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岩石
2013年12月27日，是中共西藏原工委副書記，西藏自治區黨委原書記、自治區黨委原書記處書記，西藏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西藏軍區原副政委王其梅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日，我們以崇敬的心情，懷念這位為西藏革命、解放和建設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者，學習他全心全意為西藏人民服務，長期建藏，邊疆為家，以黨的事業為重，無私奉獻的革命精神。王其梅同志青年時投筆從戎參加革命，從事學生運動和兵運工作，曾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在嚴酷的白色恐怖下，他英勇機智，斗爭堅決。他曾不幸被捕，在敵人的監獄中經受了生死考驗，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的高尚品質和革命氣節。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他深入敵后，組織領導，開展武裝斗爭，創建了豫東革命根據地。建國后，擔任第二野戰軍第十八軍副政委，作為進軍西藏、解放西藏、建設西藏的重要領導者，在十八軍受命進軍西藏前夕，率領“前指”（前進指揮所）進入康藏地區開展調查研究，為中央和西南局制定進軍西藏的各項政策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資料。1951年組織任命他擔任進軍西藏先遣支隊司令員兼政委，率十八軍先遣支隊在物資供應極度匱乏的情況下，挑戰生命極限，克服重重困難，首批進駐拉薩，有效地配合中央赴藏代表張經武開展執行和維護協議工作。在解放西藏和建設西藏的漫漫歲月裡，王其梅同志和他的戰友們一起，認真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制定的治藏方略，全心全意為西藏人民服務，用自己的生命實踐了“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特別能忍耐，特別能團結，特別能奉獻”的老西藏精神。人如其名，其人如梅，王其梅同志正如一枝傲骨錚錚、不畏風雪、隻把春來報的紅梅，在峻嶺逶迤的雪域高原含笑注目山花爛漫。
一
湘江大地是近代中國一片孕育革命希望的紅色土地。王其梅同志1913年12月27日出生在湖南省桃源縣三陽鄉王家坪的一個地主家庭。1927年父親滿懷希望地把他送進縣裡最好的漳江小學讀書，希望他子承父業。1927年，在洶涌澎拜的大革命的推動下，湖南農民運動風起雲涌。王其梅在縣城親眼目睹如火如荼的農民運動，感受到民眾中蘊藏的偉大力量，心靈受到強烈撼動，他積極申請參加“少先隊”，參與游斗地主豪紳，用燒毀家中麻將的實際行動支持農民協會提出的禁賭活動。王其梅的父親對於兒子的革命行為極為不滿，除嚴厲訓斥外，又試圖通過結婚成家來拴住向往革命的兒子。父親的高壓，並沒有讓王其梅屈服。1930年冬，初中即將畢業的王其梅，准備隻身北上繼續求學。當他在家門前的延溪河乘船時，被家人發現，追趕到碼頭，此時的王其梅去意已決，不顧百般勸說，催促船工快點離開，否則以身沉河明其志。父母見王其梅毅然決然的態度，不敢再逼，隻好同意他去求學。這次離家北上，是王其梅同志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1931年，王其梅進入北平弘達學院讀書。“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華，中華民族處於存亡絕續的關頭，北平進步學生在共產黨領導下紛紛走上街頭，舉行游行示威。王其梅也憤然離開教室，不顧國民黨的血腥鎮壓，投身到愛國學生示威游行的洪流中，接受革命的洗禮，在火熱的斗爭中逐步成長為一名進步青年。在進步老師和學生的影響帶動下，他的思想由反對封建家庭，發展到挽救民族危亡，向往共產主義事業。1932年，他加入了反帝大同盟，擔任支部書記。1933年1月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爭中，他經受了鍛煉，同年7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躍上了一個新的境界。1933年黨組織派他從事兵運工作，他毅然離開大學，到國民黨的軍隊當伙夫、車夫、勤務兵、馬弁，積極進行宣傳活動，發展軍人入黨，建立組織，准備兵變。“一二·九”運動爆發后，王其梅擔任了北平學聯的交際股長，滿腔熱情地組織革命師生為救亡圖存奔走吶喊於街頭巷尾。
1936年春，由於叛徒出賣，王其梅同志被捕入獄。在獄中，他受盡了敵人的嚴刑拷打，始終堅貞不屈，抱定為信仰而犧牲的決心，隨時准備從容就義。當時，在清華大學做校醫的堂兄得知情況后，來到獄中對戴著腳鐐手銬關在鐵門裡的堂弟說：“你又不缺吃少喝，不好好讀書，盡干這些危險的事，自己坐監，吃苦頭，使家裡人為你擔心。你究竟圖什麼？現在家裡要我用錢托人把你贖出來，你隻要悔個過，馬上就可以出去，你還是寫個悔過書，去好好讀書吧，別再胡鬧了。”王其梅同志聽后，對堂兄說：“我沒錯，無過可悔，我的事以后不用家裡再管了。”顯示出一個共產黨人威武不屈，富貴不淫的氣節。后來，黨組織為保存革命骨干力量，出於斗爭策略，決定讓經過考驗、堅貞不屈、對黨忠誠的61位同志，履行簡單“登報自首”手續后出獄。
出獄后，王其梅同志按照黨的指示，到河南省東部的西華縣開辟抗日根據地。初到豫東，王其梅同志任西華縣普理學校副校長。他強忍著獄中受刑留下的創傷，緊張忘我地工作，白天教書，晚上聯系群眾，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為后來開展抗日斗爭，訓練和准備了大批干部。西安事變后，王其梅同志立即組織全校師生游行，在西華縣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
王其梅同志的父母打聽到兒子在西華縣教書，便不遠千裡去找他，勸說他回湖南老家。王其梅同志耐心地對父親進行解釋和勸慰，並告訴父親：為了國家，為了抗日，他不能回湖南老家。直至父母病逝，王其梅同志也沒有回老家桃源。在其后的歲月裡，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他所熱愛的革命事業上。
“七七事變”后，王其梅同志接任西華縣委書記、普理學校校長，全面主持西華縣黨的工作。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王其梅同志始終在河南堅持斗爭，他足智多謀、英勇善戰，深受群眾的擁護和愛戴，也被敵人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日偽政權曾以5萬元巨款，懸賞王其梅同志的人頭。當地群眾說：“敵人想用袁大頭換王大頭，我們決不答應”（王其梅同志長得敦厚結實，腦袋大，外號“王大頭”）。王其梅同志領導的這支部隊，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建立了深厚的魚水情誼。經過長期革命戰爭的鍛煉和考驗，王其梅同志逐步成長為我軍優秀的軍事指揮員和政治工作者，我黨優秀的領導干部。
二
新中國成立后，為捍衛國家主權、完成統一祖國大陸的偉業、鞏固祖國西南邊防，毛澤東主席作出了“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的戰略決策。王其梅同志與英勇的十八軍指戰員一起，投入進軍西藏、解放西藏、保衛西藏、建設西藏的偉大斗爭中，為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鞏固國防，保衛邊疆，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作出了特殊貢獻。
進軍西藏，首先要了解西藏，認識西藏。由於歷史、自然等原因，西藏十分封閉，對外界來說，西藏是個非常神秘的地方，進藏部隊對西藏情況的了解也不多，甚至沒有進軍所需的任何可用的地圖。在十八軍著手籌備進軍西藏的前夕， 1950年2月，中共西藏工委成立政策研究室，任命王其梅同志為主任，主持政研室工作，負責進軍西藏的各種調查研究。在時間緊任務急的情況下，他群策群力，並親自起草文報，按照中央和進藏部隊的要求，先后提交了有關西藏社會和自然地理情況的多份重要報告，為中央領導決策提供參考。3月14日，十八軍組建了以王其梅為政委、軍參謀長李覺為司令員的前進指揮所（簡稱前指），統一領導政策研究室、偵察營、工兵營和原派出的先遣部隊，到甘孜、康定等地進行調查研究和對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王其梅同志領導政策研究室，邊進軍邊深入進行調查研究，克服高原缺氧的強烈反應，冒著隨時都有可能與敵人遭遇的危險（當時川西一帶匪患猖獗），一點一滴地收集藏區更為具體細致的社會情況、宗教寺廟、土司頭人及藏族的風俗習慣等情況，對收集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進行認真分析研究，提出政策建議。在王其梅同志主持下，前指和政研室先后編寫出《西藏各階層對我進軍態度之分析》、《對各種政策具體意見》、《進軍西藏應該注意和准備的事項》、《英美帝國主義干涉西藏問題之趨向和我之對策》、《進軍守則》等，這些材料為中央和西南局制定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據，對部隊進行認識西藏、熱愛西藏的教育，勝利完成進軍西藏的任務作了重要准備。十八軍政策研究室成立時，吸納了一批熟悉西藏情況的專家學者，王其梅同志在工作中信任他們，在生活上關心他們，把他們緊緊團結在一起，使他們所擁有的知識發揮出了最大的能量，為進軍西藏作出了重要貢獻。西藏和平解放后，這些教授、專家成為了西藏翻譯、新聞、研究等宣傳文化部門的骨干力量，有的還成長為著名的藏學專家，為西藏文化事業的發展，做了開創性的工作。可以說，王其梅同志是黨在西藏從事政策研究和社會科學研究的第一人，開創了新西藏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先河。
在進軍西藏的過程中，王其梅同志兩次擔負先遣任務，作為“先鋒官”走在全軍最前面。第一次是在1950年，十八軍黨委組成前進指揮部，任命李覺參謀長為司令員，王其梅為政治委員，准備開展昌都戰役。不久，因工作需要，李覺同志調回軍部，王其梅同志兼任前指司令員和政委，領導實施了昌都戰役。昌都戰役的勝利，徹底摧毀了西藏上層試圖以武力對抗中央“和平解放西藏”方針的幻想，使西藏民眾看到一支聞所未聞的“菩薩兵”隊伍，為打開西藏和平解放的大門奠定了基礎。昌都戰役軍事政治雙勝利，解放軍和人民團結一心，在統一祖國大陸解放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被劉少奇同志譽為“西藏的淮海戰役”。作為前指的最高領導人，王其梅同志始終戰斗在第一線。1950年10月25日，王其梅同志率前指抵達昌都，就任昌都地區軍管會主任，他是第一位進入昌都的我軍高級將領。他耐心地向昌都僧俗上層人士宣傳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希望他們在團結愛國的道路上，和廣大藏族人民一道為建設西藏作出貢獻。他不僅從政治上啟發教育他們，而且在生活上關心、照顧他們。昌都雖然是西藏的東部重鎮，但當時最好的房子僅是一個不大的二層小樓和附近的一排小平房。王其梅同志把這些樓房統統讓給藏族僧俗上層人士居住，自己堅持住帳篷。阿沛·阿旺晉美坐騎的金鞍銀蹬在昌都戰役中丟失了，王其梅同志知道后，立即下令追查，找回后完好地交還給他。對於那些不願在昌都、願回拉薩或回家鄉的人士，發給其路費。這一系列的行動，使藏族僧俗、上層人士深受感動和教育，不少人思想認識開始傾向於解放軍。在此基礎上，王其梅同志和十八軍其他領導人進一步宣傳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條政策，大力開展統戰工作，從而穩定了昌都地區的局勢，為和平解放西藏全境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二次是在1951年，根據《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十七條協議”）精神，人民解放軍開始向拉薩進軍。十八軍組建了以王其梅同志為司令員兼政委的先遣支隊。先遣支隊組建起來以后，為了適應在高原地區行軍，他經常帶領部隊進行爬山訓練，為高原行軍做准備。為了和藏族同胞打成一片，他要求部隊生活高原化，自己帶頭吃糌粑、喝酥油茶，堅持學習藏文，學說藏語，堅持每天早上認真朗讀藏語文課本。
從昌都到拉薩全程1100多公裡，要翻越橫斷山脈，跨過怒江、瀾滄江等湍急的河流，所經之地，人煙稀少，空氣稀薄，冰天雪地，道路崎嶇。有時，部隊正在行進中，忽然狂風夾著黑雲壓頂而來，一陣冰雹猛烈地打在大家頭上、身上，大家隻好用背包擋住頭部，接受無情的冰雹襲擊。特別是嚴重缺氧，呼吸困難，對生長於內地的十八軍指戰員的體能和意志是極大的挑戰，許多指戰員患上了嚴重的高原疾病。
因沿途無兵站補給，所需給養全靠自帶，先遣支隊戰士每人負重約在35公斤以上，很多人的背磨破了，露出了鮮紅的肉，很多人的鞋磨破了，腳凍壞了，流著血，一步一個腳印地爬山涉水。由於高山缺氧，人人胸悶、腦脹、手腳發麻、呼吸困難，心臟好像要跳出體外，走上幾步，就得停下來喘幾口氣、歇歇腳。在高寒缺氧的地區行軍，對於身患心臟病、關節炎、高血壓的王其梅同志來說，是異常艱難的，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在受國民黨反動派酷刑患下的腿疾發作時，他隻好用兩手分扶兩個膝蓋，再用兩手抓起褲子，左右交錯往上提，一步步向前蹭，其所經受的痛苦是常人難以想象的。經過艱苦的長途跋涉，王其梅同志率領先遣支隊翻過一座座高聳入雲的雪山，趟過一道道寒冷刺骨的冰河，走過人煙稀少的亙古荒原，經過一個半月的艱難行軍，在沒有一個人掉隊的情況下，於9月6日勝利到達拉薩河畔。9月9日，先遣支隊舉行了庄嚴隆重的入城儀式，受到拉薩各界僧俗群眾的熱情歡迎，五星紅旗第一次在古城拉薩的上空迎風飄揚，人民解放軍以正義之師、仁義之師、文明之師、威武之師的形象出現在拉薩各界民眾面前，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西藏人民就是通過進藏人民解放軍，了解了共產黨、認識了共產黨，親切地把人民解放軍稱為“金珠瑪米”菩薩兵。這是我軍到達拉薩的第一支部隊，王其梅同志不辱使命，與戰友們在一起，戰勝艱難險阻，克服缺糧缺氧等困難，勝利地完成了西南局和十八軍首長交給他們的與藏族同胞“見好面”的任務。劉伯承元帥指出，進軍西藏是我軍歷史上的“第二次長征”。從自然條件上說，進軍西藏比長征遇到的困難更多。
在艱難困苦的長途進軍中，王其梅同志堅定地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模范地宣傳和執行“十七條協議”，要求部隊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他以身作則，成為部隊的表率和靈魂。在補給不繼時，他寧願和干部戰士挖野菜度日，也絕不允許部隊的任何人侵犯群眾利益。他尊重藏族同胞的信仰、風俗和習慣，耐心地向當地愛國進步的上層人士宣傳黨的政策，征求並尊重他們的意見。先遣支隊嚴格遵守群眾紀律，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部隊翻越夏貢拉山時，在山頂的埡口處，遇到一個兩米多高的“瑪尼堆”。出發前，王其梅同志曾囑咐大家：“到山上經過‘瑪尼堆’時，隻准從左邊走，不許從右邊走，隻能往‘瑪尼堆’上添石頭，不許從上面拿石頭，這是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我們一定要尊重。”當時有人說：“在幾千米高的山上，渺無人煙，何必注意這個形式。”王其梅同志嚴肅地批評了這種思想，他說：“我們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不是裝樣子給人家看的，不管有人沒人，都要自覺地去做，絕不能打折扣。”結果，在荒無人煙的夏貢拉山頂，在以后的艱難行程中，所有人都從“瑪尼堆”左邊繞過，沒有一人觸動“瑪尼堆”上的石頭。先遣支隊進抵拉薩初期，形勢十分嚴峻。西藏上層集團的一些人乘解放軍主力未到，先遣支隊立足未穩，利用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造謠生事，陰謀撕毀、推翻《十七條協議》。王其梅同志不顧個人安危，經常輕騎簡從，拜訪西藏政教首領人物、西藏地方政府官員、貴族、僧侶及上層各界人士，宣傳《十七條協議》和黨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統戰政策。對於懷有敵意的少數上層人士，王其梅同志既堅持原則又耐心做工作，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王其梅同志還到寺廟發放布施。有一次他從三大寺慰問回來路過城門洞因馬受驚而摔傷，但仍忍著傷痛繼續工作。王其梅同志以黨的政策為指南，團結藏族各階層人士，以模范執行政策的實際行動消除民族隔閡，挫敗了少數分裂分子的陰謀，贏得了西藏各界人士的信任，增進了藏漢民族之間的團結，為在極其錯綜復雜的環境下穩定西藏局勢作出了很大貢獻。
三
王其梅同志曾不無自豪地說：“我們祖國歷史悠久，遼闊壯麗，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在我們的祖國，我有三個故鄉：一是生我養我的湖南老家﹔二是堅持武裝斗爭、三進三出13年的河南﹔三是工作了17年、與我后半生的事業緊密相連的人民的新西藏。”從入藏伊始，王其梅同志就立下誓言：“長期建藏，邊疆為家，死后也要埋骨西藏”。1952年3月27日，王其梅將軍的第一個兒子在拉薩出生，這可能是十八軍進軍西藏以后生下的第一個孩子，他給孩子取名“建西”，表示了建設新西藏的決心和願望，要把建設人民的新西藏的歷史重任傳給下一代。
為了加快西藏建設，中央決定盡快修通康藏公路。1953年1月，王其梅奉命兼任西藏軍區后方部隊政委，挑起了修筑康藏公路的重任。在被稱為“世界屋脊”、“生命禁區”的青藏高原修筑公路，極為艱難，要越過許多終年積雪的高山和懸崖絕壁，跨過許多冰川湍流，自然條件惡劣，施工條件極差，工具非常簡陋，有些地段隻能系上安全帶懸空作業，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生命的代價。王其梅堅決貫徹毛主席“為了幫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難，努力筑路”的指示，按照工程指揮部的要求，對施工進行了周密細致的組織和領導，經常深入海拔幾千米高的工地與廣大指戰員、技工、民工一起戰斗。在王其梅同志的具體組織和領導下，經過筑路大軍不怕犧牲，忘我勞動，“讓高山低頭，讓河水讓路”，祖國西南邊疆的大動脈——康藏公路於1954年12月25日全線貫通，在冰峰雪嶺間、江河激流上，架起了一條通向幸福的康庄大道。康藏公路，還有青藏公路的通車，解決了進藏部隊依靠牦牛運輸的極度艱難的困境，改變了西藏千百年來交通靠人背馬馱的狀況。
1955年，王其梅同志再次主持昌都地區的工作。當時，他的體質已明顯下降，在天天打針吃藥的情況下，忍著高血壓病的痛苦，熬著失眠症的折磨，帶頭和基層同志一起蓋營房、辦商店、建電站、開荒造田、植樹造林，受到了廣大指戰員和藏族群眾的敬佩。有一次栽果樹時，個別人嘟嘟囔囔地說：“栽它干啥，我們出了力，還不知誰來吃果子呢？”王其梅同志嚴肅地批評說：“這句話看來無礙大局，但反映的思想卻不可輕視。”王其梅同志就是這樣，無論在什麼工作崗位都踐行著“老西藏精神”。
1959年3月，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公然撕毀《十七條協議》，悍然發動全面武裝叛亂。拉薩叛亂發生時，王其梅同志正在北京住院治病。他得知消息后，立即請求返回西藏參加平叛和民主改革。醫院的醫護人員對他的身體健康情況非常擔心，勸他把病治好再回西藏，不允許他出院。他懇切地對醫生說：“我是最早進藏的干部，現在仍然在那裡工作，西藏發生叛亂，我能心安理得地在這住下去嗎？”醫生無奈隻得讓他出院。回到昌都后，時任昌都分工委第一書記、昌都軍管會主任的王其梅同志兼任301部隊指揮所政委，和戰友黃新亭一起負責昌都地區的平叛工作。昌都地區是西藏發生局部叛亂最早的地區，危害最大。西藏上層發動集團發動全面武裝叛亂之后，此地叛亂活動更加猖獗。針對這種情況，王其梅同志堅決貫徹執行中央“軍事打擊，政治爭取，發動群眾”和“邊平邊改”的平叛方針政策，領導昌都地區軍民堅決打擊叛匪武裝，結束了昌都因叛亂而造成的混亂局面，取得了重大勝利。在平叛的日子裡，他每天隻能吃四兩主食，仍然以頑強的毅力，忍受疾病和飢餓的折磨忘我地工作，兩次昏倒在辦公室，搶救過來又繼續工作。在疾病的折磨中，王其梅從沒有停止工作，為了緩解他的病痛，醫生隻好經常給他扎梅花針，以至於他的脊背兩邊布滿了針痕，身邊的工作人員目睹這種情況，無不為之感動。
1962年，王其梅同志回到西藏軍區和西藏工委工作。次年3月，兼任工委副書記。在對印度自衛反擊戰期間，他負責后勤和地方支前工作，親自動員，具體安排，在短短的時間內組織了大批工作人員和民工支援前線，抬擔架、背物資、送炮彈、押送俘虜，並派工作組深入作戰地區開展工作，為保証對印自衛反擊戰的勝利起了重大作用。戰后，為了搞好作戰地區和邊境地區的工作，王其梅同志又深入到當地了解群眾生活生產和部隊情況。他親自作外逃叛匪的政治爭取和邊民外逃的回歸工作，並針對回歸群眾生活困難的情況，作了具體安排。在海拔5000多米的扎東時，因為空氣極度稀薄，他反應強烈，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呼吸困難，行走艱難，臉脹成紫青色。工作人員勸他回拉薩，他仍堅持調查解決問題近1個月后才回拉薩。在西藏工委主要負責人不在時，王其梅同志曾先后主持工委工作。他在主持工委工作期間，在執行中央關於“邊平邊改”政策的基礎上，為組織互助組建立基層人民政權嘔心瀝血，日夜操勞。民主改革后，他在組織籌備、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區等方面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為西藏的穩定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王其梅同志身患高血壓病和糖尿病等疾病，中央曾征求他的意見，准備調他到北京工作。但王其梅同志認為：西藏是個艱苦的地區，自己對西藏的情況熟悉，個人的身體事小，建設西藏事大，應當繼續留在西藏工作。他對愛人王先梅同志說：“你看北京好，還是西藏好？我看還是北京好。但我們是共產黨員，應該到艱苦的地方去。”后來，當他得知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見后，高興地說：“我又留下了，再也不走了。”這是共產黨人大愛無疆、心系祖國、奉獻西藏的高尚情懷的表現，是“老西藏精神”的具體體現。王其梅同志這種顧全大局、熱愛邊疆、熱愛西藏的崇高品質，為西藏地區的指戰員和工作人員，樹立了榜樣。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卷全國，西藏也掀起了紅衛兵運動和破“四舊”運動，使得西藏的生產生活受到嚴重影響，機關單位難以正常工作。當時，張國華同志不在西藏，區黨委書記周仁山同志被打倒，隻有王其梅同志主持工作，苦撐危局。他不顧個人安危，一面勸說紅衛兵和干部群眾，不要破壞文物古跡，同時立即向中央報告。國務院以周恩來總理的名義向西藏軍區發來電報，明確指示軍區要負責保護重點文物，必要時可以派部隊保護。有了周總理電報指示，王其梅同志立即派出部隊，保護布達拉宮、大昭寺等重要文物古跡，使得布達拉宮這一世界聞名的文化瑰寶得以完好保護。在此期間，王其梅同志作為當時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承擔了很大的風險，但王其梅同志經受住了考驗，表現出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和堅強黨性。
1967年，王其梅同志突遭歷史問題冤案，周總理將他接到北京。此時，王其梅同志重病纏身，由於得不到及時治療，病情一天天加重，連上廁所都十分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他還念念不忘西藏的工作，不忘西藏建設的大事。在那段忍辱負重的日子裡，他仍然堅持理想信念，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總結思考西藏工作的經驗和教訓，思考西藏未來的建設。他對妻子說：“我給中央寫報告時，手疼得已經握不住筆，筆掉下來我拾起來再寫，我病好了還要寫。”他以驚人的毅力，忍受著政治上的委屈和病痛的折磨，艱難地寫出了凝結著他心血的《對西藏工作的經驗教訓》和《對今后西藏建設的意見》，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對西藏人民的無限熱愛。1967年8月15日，王其梅同志在北京逝世，終年53歲。王其梅同志臨終前，仍然牽挂著西藏，他向黨提出了唯一的要求就是：“請求黨把我的骨灰送回西藏。”體現了王其梅同志長期建藏，邊疆為家，與藏族人民休戚與共、血肉相連的深厚感情和高尚情懷。
黨沒有忘記也不會忘記忠貞的兒女，歷史將公正地掀開沉重的舊頁。粉碎“四人幫”后，鄧小平同志首先肯定了王其梅同志對黨的貢獻，在1977年12月25日批示道：“王其梅從抗日戰爭起，作了不少好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中央為所謂“61個叛徒集團”平反昭雪，否定了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強加在他們頭上的一切污蔑不實之詞。1979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為王其梅同志舉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大會，鄧小平同志送了花圈，李先念同志主持追悼會，胡耀邦同志致悼詞，悼詞說：“王其梅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王其梅同志把一生獻給了黨，獻給了革命事業，獻給了他心中始終挂記的西藏人民。
四
王其梅同志胸懷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對自己所從事的偉大事業無比自豪。從參加革命到進軍西藏、建設西藏，他始終牢記全心全意為西藏人民服務的宗旨，將自己的一切無條件地奉獻給了西藏這片熱土。
進藏初期，為了打破上層反動分子對糧食的封鎖，在西藏站穩腳跟，王其梅配合張國華和譚冠三率領進藏部隊在滴水成冰的拉薩河谷開荒生產，以行動回擊分裂主義分子妄想“餓走、趕走”解放軍的陰謀﹔為了最廣泛地團結西藏各階層人民為全面實行“十七條協議”，王其梅同志認真貫徹執行毛澤東“慎重穩進”的西藏工作方針，積極配合張經武、張國華、譚冠三同志，不辭辛苦、不顧安危，開展爭取上層愛國統戰人士的工作，使上層愛國人士加深了對共產黨的認識，增強了愛國主義思想﹔在擔任昌都解放委員會主任期間，忠實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把昌都地區變成支援大軍西進的前進陣地日夜操勞﹔為了發展西藏的交通運輸事業，鞏固西南國防，王其梅同志毅然挑起了建設康藏公路的重擔，克服困難，在1954年12月修通了公路，開辟了西藏現代交通事業的新紀元﹔在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作戰中，王其梅同志不顧身體有病，親自動員地方支前，對保証戰斗取得勝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王其梅同志熱愛西藏，堅持長期建藏，邊疆為家，把自己全部的心血都獻給了解放西藏、建設西藏的偉大事業，他把西藏視為人生的歸宿，他對西藏情深似海，他的后半生與西藏緊密相連。在長期的工作和生活中，他與藏族同胞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把對西藏的深情嵌在了這片高天后土上，正因為這樣，他才能始終踐行“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特別能忍耐、特別能團結、特別能奉獻”的老西藏精神。
王其梅同志幾十年如一日，時時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具有高度的組織原則性和嚴謹的工作作風。每遇到新情況、新問題，他總是親自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資料，經過再三思考，提出處理意見。他兼職較多，工作繁忙。但是，任務再重，工作再多，凡是他分管的工作從不推卸，也從不模棱兩可、敷衍塞責，而是一絲不苟、兢兢業業。凡是由他負責起草的文件或所作的重要報告，都是親自動手，從不讓秘書代寫，書寫報告和其他電文時均工筆正書，嚴肅認真，極重推敲，觀其文如見其人。他襟懷坦蕩，敢於大膽地提出自己的觀點，說明自己的想法和理由。但他堅持組織原則，隻要組織決定了的，他都無條件地堅決執行，不打一點折扣。
王其梅同志嚴於律己，模范帶頭，在生活上不搞特殊，總是把自己擺在群眾之中。他經常提醒自己不忘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敲響警鐘，保持住共產黨人的優良傳統，常以古代歷史的教訓為鑒，特別是對那種太平盛世中的文恬武嬉、奢侈豪華的現象，表示深惡痛絕，並告誡干部要引以為戒。他一直艱苦朴素，省吃儉用，關心同志，常對自己身邊工作過的，在經濟上有困難的同志和戰友的遺屬，給予無私的幫助和照顧。1960年國家困難時期，他把多年節省下來的1萬多元津貼全部交給了國家，為國分憂，王其梅同志說：“我們在西藏，也花不了什麼錢，隻要有黨在，我們就有飯吃，就會有希望。”在他帶動下，不少同志也紛紛解囊捐款。中央高度評價了王其梅等西藏同志的這種顧全大局、為黨為國分憂解難的高尚情操。
王其梅同志讀書勤奮，學而不厭，以知識充實自己，推進工作，除了工作他唯一的愛好就是看書，一生嗜書如命。在戎馬倥傯的戰爭環境中，他也常常設法弄到各種書籍，總是擠出時間去學習。建國后，他每到一地，工作之余，就上街買書，就連在北京探親時，也常領著孩子們跑書店，逛書攤。他藏書很多，有的同志和他開玩笑：“你的藏書可以開個小圖書館了。”王其梅同志不僅自己愛讀書，愛學習，而且也嚴格要求身邊人員要認真讀書學習，他經常講：一個革命者如果不好好學習，干起工作來盲目性很大，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就會出偏差。王其梅同志在歷史學方面很有見解，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先生修訂《中國通史簡編》時，還專門走訪過他，並十分重視和採納了他的修改意見。
“石可破也，不可奪其堅﹔丹可磨也，不可奪其赤”。王其梅同志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與他們那一代“老西藏”們所創立的“老西藏精神”已經成為永恆的歷史豐碑，成為一代代共產黨人偉大精神的真實寫照。王其梅同志用自己的生命為“老西藏精神”譜寫了壯麗的篇章，他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我們紀念王其梅同志，就是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在區黨委的堅強領導下，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繼承和弘揚王其梅等老一輩共產黨人創造的“老西藏精神”，奮力開拓、銳意進取，努力工作、頑強拼搏，努力建設富裕、和諧、幸福、法治、文明、美麗社會主義新西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