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慧瑜
每年的11月底到元旦，都是賀歲檔競爭最為激烈的時段，在這個進口片缺席的特殊日子裡，許多高品質的國產影片鉚足了勁搶奪中國電影市場的“黃金檔”，往往出現各大名導巔峰對決、各路明星輪番上陣的盛況。不過，從2011年開始，豪華陣容的國產大片不再是賀歲檔的香餑餑，《失戀33天》、《泰囧》等中小成本影片成為“一飛沖天”的票房大贏家。截至目前，今年賀歲檔還沒有出現這種一枝獨秀的影片，已經上映的幾部國產片反響平平，沒有創造大的票房奇觀。
2013年初，香港導演王家衛的武俠大片《一代宗師》登“陸”，這部籌備八載、耗時三年拍攝的影片，講述了民國武林在民族危亡的大時代的消逝，以及香港成為傳承內地並向世界發揚武林精神的橋梁。年底出現的《掃毒》、《風暴》，則把故事場景重置在香港本土（或延伸到傳統腹地東南亞）。正如《風暴》的片頭，這是一場台風即將襲擊港島的時刻，也是剛剛出獄的劫匪阿邦能否重新做人的時刻。自2002年《無間道》以來，臥底、重新做人就成為港片中香港人最為經常使用的自我隱喻。
陳木勝執導的《掃毒》拉開了2014年賀歲檔的序幕，影片不僅用酣暢淋漓的槍戰，讓人想起上世紀80年代香港電影輝煌時代的槍戰片，而且，不斷用三兄弟合唱的經典武俠劇主題曲來表達出“誓要去/入刀山”的男兒豪情。這種義薄雲天、拔刀相助的兄弟情義，本身是上世紀80年代香港警匪片的核心主題，而《掃毒》則把兄弟情與臥底故事嫁接在一起，講述了無法做兄弟以及彼此背叛的故事。盡管三兄弟最終和好如初、與反派同歸於盡，但很難重現“浩氣壯/過千關”的英雄本色，就連精心呵護的中產階級家庭也無法保全。
同樣的絕望感在《風暴》中更加清晰地呈現出來，如果說2012年底港片《寒戰》講述了以法治為核心價值觀的香港精神，那麼《風暴》則敘述了一個立志保護香港市民安全的好警察，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淵的故事。影片前半段以胡軍扮演的大陸悍匪搶劫運鈔車展開，后半段故事最大的搶劫犯則變成香港本土的劫匪，這種大反派的轉移反映了港片對於大陸的曖昧態度。這部影片與其說是過度渲染警匪激戰的槍戰片，不如說是另一個《無間道》的故事，一個劫匪主動選擇做臥底而洗白身份的故事。可是，隨著影片結尾處香港核心區域中環淪陷，阿邦卻無法逃離、成為好人。在這裡，重新做人有了具體的所指，就是成為中產階級，顯然《風暴》無法實現這種美夢。
與《掃毒》、《風暴》中所反映的香港人（以中產階級為主體）在金融危機和大陸崛起的時代的復雜情緒不同，《無人區》、《私人定制》呈現了大陸新興中產者的另一種主體焦慮。
寧浩2009年拍攝完成的《無人區》因審查原因遲遲無法公映，這本身成為影片最大的噱頭。這部影片大量借用好萊塢西部片的經典橋段，尤其是一望無垠的大漠以及無人區深處的客棧，可是就像2010年公映的《西風烈》一樣，中國西部片難以順暢地把小鎮警察、罪犯與西部牛仔的故事國產化。這一方面與西部片內在於19世紀美國西部拓荒史有關，從中國歷史和現實中不太容易建立這種殖民、探險的邏輯﹔另一方面，寧浩式的戲謔和荒誕也不容易確立古典式的俠客精神。不過，《無人區》的意義在於講述了以徐崢扮演的律師在無人區遭遇更加真實的社會境遇的故事。無人區雖然是一個與現代、文明社會相對立的空間，卻是一個弱肉強食、強買強賣的高度利益化的社會，這與徐崢所信奉的自私自利、沽名釣譽的城市文明沒有本質區別。在這個意義上，寧浩用這種動物性的利益驅動所形成的“無人區”，來反思現代法治社會的非人化，並通過徐崢對更加弱勢的女性的拯救來獲得精神升華。
如果說《無人區》是給都市中產階層“訂制”的一份略帶恐怖的自我救贖之旅，那麼馮小剛攜王朔、葛優強勢回歸的喜劇片《私人訂制》，則依然講述頑主們的“好夢一日游”的故事。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這種喋喋不休、洋洋自得的頑主就成為王朔筆下的經典形象，通過戲仿革命經典話語來呈現一種荒誕、錯位之感。與《甲方乙方》不同，《私人定制》更多的是實現一種階層身份的互換，如司機扮演領導、大導扮演棉花匠、清潔工當億萬富婆等。在這種上層與下層的“換血”中，“私人訂制”所具有的社會位置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產”階層。在不斷變換的風光旅行中，這些“私人訂制”的頑主們具有十足的主體感和幸福感，這與2013年以來《北京遇上西雅圖》、《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中所講述的中產夢、青春夢破碎的故事形成了有趣的參照，更為年輕的觀眾，也許很難分享這份如香飄飄奶茶般廉價的“美夢成真”的撫慰。
（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