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人民主體思想及其當代價值

毛澤東人民主體思想，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和重要哲學基礎。在我們黨領導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征程中，毛澤東人民主體思想不斷得到弘揚和豐富。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八項基本要求，第一條就是“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可以說這是首要的和統領性的要求。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人民是改革的主體”，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全面發揮人民的主體作用。在新的歷史時期，深入學習研究和堅持發展毛澤東人民主體思想，對於我們黨經受各種風險考驗，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堅持人民的歷史主體地位

毛澤東有一個十分經典的論斷：“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他用“隻有”強調了人民作為歷史主體的唯一性，排斥了英雄史觀、上帝史觀以及英雄與奴隸共創的二元史觀。

毛澤東承認領袖的歷史作用，但他同時認為群眾領袖是群眾封的，是群眾從實踐中選擇的領導工具，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英雄人物要真正發揮領袖的作用，更離不開群眾的實踐。毛澤東始終如一地反對英雄史觀，始終把群眾史觀與英雄史觀對立起來，教育全黨防止和抵制英雄史觀的消極影響，為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堅持為民執政，提供了世界觀方面的理論支持。

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首先表現為他們在推動社會歷史前進中，創造了社會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毛澤東從物質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出發，論述了人民群眾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活動中的主體作用。毛澤東堅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限的，隻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緊緊依靠群眾，什麼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

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主體作用，在社會變革時期表現得更為明顯和突出。社會變革包括社會革命和社會改革，都是由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所引起的，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所推動的。社會變革是先進生產力代替落后生產力的過程，要通過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人，首先是勞動者的活動來實現。在階級對抗的社會中，這一過程表現為被剝削階級推翻剝削階級統治的革命。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由於社會基本矛盾的非對抗性，這種社會變革表現為改革，即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調整和完善。改革的主力軍依然是廣大人民群眾，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改革開放在認識和實踐上的每一次突破和發展，改革開放中每一個新生事物的產生和發展，改革開放每一個方面經驗的創造和積累，無不來自億萬人民的實踐和智慧。”

堅持人民的授權主體地位

毛澤東說：“人民要解放，就把權力委托給能夠代表他們的、能夠忠實為他們辦事的人，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我們當了人民的代表，必須代表得好。”人民從歷史的比較中把爭取自身解放的領導權委托給共產黨人，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毫無私利可圖，它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人民從共產黨的奮斗中感受到自身利益與共產黨休戚相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但是不可能每一個人都直接管理國家事務。毛澤東指出，民主革命勝利后，中國可以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1953年3月1日，毛澤東親自審閱批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公布施行。普選是這部選舉法最重要的原則，廣大人民群眾用選票來選擇代表自己行使權力的人，經受了一次民主的洗禮。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制定了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明確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人民把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權力授予執政黨，但是人民仍然是國家權力主體。毛澤東對此始終保持著清醒和堅定。他在晚年，向全黨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勞動群眾給的。”作為執政黨的黨員，隻有深刻認識到這一真理，牢記權力來自人民的委托，才不會把人民授予的權力變為謀私的工具。

毛澤東認為，共產黨員是人民的兒子，人民的勤務員﹔要自覺地作人民的工具，先當人民的學生﹔打掉官氣官風，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在群眾之中﹔為群眾服務，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接受人民的監督，而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這些教導都是為了保障人民的授權主體地位，約束執政者的行為，使其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實際行動獲得授權者的信任。

堅持人民的監督主體地位

遵照毛澤東的提議，新中國的各級政府前面都加上“人民”二字。人民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必然要對人民負責，接受人民的監督。

1945年7月，毛澤東在延安與黃炎培有一次關於“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的談話，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以后，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了一條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人心向背決定著一個政權的興衰存亡，得民心者得天下。代表人民執政的執政黨以及公務人員，必須將權力運行置於人民群眾的切實監督之下。

毛澤東在領導中央蘇區中華蘇維埃政權時，就十分重視人民群眾的監督主體地位和作用。他號召蘇區全體選民注意起來，監督蘇維埃人員不使官僚主義存在，把舊有人員中官僚主義分子洗刷出去。毛澤東與黃炎培談話中所說的“新路”，即是蘇區經驗的繼續。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尖銳地提出，奪取全國勝利之后，我們的同志不要在“糖衣炮彈”面前打敗仗，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兩個務必”是對執政黨執政理念和作風的要求，他在進京前提出的“趕考”要求與此完全一致。進了城，執了政，面臨著會不會“退回來”的考驗，不會退回來就要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就要以“兩個務必”的精神狀態接受人民的考試。

人民群眾對國家權力機關和工作人員的監督，最核心的是監督權力運行，防止人民公仆變為人民主人。毛澤東十分重視人民群眾對縣以上領導干部的監督。他指出：“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裡。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這是毛澤東在八屆二次全會上講的，今天讀起來仍有振聾發聵之感。領導干部手中都握有相當的權力，如果不為民用權，不依法用權，脫離了人民的監督，把權力、地位作為謀取私利的條件和工具，就有可能成為人民的對立面。脫離群眾是執政黨面臨的最大危險，脫離群眾的監督，聽不到群眾的聲音，更具危險性。防止出現這一危險，很重要的一條是將人民群眾的監督過程常態化、監督結果具體化。各級領導干部都要隨時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讓他們手中的權力在人民的監督下陽光運行。

堅持人民的利益主體地位

毛澤東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使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並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共產黨的一個重要責任就是喚起人民群眾的利益主體自覺，團結起來為實現自身利益共同奮斗。

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的不同階段，實行打土豪分田地、減租減息、土地改革的政策，滿足勞動群眾對基本生產資料的追求，從根本上代表群眾利益。在戰爭的嚴酷環境下，盡可能關心和改善群眾生活，使群眾認識到自己利益所在，真心實意擁護和支持革命戰爭，迸發出巨大的歷史主體積極性。新中國的成立使人民的利益主體地位成為現實。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不斷得到滿足。

毛澤東指出：“我們是以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群眾是最實際的，獲得了目前利益就能從切身感受中體會到共產黨是代表自己利益的，才會在黨的領導下為爭取將來的更大的利益而奮斗。毛澤東在1942年12月指出：“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並且強調“這是我們黨的根本路線、根本政策”，這樣就提升了對滿足人民物質需要的認識。也隻有這樣，才能更好地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實現黨的宗旨。

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首先要防止和糾正政府損害人民利益的行為。人民政府損害人民利益，主要原因是在決策和決策實施過程中都偏離了人民利益至上的價值目標。1959年2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1958年秋季以后農村“共產風”的表現及危害進行總結，他認為這種錯誤在於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后來他又連續作出指示，要求堅決加以糾正，堅決退賠，在相當程度上糾正了這種帶有全局性的政府剝奪農民的錯誤行為。

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要體現在改善民生、增加群眾收入、提高群眾生活水平上。毛澤東認為衡量群眾的生活水平，不能隻看平均工資增長了多少，還要看有多少家庭增加了收入，這是因為平均工資往往掩蓋實際差距。他把正確處理生產與生活的關系放在突出位置加以強調。1958年11月4日，毛澤東看到一個消息，反映河北邯鄲地區傷寒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領導干部隻注重生產，忽視群眾生活，致使社員過度疲勞，抵抗力下降。毛澤東認為各地隻顧生產、不顧生活是全國性的問題，他連發三道指示，提出工作、生活同時並重的方針，要求做到“生產好、生活好、孩子帶得好。”

毛澤東指出：“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准。”這是共產黨人理論與實踐的價值尺度，反映了人民群眾作為社會利益主體和價值主體的統一，並且從社會價值層次，確認了人民群眾的利益主體地位，進一步突出了最廣大群眾根本利益對於執政黨的先進性和執政地位的至關重要性。我們每個共產黨員，都應當樹立和踐行這一價值目標和價值尺度。

（作者系省社科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