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 平
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不久前在京召開。對於我們的文化建設而言,這是一項特別需要關注的工作,是一個我們必然置身其中且應當順勢而為的進程。會議指出,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推進城鎮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有力支撐,是擴大內需和促進產業升級的重要抓手。
很顯然,這裡的“擴大內需”包括文化內需的擴大﹔這裡的“產業升級”包括文化產業的增長﹔這裡的“協調發展”包括公共文化服務的均等﹔而這裡所謂的“三農”問題的解決,更意味著文化的轉型發展。這是因為,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表明,現代化是依托工業化、城鎮化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這是一個城鎮化與工業化、現代化相伴而行、相互促進的過程。也就是說,城鎮化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一個必然的歷史過程,也必然驅動文化的轉型發展並將主導現代文化的發展進程。此間“現代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邁進,就是鄉村文明向城鎮文明的變遷,就是知識守恆向信息裂變的轉換,就是文化傳衍向文化轉型的跋涉!
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這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就其主導方面而言是農耕文明。以農為本、以農立國不僅因為“三農”問題是中華民族傳衍與發展的基本問題,而且也是因為國家的律法規制與道德操守也深深根源於斯、維系於斯。中國的傳統文化及一以貫之於其中的文化傳統,就其本質而言是求善重於求真且趨美重於趨利。這種重倫理輕邏輯、重感悟輕功利的人生信念幾乎滲透在所有的生活儀式、人際交往、精神陶冶、休閑娛樂之中。不僅作為人生信念的文化內容是如此,對其加以呈現的文化形態也顯得不悍不火、不躁不急、不濃不艷。繪畫“計白當黑”的寫意、戲曲“以一當十”的虛擬、民樂“大音希聲”的空靈……無不在其底蘊上沉澱著農耕文明,流連於鄉村境界。
現在,“城鎮化”作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降臨了。“降臨”的真實含義是:到2012年,我國城鎮人口已達到7.1億,城鎮化率達到世界平均水平。顯然,對於我國來說,“城鎮化”意味著重大的歷史變更﹔但從僅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城鎮化率”來看,我國還會因勢利導地推進這一“自然歷史過程”。就“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而言,可以斷言城鎮化也將驅動文化發展的現代化。固然,現代化不是“西化”,尤其不會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西化”﹔但具有較高“城鎮化率”的西方發達國家,由城鎮功能決定的建筑文化,由市民需求引領的休閑文化,以及由文化流動、交集、包容而形成的契約文化,都可能成為驅動我們文化轉型發展的“他山之石”。看看安德魯在我國多地留下的包括“國家大劇院”在內的建筑樣本,看看音樂劇這一“都市新演劇”演繹的“大市民倫理”,看看高新科技催生的文化新業態及其內容生產的新理念……我們不得不承認,“城鎮化”已然驅動著我們文化的轉型發展。
城鎮化對文化轉型發展的驅動,首先體現為文化生產對市民文化消費需求的順應。建立在農耕文明基礎上的鄉村文明,培育出的文化消費心理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在時空觀上,體現為“春種秋收鬧冬閑”的“年周期”,這種“心理期待”適應節奏平緩且循環往復。二是在技藝觀上,體現為“有起有合有承轉”的“線性美”,這種“心理期待”適應材料天然且技藝單純。不僅泥人、皮影、窗花、麥秸編等工藝文化就地取材,而且歌舞、曲藝、雜耍、地方戲等演藝文化亦率性而為。城鎮,特別是都市文明在這兩個方面都體現為與之迥異的文化消費心理:時空觀上,市民生活節奏是“作五息二度周末”,節奏提速且阡陌縱橫﹔技藝觀上,由於文化的流動、交集、包容乃至融合,市民們更向往材料的復合與手段的“交響”。在這種轉型期,我們總能聽到“靜一些”“慢一些”的訴求,其實就體現出轉型期文化消費心理的落差。
其次,城鎮化對文化轉型發展的驅動,體現為高新科技對都市文明的不斷提升和持續建構。說“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包含著這樣一個判斷,即都市文明是比鄉村文明更現代的文明。而這個“現代”或曰“現代性”的主導方面,就體現為都市文明構成中的高新科技含量。數年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就預言:美國的新技術革命和中國的城鎮化,是21世紀帶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引擎。似乎也可以說,城鎮化和與之緊密相伴的新技術革命,也是帶動我們文化發展的兩大引擎。事實上,科學技術的每一次重大進步,都會給文化的發展帶來革命性變化。我們當前文化建設中對“文化與科技融合”的強調,其實也是我們城鎮化進程中最重要的文化建設舉措。這個融合有利於轉變文化發展方式,促進文化又好又快發展﹔有利於豐富文化樣式業態,滿足人們多樣化文化需求﹔有利於掌握文化發展的主動權,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
第三,城鎮化對文化轉型發展的驅動,必須考慮實現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功能。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要求,要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提高城鎮人口素質和居民生活質量﹔要優化布局,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分工、功能互補、協調發展﹔要堅持生態文明,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要傳承文化,發展有歷史記憶、地域特色、民族特點的美麗城鎮。我國城鎮化工作的上述要求,本質上是對文化轉型發展的要求。也就是說,文化的轉型發展,一要有助於提高人口素質和居民生活質量,二要有助於合理布局、協調互補,三要有助於節約集約利用資源,四是有助於傳承文化、強化特色。我們的城鎮化是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由這種城鎮化驅動的文化轉型發展將順應並引領人的全面發展。
第四,城鎮化對文化轉型發展的驅動,需要強化“文化綜合創新”的意識。城鎮化對於我們這個以農為本的國度而言,本身就體現為一次重大的社會轉型。相對於我們既往的鄉村社會而言,城鎮化意味著更為龐大的人口流動和更為復雜的人際關系,也因此生成著更為復雜的社會結構和更為包容的人文精神。城鎮化及其導入的都市文明就其本質而言,是流動中的融通和包容中的凝聚。這樣一種新的都市文明的建構,往往不是“以不變應萬變”似的“繼承創新”,而是如哲學大師張岱年所說的“文化綜合創新”。“文化綜合創新”的理念,是張岱年探索中華文化重建和復興時提出的。提出的起因是超越文化上“傳統主義”“西化主義”的兩極性和單向度立場,堅持文化內容的可選擇性並倡導文化“優選法”﹔而“文化綜合創新”的意旨,則在於對多重文化因素進行有機融合、會通以有效實現文化轉型發展。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從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匯流的時代大潮中,看到科技創新呼喚和孕育了系統集成思維,提出了“大成思維學”的系統思考。結合錢學森的思考來看張岱年的理念,我以為在城鎮化驅動的文化轉型發展中需要強化的是“集成創新”意識。因為“大成思維”就是“集大成”的思維,“文化綜合創新”就是“文化集成創新”。所謂“文化轉型發展”意味著對文化創新要素的選擇、優化,以及在那一基礎上的建模、構型。
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提出了推進城鎮化主要任務,其中有一項是“提高城鎮建設水平”。城鎮建設水平,既是其生命力所在,也是其文化魅力所在。因此,城鎮化驅動的文化轉型發展,在順應並引領城鎮人的全面發展時,還要努力建構並提升城鎮文化的精神品質。對此,工作會申說“要體現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現有的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要融入現代元素,更要保護和弘揚傳統優秀文化,延續城市歷史文脈……”這項任務告訴我們,中國的城鎮化是飽浸著中國“天人合一”理念的城鎮化,是守望鄉愁、延續文脈的城鎮化,這也是我們文化轉型發展中不移的信念和不變的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