萬擔”﹝15﹞。與補給軍隊的公糧相比，他更看重群眾的“救民私糧”。他提醒地方工作的同志，要“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幫助群眾解決他們‘救民私糧’的問題，然后僅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決救國公糧的問題”﹝11﹞(p933)。為減輕群眾負擔，解決邊區的經濟困難，毛澤東積極想辦法、找出路。在他的號召下邊區的大生產運動大見成效，部隊、機關、學校所有的人都被動員起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他還倡導組織各種類型的合作社，把農民組織起來，擴大生產，增加收入﹔大力宣傳勞動模范，發揮勞動模范的帶頭作用﹔1944年初，在他的提議下，中共中央將中組部部長陳雲調往西北財經辦事處任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抓經濟工作。這一系列措施都是為了發展邊區經濟，保障群眾的切身利益不受傷害。正如毛澤東所說：“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16﹞他把對人民負責、為人民謀利益看得高於一切。毛澤東一再告誡全黨：“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11﹞（pp1094∼1095)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勞模表彰活動開展得最熱烈、成效最突出的時期，也是黨群關系最好、社會風氣最純的時期。這之中，毛澤東作為黨的最高領袖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他不僅率先垂范，帶出了一支優秀的親民的干部隊伍﹔而且積極倡導，培養了一批立得住的勞動模范，為推動社會發展積蓄了充足的動力。回首歷史，毛澤東對群眾路線的應用實踐處處是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黨永不變色，為了國家走向富強，這與今天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目標如出一轍。因而，在歷史的爬梳中我們可以獲得重要啟示。

一是領導帶頭、剎住“四風”是開展教育實踐活動的關鍵群眾路線的內涵十分豐富，它針對全體黨員，但首先針對的是黨的領導干部，特別是那些權力較大的決策部門的領導干部。他們有沒有群眾觀點，是不是貫徹群眾路線，直接關系到黨的決策是否正確，影響到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所以，站在鞏固和夯實黨的執政地位的角度，教育實踐活動一定要突出重點，找准黨風中存在的最嚴重問題，下大力氣堅決加以解決，這樣整風才不會走過場。2013年6月18日，習近平強調：這次教育實踐活動要自上而下分批開展，中央政治局要帶頭，“要以縣處級以上領導機關、領導班子、領導干部為重點。”“集中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問題”﹝17﹞。中央的部署和決斷是明晰而准確的，與毛澤東當年親身示范，踐行群眾路線，反對官僚主義，一脈相承。毛澤東曾把脫離群眾的干部，形容為臉上堆滿了官僚主義的灰塵，要用一盆熱水好好洗干淨，才能和群眾親密地結合起來。同樣，習近平強調活動中黨員干部要“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要用群眾路線來淨化干部隊伍。歷史証明，隻有黨的風氣正了，人民群眾才能相信黨、跟黨走。

二是關心群眾生活、解決群眾疾苦是開展教育實踐活動的落腳點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決定了要為最廣大的人民謀利益。教育實踐活動的目標是讓人民得到實惠，活動的成效最終要由群眾來檢驗。近些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較快，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但同時各地群體性事件頻頻爆發，“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碗來罵娘”的現象相當普遍。人民群眾這種不滿的情緒因何而生？其中的原因固然復雜，存在一些個別、特殊的情況，但普遍的問題有兩個：一是城鄉間、行業間、群體間收入差距拉大，社會分配不公，造成人心不平﹔二是關乎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民生問題，如教育、醫療、就業、住房等政策不完善，讓人民群眾感到焦慮和不安。究其根本是黨疏遠了群眾，沒有貫徹好群眾路線。60年前，條件那麼艱苦，卻有無數勞動模范願意吃大苦、耐大勞，緊跟共產黨，是因為在他們心中有著朴素而強烈的“報恩”思想，他們真切感受到了黨的恩情。教育實踐活動就是要讓黨員干部對人民群眾投入真感情，要在工作中經常追問：有沒有真心關心群眾生活，切實解決了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問題？政策的出台是不是經過了反復的調查研究，有沒有在廣泛收集群眾意見的基礎上，又回到群眾中經受了檢驗？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是否得到了保障？隻要每個黨員干部從本職工作做起，處理好了這些關乎黨和群眾的關系問題，人民群眾就一定會信服、滿意。

三是重溫記憶、樹立典范是開展教育實踐活動的有效手段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是黨的事業成功的法寶，在黨的歷史上有很多執行群眾路線的經典范例，這是今天開展教育實踐活動的寶貴資源。同時，實踐証明，樹立典型、表彰勞模是實踐群眾路線的有效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在教育實踐活動中，我們要充分利用這些資源和手段，要以史為鏡、以人為鏡。習近平指出，教育實踐活動要著眼於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這就要求黨員干部要有較強的自我反省能力，要自覺地向老一輩革命家學習，用正確的黨史、國史，用身邊鮮活的模范人物，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強化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當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革命傳統教育和典型引路的方法也要與時俱進，要適應今天黨員干部的思想實際，利用各種新型的傳播途徑，真正達到觸及心靈的教育作用。

勞模表彰在發動群眾、聯系群眾、為群眾服務中，彰顯了黨的群眾路線的豐富內涵，同時它也是社會主義道德觀念和價值取向的重要載體。因此，無論是對於整頓黨風，還是對於改善社會風氣，它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功能。自從1950年首次開展全國勞模表彰至今，獲得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生產者榮譽稱號的已有28萬余人准確的數字應是28228人，作者根據1950∼2010年《人民日報》所刊數字計算而得。詳見《歷屆全國勞模大會簡介》，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3342462html﹔《國務院關於表彰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的決定》，《人民日報》2005年5月1日﹔《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在京隆重舉行》，《人民日報》2010年4月28日。，他們是共和國奮斗史的鮮活教材。深度開掘勞模事跡，弘揚勞模精神，是開展教育實踐活動的有力手段，也是加強黨風和社會風氣建設，塑造民族精神的長效機制。

﹝參引文獻﹞

﹝1﹞孫雲：《中共英模表彰制度的肇始與演變》，《黨的文獻》2012年第3期。

﹝2﹞《英模表彰制度的由來》，《黨建》2012年第11期。

﹝3﹞《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頁。

﹝4﹞朱漢國主編：《中國社會通史•民國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75頁。

﹝5﹞莫艾：《模范英雄吳滿有是怎樣發現的》，《解放日報》1942年4月30日。

﹝6﹞陝西省總工會工運史研究室編：《陝甘寧邊區工人運動史料選編》下，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591頁。

﹝7﹞《周恩來總理命令公布〈關於全國工農兵勞動模范代表會議的總結報告〉》,《人民日報》1950年12月19日。

﹝8﹞《歷屆全國勞模大會簡介》，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3342462html。

﹝9﹞《迎接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人民日報》1956年4月28日。

﹝10﹞《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詞》，《人民日報》1950年9月26日。

﹝11﹞《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899頁。

﹝12﹞郝光華：《幸福的回憶》，《陝西日報》1961年6月29日。

﹝13﹞張名哲:《毛主席送子住勞動大學》，《人民日報》1946年11月15日。

﹝14﹞《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頁。

﹝15﹞《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頁。

﹝16﹞《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頁。

﹝17﹞《深入扎實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為實現黨的十八大目標任務提供堅強保証》，《人民日報》2013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