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恩沒用過“黨性”和“人民性”概念嗎

　　尹韻公研究員在《北京日報》發表的《一個經典觀念的邏輯起點和歷史起點——關於“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一的”》（以下簡稱“尹文”）一文，拜讀之后，頗受啟發﹔但尹文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黨性”和“人民性”概念的考察似有疏漏。

　　尹文在談到“黨性和人民性概念的理論來源”時指出：“根據已查經典作家的論述，馬克思、恩格斯均沒有使用過‘黨性’一詞，而是使用的‘黨派’，如恩格斯在《瑞士報刊》中寫道：‘在大國裡報紙都反映自己黨派的觀點，它永遠也不會違反自己黨派的利益。’應該說，這裡的‘黨派’已經很接近‘黨性’了。”

　　尹文還說：“馬克思曾經把‘人民性’概念移植到無產階級新聞學領域，他在1842年發表的《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一文說過：‘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不過，據胡喬木考証：此處的‘人民性’，按德文原意，還可譯為‘民族性’、‘大眾化’，且唯獨此次，以后再未使用過上述‘人民性’概念。”

　　為了弄清楚馬克思、恩格斯使用“黨性”和“人民性”概念的情況，還需回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進行具體考察。

　　馬克思、恩格斯曾明確使用“黨性”一詞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可以看到，馬克思、恩格斯不僅使用“黨派”的概念，還使用“黨性”的概念。從現有文獻看，至少使用過3次。

　　一、1845年下半年，恩格斯在其撰寫的《“傅立葉論商業的片段”的前言和結束語》中，首次使用了“黨性”概念，提出了理論的“黨性”問題。恩格斯在批判“絕對的社會主義”時犀利地指出：“德國的‘絕對的社會主義’真是可憐得怕人……這種社會主義，由於自己在理論領域中沒有黨性，由於自己的‘思想絕對平靜’而喪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點精神和力量。可是人們卻想用這些空話使德國革命，去推動無產階級並促使群眾去思考和行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59頁）

　　二、1853年3月11日，恩格斯在致馬克思的信中寫道：“除克路斯以外，拉薩爾比他們所有的人都能干得多，這一點當哈茨費爾特伯爵的財產最終並入國家財產的時候，會特別明顯地表現出來。他有他的怪癖，可是也有黨性和抱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29-230頁）

　　三、1863年1月2日，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對作為“法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頭腦和心臟”的布朗基派對普魯東派控制法國工人運動方向的企圖進行的抵制給予充分肯定。他寫道：“在巴黎，在社會黨內，黨性和團結精神仍然佔著統治地位。甚至像卡諾和古德肖這樣的人，都聲稱在最近的運動中必須推崇布朗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05-306頁）

　　由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曾明確使用“黨性”概念。尹文斷言“馬克思、恩格斯均沒有使用過‘黨性’一詞”，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人民性”概念多次見於馬克思、恩格斯著作

　　“人民性”的概念也出現不止一次——至少（5篇文獻中）出現過6次。這裡舉上三例。

　　一、1839年，馬克思在《關於伊壁鳩魯哲學的筆記》之二中寫道：“所以這些哲人和奧林帕斯山上的諸神的塑像一樣極少人民性﹔他們的運動就是自我滿足的平靜，他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同他們對待實體一樣地客觀……隻要這些神諭還沒有人民性，它們就是人民的。這些哲人也是這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5-66頁）

　　二、約1842年3月26日至4月26日，馬克思在《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關於新聞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級會議辯論情況的辯論》）中再次使用了“人民性”概念，提出自由報刊應具有人民性、代表人民精神的觀點。他指出：“自由報刊的人民性（大家知道，就連藝術家也是不用水彩來畫巨大的歷史畫卷的），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種使它成為體現它那獨特的人民精神的獨特報刊的歷史個性——這一切對諸侯等級的辯論人說來都是不合心意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3頁）

　　三、1851年10月25日，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寫道：“大多數人從此就聯合起來了，於是愛·梅因就可以在《紐約州報》公布一個大秘密：現在已經發現德國未來運動的意義，這就是人民性的原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24頁）

　　由此可知，尹文“唯獨此次（指馬克思1842年的《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一文——引者注），以后再未使用過上述‘人民性’概念”的考証結論，也是欠准確的。事實上，馬克思使用“人民性”概念，《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一文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作者為安徽省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