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后的德國與今天的日本

安倍晉三再任日本首相一年以來，日本在政治右傾化的道路上愈走愈遠，離當年發動侵略戰爭的軍國主義則愈來愈近。今天的日本，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德國有很多驚人相似之處。希特勒當年在經濟危機中上台，利用國內復仇主義情緒瘋狂擴軍備戰，一步步突破《凡爾賽和約》束縛，最后走向侵略戰爭。安倍的親信、副首相麻生太郎曾公然宣稱要向納粹德國學習，在“不知不覺”中修改日本現行憲法，逐步擺脫戰后體制，使日本成為能發動戰爭的所謂“正常國家”。把今天的日本與一戰后的德國進行比較分析，可以使國際社會更清楚地認識安倍執政下的日本未來走向的危險性。

一、當時的德國與今天的日本都面臨嚴峻的經濟形勢

1929—1933年世界經濟大危機加快了德國法西斯奪取政權的步伐。當時德國對外國資本依賴較大，在國際市場上比較脆弱，所以在危機中受到的打擊特別嚴重：工業生產下降了40.6%，出口減少69%，進口減少70.8%，國民收入大幅下降，失業人口高達800萬。經濟危機引發政局動蕩，民眾對當時政府應對危機不力十分不滿。希特勒和納粹黨充分利用這一形勢蠱惑人心，許下種種諾言，提出要對內盡一切辦法改善經濟狀況，對外用一切手段奪取“生存空間”。1929年，納粹黨員有17萬多人，到1932年迅速增加到100萬。在當年的國會選舉中，納粹黨獲勝，成為第一大黨。1933年1月，希特勒被正式任命為總理。1934年，興登堡總統病死，希特勒修改憲法，自任“國家元首和總理”，正式確立了法西斯獨裁統治體制。

日本的情況也很類似。20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陷入長期的經濟低迷期，被稱為“失去的20年”。從1991年到2011年，日本實際年均經濟增長率隻有0.9%，在主要發達國家中是最低的。始於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對日本造成很大的沖擊。2010年，日本國內生產總值被中國超越。2011年“3·11”大地震以及之后的大海嘯、核泄漏事故等，更使日本經濟雪上加霜，當年增長率僅為0.3%，2012年也隻有1.2%。除此之外，日本的主權債務負擔是發達國家中最高的：2012年財政赤字相當於GDP的10.1%，政府債務佔GDP比重超過220%。日本還面臨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2011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比重上升到23%，總人口從2007年就開始下降。老齡化進程的加快和總人口的減少，使勞動力供給難以為繼，社會勞動生產率下降壓力加大，嚴重制約了日本經濟長遠發展。

20多年的經濟低迷和一系列災害的發生，影響了日本社會的民心民氣，這些年日本自殺率居高不下，一些人喪失了生活信心。安倍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以振興日本經濟為口號上台執政的。他推行了一整套被稱為“安倍經濟學”的經濟政策，主要內容是實施寬鬆貨幣政策，增加政府開支。從短期看，這些政策產生了提振經濟之效，也鞏固了安倍的執政地位。2013年7月，日本舉行參議院選舉。安倍極力向選民灌輸這樣的信息：如果執政黨無法控制國會，將嚴重影響政府振興經濟計劃的實施。選舉的結果是聯合執政的自民黨和公民黨得票過半，加上此前兩黨已控制眾議院，安倍獲得了繼續執政數年的政治基礎，也得以更加肆無忌憚地推進其政治軍事冒險政策。

二、當時的德國與今天的日本國內都彌漫著嚴重的右傾和極端思潮

一戰失敗給德國以沉重打擊。德國失去了1/8國土和1/10人口，戰后又面臨嚴重經濟困難和巨額戰爭賠款。另一方面，德國軍國主義分子並不承認自己是戰爭失敗者（國家未被佔領，社會結構未被破壞，軍隊也是完整地從他國撤回的），不甘心受到凡爾賽體系的制裁，德國社會上下充滿對戰勝國的不滿情緒和仇恨心理。很多德國人相信他們的苦難是《凡爾賽和約》、猶太人和布爾什維克造成的。納粹黨充分利用了這種思潮，大肆鼓吹“種族優越論”、“生存空間論”，從而奪取並鞏固政權。

再看日本，由於戰后對侵略戰爭從未進行徹底清算，右翼勢力得以保存並隱藏下來。例如，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曾作為戰犯被美國關押過一段時間，出獄不久就重返政壇，50年代甚至成為首相。此外，在某些日本人看來，是非、善惡觀念都是隨著情況的變化而變化的，沒有什麼絕對的對與錯﹔戰爭隻有勝利或者失敗，沒有什麼正義和非正義。在這種心理的推動下，日本屢屢發生右翼勢力篡改歷史教科書、政治人物參拜靖國神社的事件。特別是近些年，日本經濟持續低迷，對現實不滿的人愈來愈多，右翼、右傾思潮借勢發展，影響越來越大。從政治上看，長期執政的自民黨本身就屬中間偏右陣營。加之近年來對自民黨起牽制作用的政治力量逐漸減弱，進一步強化了日本政壇右轉的趨勢。不僅政壇，日本媒體和民間也都普遍受到右翼、右傾思潮的影響。

安倍就是在日本社會“集體”右轉的大背景下當選首相的，因此上台后也極力迎合、利用右翼、右傾思潮，刻意制造緊張事態和戰爭陰雲，作為贏得國民支持的手段。在競選首相時，他公然表示，為2006—2007年任首相時放棄參拜靖國神社而“悔恨不已”。他還多次發表為侵略歷史翻案的講話，在日本政府舉辦的紀念“主權恢復”典禮上，安倍帶頭對天皇和皇后三呼“萬歲”。安倍的內閣成員也多具有右翼、右傾的政治傾向。如外相岸田文雄就主張，應允許日本修改和平憲法，擁有集體自衛權，文部相下村博文聲稱二戰期間不存在“強制慰安婦”，行政改革擔當大臣稻田朋美曾出書否認南京大屠殺和侵略歷史。

三、當時的德國與今天的日本都力圖挑戰和否定戰后國際秩序

一戰后，歐洲建立起以《凡爾賽和約》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史稱凡爾賽體系。戰后德國對外政策的核心目標就是突破凡爾賽體系束縛，獲取所謂“生存空間”。希特勒統治德國后，正式走上擴軍備戰的道路。1933年，德國先后退出世界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1935年重新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1936年，德軍進入萊茵非軍事區，未受到英法任何實質性制裁。一次次政治和軍事冒險的成功使希特勒威望大增，也助長了其侵略野心。納粹德國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策源地。

二戰后，美軍佔領下的日本制定了和平憲法，進行了民主化改造，日本走上了和平發展道路，亞太地區形成了以《聯合國憲章》、《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為基本框架的國際秩序。這一秩序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重要成果，也是維護本地區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基石。但日本右翼、右傾勢力認為，這一國際秩序是以壓制日本為基礎建立起來的，隻有否定、打破它，日本才能成為所謂的“正常國家”。

安倍上台以來，力圖挑戰戰后國際秩序，擺脫戰后體制束縛。對內，主要體現為意圖修改和平憲法。安倍在接受美國《外交》雜志採訪時說，日本應該修改憲法第九條（即“和平條款”），為自衛隊改名並賦予其集體自衛權﹔並稱這是“我國的憲法”，中韓兩國的態度對修憲“沒有影響”。安倍還採取措施加強內閣的權力，設置“國安會”，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案》，使安倍和首相官邸有了極大的權限，也使日本政府的最終決策更易於傾向軍事手段。

對外，安倍否認中日之間存在釣魚島主權爭端，煽動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他聲稱“不存在要解決的領土問題”、“不能容忍日本領土受到任何挑戰”，揚言將“站在捍衛日本領土的最前面”。安倍刻意淡化《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的重要性，主張以美國等國對日片面媾和的“舊金山和約”作為國際秩序的基礎。安倍還叫嚷所謂“積極和平主義”，大幅增加軍費，擴軍備戰。2013年12月17日，內閣會議通過《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新版《防衛計劃大綱》和《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這被稱作“安倍軍事學”的三支利箭，其矛頭直指中國，對亞太地區和平穩定也構成了嚴重威脅。

四、當時的德國與今天的日本擴軍備戰都受到某些大國的縱容

納粹德國之所以能一步步突破國際秩序束縛，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很大程度上是英法姑息養奸的綏靖政策的結果。當時，英國張伯倫政府考慮讓東歐滿足德國的部分領土要求，劃東歐為德國勢力范圍，鼓勵德國東進。1938年，英法與德意簽署《慕尼黑協定》，決定把捷克斯洛伐克蘇台德地區劃給德國。西方大國想以此“禍水東引”，幻想德國進攻社會主義蘇聯，他們好坐山觀虎斗，坐收漁人之利，最終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安倍上台后，在外交上打意識形態牌，拋出所謂“戰略外交”、“價值觀外交”和“積極主動外交”三原則，表示將大力鞏固和加強日美同盟，積極參加“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談判。安倍還頻繁展開針對中國的外交活動，構筑“對華包圍圈”。安倍政府還通過經濟上減免債務、增加援助和投資等手段，竭力拉攏一些國家為其所用。

當年西方大國“綏靖主義”造成的惡果是否會在今天重演？國際社會一定要十分警惕。其實，在日本擴軍備戰、構筑“對華包圍圈”、否定戰后國際秩序的行動背后，我們也能看到某些大國的縱容乃至暗中支持，也能看到這種支持背后的“禍水東引”圖謀。英法推行綏靖政策時，未能料到德國會把侵略矛頭對准自己，今天，某些大國自以為牢牢掌控著日本，對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傾向姑息養奸，最終也可能養虎為患。

一位美國作家說過，“過去永遠不會死去，過去甚至不曾過去”。2014年是甲午戰爭爆發120周年，也是日本一些政客預言的所謂“安保年”，安倍政府可能會有更多的政治軍事冒險行動。國際社會千萬不要以為歷史不會重演，以為日本國內民意反對戰爭，日本政客就會畏懼民意，不敢肆意妄為。殊不知，民意是可以被政客操縱的。納粹上台前的魏瑪德國也是一個有憲法保障的民主國家，也存在反對戰爭的進步力量，但希特勒仍然在選舉中獲勝奪取政權並發動了侵略戰爭。要避免歷史悲劇重演，國際社會就一定要對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傾向保持高度警惕，毫不妥協地與其一系列政治軍事冒險行動作堅決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