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有道大化由行

文化強國既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中國夢的主要標志之一，也是我們能夠最終成就這一偉大事業的根本條件之一。中國共產黨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並發布《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確立了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宏偉目標，這無疑是五千年中華民族文化發展史上劃時代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國共產黨文化理想和文化使命的表達與擔當。目標既定，行路猶長。回首五千年中華文明和文化的漫長畫卷，尤其近代百年“新文化運動”以降的風雨春秋，我們明白，深思憑藉智慧，大化賴於堅行。

千裡之行終始於足下，萬叢之思總起自心頭。然而，行之力何在？智慧之創生何來？文化復興之行如何開始？文化強國之夢怎樣達成？作為一種無形而有力的國家“軟實力”，文化之建立絕非易事。在現代社會裡，文化之為事業與文化之為產業，或者說，文化之“體”與文化之“用”又當如何兼顧、互攀、共榮？而且，在文化之傳統傳承與現代創新之間、文化發展的體制機制與創業興業之間、文化之民族性與國際化之間、隱性的文化精神與顯性的文化物品之間、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之間,以及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經典文化與流行文化之間的復雜關系又該如何料理？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都有待我們做出合理的解答和創造性的行動。易言之，今日之中國文化建設正期待著一種系統全面的文化戰略謀劃和科學的文化決策。新近出版的《文化強國之路——文化體制改革的探索與實踐》一書正是適應這一文化期待的先聲與前導。

該書上、下兩卷，凡論近百篇，鋪陳計八百余頁。欲憑一篇讀感窮盡其微言大義幾無可能，故此，我僅擇其義而引言之，曰：斯文有道，大化由行。

通觀全書，長春同志高屋建瓴，從文化觀念變革、文化體制改革、文化機制創新、城鄉文化服務體系構建、文化支柱產業發展、文化產品創作生產的引導、以科技創新提升文化傳播力和影響力、中華文化國際化八個方面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文化強國的宏觀方略和具體方針，從基本文化理念及其變革到基本文化制度機制的創制創新，再到基本文化政策策略的操作實施，乃至文化人事、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引導、管理與科技條件改善，真可謂縱橫捭闔、運籌帷幄、決計千裡、裁奪千秋。如此完整系統而又前沿的文化方略集文化理論探索與文化實踐謀劃於一體，不用說坊間學界，即令朝堂高廟也前所罕有。這不僅體現了我們黨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也體現了作為黨和國家文化發展之主要負責人的竭誠思考和果敢探索。歷史地看，這也是我們黨和黨的領袖群體——從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到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的中央集體——卓越的文化領導優勢之一。

如果說，《文化強國之路》全面高遠地表現了作為文化領導決策的宏觀面貌，那麼，讓讀者印象最深的是該書集中體現的創新精神。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全書各篇最為凸顯的就是一個“新”字：無論文化觀念的變革還是文化體制機制的創新，無論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還是文化產品的創作，更不用說文化科技提升本身，都匯聚於求新、創新這一時代的發展主旋律。毫無疑問，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創造並積累了極為豐富的文化思想資源和領導管理經驗，這是我們應當且必須十分珍惜的。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們的時代是一個開放的時代、一個改革的時代、一個既充滿現代社會轉型之復雜性和開拓性又充滿文化多樣性和國際文化競爭性的時代。因而，建構和發展文化事業不僅充滿著各種各樣的挑戰和風險，也充滿著各種各樣的機遇和機緣。風險無所不在，機遇稍縱即逝。在此情形下，無論是文化的守成還是文化的開拓，都必須也隻有通過改革創新才能實現。盡管相較於經濟、科技而言，文化及其演進更具有“惰性”和“緩慢”的特點，但這絕不意味著文化可以因此持守某種因循自然的發展方式。恰恰相反，在日益開放進步的現代社會條件下，文化的發展更有賴於文化的開拓創新，尤其是在多樣性文化競爭和文化的國際交往競爭中。或可曰：多元文化互競自古有之，然如今為甚矣！可是，何以為爭？憑何而爭？當現代文化發展的樣式和內涵不斷改變時，所謂文化競爭力很大程度上已然成為文化創造力或創新力的角逐，這正是為什麼當今之時和當今之世文化創新如此顯要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就此而論，《文化強國之路》一書的“新”意正是我們時代精神的集中體現，亦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現代化發展的必由之道。

文化創新首先是文化觀念的創新，但變革文化發展觀念不能停留於大腦、口頭、筆端，在現代社會條件下，文化觀念的變革必須落實於文化體制機制的改革層面。也就是說，文化制度的創新是現代文化發展的基礎和根本條件。這是因為，現代文化的發展方式——包括其生產方式、傳播方式、儲存和交換方式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因為其公共開放性和現代產業化而不得不訴諸社會化的公共發展方式，而凡具有社會化公共運作特征的現代發展都必須仰賴於健全合理的社會制度化安排或公共規范秩序的規導。可以說，文化體制機制的改革構成了當代中國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關鍵環節，也是我們必須用文化創新的智慧和勇氣才能突破的關隘所在。這也正是《文化強國之路》一書的主題和立意之所在。是故，作為是書副標題的“文化體制改革的探索與實踐”，便可以被看作是“文化強國之路”的主旨答案。

文化改革的觀念先導及文化發展的制度創新確乎具有關鍵和基礎的地位。然而如果沒有開拓進取的創新行動，則觀念無異於空想，制度也隻不過空文而已。因此，相較於創新觀念和創新制度，創新行動更為根本，不啻關鍵之關鍵。很顯然，即使是觀念變革和制度創新本身便需要果敢而智慧的思想行動和政治行動，更不用說文化行動本身了。方向不明，則知難行易﹔方向既明，則知易行難。對於當前我國文化發展來說，后一種情況無疑更值得我們重視，也更為具體、復雜和艱難。變由思起，大化由行。目標既定，長路且開，然千裡之行始於足下，文化的行與動需要心力，更需要文化引領者和管理者的魄力，需要他們無私無畏的創新開拓。作為黨和國家的文化領導人，長春同志對於文化戰略的洞見和通過長期調查研究所獲得的科學判斷，使其深諳其中堂奧。在《變三思而后行為二思而后行》一文中，他一針見血地分析了三種文化領導者：即“勇於用改革的辦法破解難題”者、“循規蹈矩”者和顧慮私利“滿足於門市工作”者。第一類領導才是文化強國所急需和可依賴的管理人才﹔“循規蹈矩”者缺乏辯証思維的創新心力﹔“滿足於門市工作者”或不乏心力，但因私心私欲作祟而不能至於無畏剛強﹔所謂“無欲則剛”，所謂“無私方能無畏”，正是針對這類領導者而言的。兩千多年前，孔子之所以糾正季文子之“三思而后行”論，並非一般地反對人們行前多思慎思，而是針對季氏私思之偏，強調“再思”或“二思”即行，其本意在於，出於大義或仁義而行即為大善，無須顧慮多多，尤其不能顧慮於自我之私。

文化不同於政治、經濟，在某種意義上說，文化創業甚至比政治經濟創業更為復雜，其意識形態的特性，其隱性、靈性和恆常與變異交織的復雜性的存在與延續方式，常常使得文化創業之行更需要破除決疑的果敢和勇氣，更需要探索、試驗、決斷和開拓的大無畏精神，更需要為生命立心、為民族護魂、為萬世守神的深謀遠慮和高遠氣魄。然而，公心而慮之為慎思美德，私心而慮則為私思惡行。慎思愈深其德愈美，私思越重其惡越大。更重要的是，慎思且行動方能成就美德，私思而遲疑者與美德無緣。進而，對於文化的管理者來說，私思而遲疑不獨犯了私惡，而且犯了公惡，因為他或者她誤用或濫用了公共的文化權力，延誤了文化發展的機遇，浪費了公共文化發展的資源。明乎於此，便不難體會長春同志“變三思而后行為二思而后行”一語的深長意味和良苦用心。我想特別強調的是，斯人斯語，不獨為其文化屬下所道，亦為斯人自身踐行之道。從是書“出版后記”中可以讀出，長春同志主政文化思想工作期間，總是遇事躬親，深入基層，率先垂范，身體力行。

從觀念變革到體制改革，再到“二思”即行，我們深感《文化強國之路》一書的深遠志向和崇高寄托：義存者大，行勝於言。無私則可無畏，大公方能大化。我想，長春同志的這部著述不僅僅是寫給文化領導者和管理者們看的，也是為當代國人,尤其是當代文化人寫的。如果說，文化強國之路亦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由之路，那麼，邁步行進在路上的就不只是“文化官員”和“文化人”，而是全體國人。墨子曾經告誡我們，上下同則天下大同。萬眾同心同行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定成真。天岸不遠，大化由行。於是觀之，斯人斯言，善莫大焉！

（2013年12月25日—28日急就於京都西北郊悠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