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羅布泊湖盆的崎嶇道路。當年，馬可·波羅就曾從這樣的道路上走過。
500年他者的中國夢
從神秘的“賽裡斯”——蠶絲之國，到備受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推崇的儒家思想，再到精美的中國瓷器、昂貴的中國茶葉，自13世紀馬可？波羅來華游歷以來，歐洲人做了將近500年的“中國夢”。 這種人文主義的熱情，蘊含了對古代文明與人類歷史的關注與敬重。
1928年出版於倫敦的安徒生童話集中有關《夜鶯》的插畫。《夜鶯》講了一個中國皇帝的故事。安徒生在故事中營造出一個華麗、神秘、富足的東方國度，令人向往。
他者的中國夢開端：賽裡斯
有一部名叫《穆天子傳》的古書，相傳其中記載有公元前10世紀周穆王與西王母在瑤池相會的故事，很是生動。現代研究者認為，這是試圖出訪西方國家的第一位中國元首，他從中原出發，遠達中亞，會見了西王母娘娘，並以絲綢作為國禮，贈送給出訪的國家。這大概是關於絲綢西傳最早的記載。
公元前5世紀的古希臘作家希羅多德所著《歷史》認為：“東方文化是一切文化和一切智慧的搖籃。”公元前4世紀希臘文獻第一次將中國叫做“賽裡斯”（Seres），本意是蠶與絲，就是蠶絲之國。這個時候，中國已經進入戰國時代，而此時中國絲綢已經進入歐洲很長時間了。
公元前1世紀，古羅馬執政官愷撒穿著一件中國絲袍去看戲，立即吸引了觀眾，讓他們贊嘆不已。而后中國絲綢不斷輸入西方，被視為無上珍品，古羅馬文獻將之描述成“東方絢麗的朝霞”，古羅馬人沿襲希臘人稱中國為“賽裡斯”。羅馬博物學家老普林尼在其《博物志》中提到賽裡斯國，認為絲是從樹上而來的﹔“北風以外的人”，也就是被太陽神阿波羅所寵愛的人，這是他對中國人的稱呼。
公元1世紀的羅馬地理學家龐蓬尼 麥拉記載了商人是如何描述賽裡斯人的，“這是很公正的民族，他們把貨物放在曠野中，購貨的人，在賣主不在時來取貨，這種經營方式是很著名的。”
公元4世紀的希臘史學家馬爾塞林也記載商人對中國的描述：“賽裡斯國疆域遼闊，沃原千裡......物產也很豐富，有五谷雜糧、干鮮水果、牛羊牲畜，真是應有盡有，品繁而量眾。那裡的城市較為稀疏，但規模較大，物產豐富，人煙稠密。賽裡斯人完全不懂得進行戰爭和使用武器，最喜歡安靜地修身養性，所以他們是最容易和睦相處的鄰居。在他們那裡，晴空萬裡，皓月明朗，氣候溫和宜人，即使刮風也不是凜冽的寒風，而是和煦的微風。”
古絲綢之路為推動歐亞大陸文明的交流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以上描述完全符合古代中原的地理氣候特點。在這之后，歐洲進入了“中世紀”（Middle Ages），這個名詞一般是指日耳曼民族攻佔羅馬，即西羅馬帝國滅亡（公元476年）開始，終於15世紀文藝復興（公元1453年）之前、資本主義萌芽之初，長達近一千年的時間。中世紀的歐洲文化落后，思想愚昧，封建割據帶來頻繁的戰爭，造成科技和生產力發展停滯，人民生活極度貧困，鐵制農具沒有推廣，更沒有播種機之類的農具和比較有效的灌溉技術，教會的權力比政府權力還要大，宗教法庭令人毛骨悚然，人們隻為能夠在上帝那裡獲得贖罪而活著，貴族都普遍不識字，更不要說農民了。所以中世紀或者中世紀早期被后人稱作“黑暗時代”。對比可知，中國夢與上述描述正好相反。這時，馬可 波羅出現了，開啟了西方人的文明願景。
從馬可波羅起，歐洲500年的"中國夢"
內蒙古博物院展出的蠟像，再現了元朝皇帝忽必烈會見意大利探險家馬可 波羅的場景。
1271年11月，馬可 波羅（Marco Polo，1254？ 1323）一行從威尼斯啟程前往東方，1275年夏抵達中國元朝上都。他以客卿身份在朝中供職並深受忽必烈器重。在1298年即回到故鄉威尼斯后的第三年，他口述了舉世聞名的巨著《馬可 波羅游記》，將“迷人的中國文明”介紹給西方。他憑在華長達17年時間的廣泛游歷與深入體驗，盛贊中華文明富足繁榮、文教昌盛，如同“置身天堂”。
《馬可 波羅游記》這部名著誕生於牢獄中，馬可 波羅因參加威尼斯與熱那亞的戰爭而身陷囹圄，正反映出當時歐洲內亂紛爭的殘酷局面，與中國之穩定繁榮形成了極鮮明的傳播落差：中華文明顯得如此富足寧靜、繁榮昌盛，歐洲就顯得落后紛亂、甚至不堪忍受了。
而中國的元朝僅存在了90多年，馬可 波羅看到的是漢唐宋累積下來的文明成果。
13世紀至16世紀中國的重要發明，以蒙古人與阿拉伯人為媒介所傳播的中國文明，實予歐洲文藝復興所需要的物質基礎創造了條件﹔而16世紀以來耶穌會士來華傳教，其所帶去的中國文化，則實予17、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創造了思想革命的有利條件。
14世紀中期，英國座椅上的旅行家曼德維爾在其虛構的小說《曼德維爾游記》中再次描寫了這一想象中的美麗傳奇國度。曼德維爾在他的“游記”中對中國的大汗予以盛贊：大汗擁有無數的金銀財寶，國土遼闊，統治嚴明，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君主，連歐洲的長老約翰也不如他偉大。
這兩部游記中富庶神奇的中國形象大大刺激了歐洲社會對東方的向往，在某種程度上促使15世紀歐洲人開啟了航海探險活動及地理大發現的時代。
哥倫布原本是想遠航中國的，不巧到達的是美洲大陸。他怎麼看都覺得這裡不像馬可 波羅描述的中國，便認為是到了印度。
以歷史的眼光來看，一種文明主動擔當傳播者角色，則這種文明即處於上升態勢中，13 16世紀正是蒙古人、阿拉伯人所代表的新興文明處於上升勢頭，他們吸收外來文明的能力強，因此擔當起傳播者的角色﹔而在16 18世紀，歐洲人開始擔當起這一傳播角色。
從13世紀馬可 波羅游歷中國后，一直到18世紀，歐洲人做了長達500年的“中國夢”。
來華人士筆下的"中國夢"
蒙古皇家帳車。雖然中國的元朝僅僅存在了90多年的時間，但卻在漢唐宋以來的文明成果上使得亞歐大陸經濟文化交流再度繁盛起來。
1580年，奉西班牙國王之命出使中國的奧古斯丁會修士胡 岡 德 門多薩（Juan Gonzales de Mendoza，1540 1620）來到中國，這是第一個來華傳教的人士。這時，中國正在大明王朝時期。
1582年，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hew Ricci，1552 1610）來到中國澳門，開啟了近代溝通中西文明的偉大事業。在許多西方人士的影響下，中華文明在海外迅速傳播，歐洲16 18世紀掀起了持續三個世紀之久的"中國熱"。有學者認為，這一社會文化熱潮，直接促成了啟蒙運動的發生，引發歐洲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結構的巨大變革。
西班牙傳教士門多薩寫的《大中華帝國志》於1585年在羅馬出版。他贊美中國，不光贊美其豐饒的物質，更贊美其制度。這部名著描繪了一個強大的帝國，為首的是一個穎慧非凡、修養深邃的君主，根據理性的法律和高尚的倫理原則進行統治。人民受高尚而純粹的習慣規范約束，生活在一種有規律的、樂於承受的制度中，藝術和科學繁盛，1585年至16世紀末的短短20年間，《大中華帝國志》一版再版、共出版了30種版本。
利瑪竇在自己的著作《十六世紀的中國》中寫道：“在這個幾乎有無數人員的無限幅員的國家，而各種物產又極為豐富，雖然他們有裝備精良的陸軍和海軍，很容易征服鄰近的國家，他們的皇上和人民卻從未想過發動侵略戰爭。他們很滿足於自己已有的東西，沒有征服的野心。在這方面，他們和歐洲人不同，歐洲人常常不滿足於自己的政府，拼命貪求別人的東西。”
在意大利威尼斯砍納雷喬區，一匹駱駝和一位商人的形象被永久地留在了皇宮前面的浮雕上，可見馬可·波羅的故事在當地引發了深遠的影響。
葡萄牙商人科沙利（Corsali）在1515年1月6日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們葡萄牙的航海家到了中國。他們是發明了偉大的瓷器和絲綢的人民？？我們在廣州度過了幾天美好的時光。他們（中國人）出售貨物，使我們獲巨利。”
另一位航海家埃姆波利（Empoli）則把這種最初的感觸上升為一種總體的評價：“我們發現了中國，並在那裡逗留了一段時間。這是世界上擁有最富裕財產的國家，很多美麗、偉大的情景，使我們大吃一驚！所以，我假如不死的話，真希望再到廣州時，能帶領我的同伴們到北京去見中國的皇帝！”
源源不斷來華經商、傳教的西方人士，都對當時中國的富庶繁榮、中國政治治理之秩序井然以及中國人的友善熱情、聰明能干、彬彬有禮贊不絕口。即使是在中國沿海從事走私貿易、被中國政府羈押、流放數年之久的葡萄牙貴族蓋略特？伯萊拉（Galeot Pereira），在1565年首版於威尼斯的《中國報道》一書中，對中國的司法制度的寬大、公平仍給予高度贊揚：“我不知道有比他們尊重我們這個事實更足以証明他們司法值得稱贊的了：我們不過是俘囚和外國人。因為在基督教國土的任何城鎮，無論何處，像我們這樣的異鄉人受到控告，我可不知道真正無辜者的案件將有什麼結果？？中國人在司法方面的措施？？是多麼超越基督徒，比他們更講公道和事實。”
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像。1582年，利瑪竇來到中國澳門，開啟了近代溝通中西文明的偉大事業。
歐洲啟蒙時代的"中國夢"
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伏爾泰像。18世紀，以伏爾泰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們在其劃時代的著述中，從倫理道德、科學技術和民風民俗等方面，對中國進行了引人入勝的描述。
中國大清王朝時期正值西方啟蒙運動前期，歐洲發現了“儒教的中國”，並為此而欣喜。“於是，視線所窺，唯有東方”。
1669年，英國學者約翰 韋伯(John Webb)著文勸說英王查理二世效法中國君主實行仁政﹔英國政治家威廉 坦普爾爵士(Sir William Temple)盛贊中國政府是哲人統治的政府，是柏拉圖"理想國"的實現。
17世紀70年代，西班牙傳教士閔明我(Philppe Marie Grimaldi)神父著書建議歐洲所有的君主都要仿效中國皇帝，加強自身修養，讓哲學家參與輔佐政治。
18世紀的西方把中國看成理想社會，當做一個他們未來要模仿、取法、學習的榜樣。因為當時的歐洲是封建君主制，宗教僵化而不寬容。而其時中國是文人當政，信仰寬容，社會平等，中國的科舉開創了文官制度，平民百姓都可以通過讀書達到社會的高層。所以在1780年之前西方很崇拜中國文化。
明末清初，西方一批批傳教士進入中國，並將中國思想文化帶到了西方，在某種程度上，這成為西方啟蒙運動的思想來源。此后歐洲國家開始一系列的改革：路易十四建立了"絕對君主制"的國家制度，加強中央集權。效仿他的還有俄國彼得一世、普魯士腓特烈二世、奧地利特蕾西亞女皇等歐洲君主。
歐洲啟蒙運動是17 18世紀歐洲資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反封建的思想文化運動，是文藝復興之后近代人類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科學、理性大行其道。
在歐洲文藝復興鼎盛期得到推崇，深刻影響了歐洲世俗生活的“中國潮”、“中國熱”——也就是“中國夢”，開始影響歐洲思想哲學界的價值判斷，“儒教中國”成了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策源地之一。
中國戲劇繪圖：《趙氏孤兒》。伏爾泰改編了中國戲劇《中國孤兒》（1755年），他吸收了中國的政治、宗教和哲學概念，向歐洲人所偏愛的世襲貴族統治提出了挑戰。
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伏爾泰等人在其劃時代的著述中，從倫理道德、科學技術和民風民俗等方面，對中國進行了引人入勝的描述。在法國啟蒙先哲的推動下，歐洲再一次開啟長達半個世紀的“中國夢”，帶給歐洲有關道德哲學的思考。
“儒教中國熱”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加速歐洲現代化進程：孔子的道德哲學、老子的治國思想、中國的悠久歷史、漢語的哲學意義，一時都進入西方人的生活，成為他們談論的話題、模仿的對象與創造的靈感。
伏爾泰是法國啟蒙運動的領袖。他的思想對18世紀的歐洲產生了巨大影響，后人認為18世紀是伏爾泰的世紀。伏爾泰是中國思想在歐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書派"一直主導著法國的啟蒙運動。
伏爾泰說：“商人發現東方，隻曉得追求財富，而哲學家則發現精神的世界。”伏爾泰在最著名的《風俗論》中說：“我全神貫注地讀孔子的這些著作，我從中吸取了精華，孔子的書中全部是最純潔的道德，在這個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時代，就是人們尊從孔子法規的時代，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中國是全世界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他說，“當中國已經成為繁榮而且制度完善的國家時，歐洲還是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他大聲疾呼法國要“全盤華化”！他認孔子為天下唯一的師表，儒學是最好最合人類理性的哲學，並以中國為理想國，提倡以中國文化為標准。
他改編中國戲劇《中國孤兒》（1755年），主題不再是復仇和忠義，而是理性、仁愛﹔不再是充滿悲劇的氛圍，而是洋溢著和解和道德的光彩。他吸收了中國的政治、宗教和哲學概念，向歐洲人所偏愛的世襲貴族統治提出了挑戰。
同一時期，較為著名的論及東方的著作還有：基歇爾神父的《中國圖志》（1667年）、柏應理的《孔夫子：中國哲學家》、意大利人衛匡國的《中國歷史》、法國人馮秉正的《中國通史》等，這為歐洲人關注中國提供了更多的知識。1654年，布勞父子出版了《最新中國地圖冊》，一年以后荷蘭使團出使北京，驗証了該地圖的准確性。1624年，英國人赫伯特發表了《真理論》，奠定了“自然神”論基礎。該書認為孔子是“自然神”論者，他汲取孔子的思想，反對超自然的力量，反對“神的啟示”，公開挑戰歐洲的教會。1655年，葡萄牙人魯德熙發表《中華帝國史》的著述，稱中國是“智慧的國度”。這也是東學西傳的實質性開端。1661年法國出版了拉丁文的《大學》《中庸》《論語》，1672年《大學》在巴黎重版。
1697年3月，法國傳教士白晉(Joachim Bouvet，1656 1730)從北京返回巴黎，一身中國清朝的官服。白晉神父帶來康熙贈送路易十四的禮品和一部《康熙皇帝傳》，該書將康熙皇帝描繪成現實中的哲人王。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白晉的《中華帝國史》一書出版，此書對中國政治文化的資料介紹比較客觀。他認為儒學是全球性的道德，漢字可能成為全球性語言。
從18世紀初葉到18世紀中期，即啟蒙運動全盛時期，短短50年間就出版了599部有關中國的著作。在這些敘事文本中，儒教的中國是以儒教哲學為代表的文化中國形象，儒教中國的道德哲學與實踐、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學、開明君主制度、人文社會理念和道德治國的思想深深地征服了歐洲人，成為批判歐洲社會墮落、宗教迫害與君主暴政的參照武器。被神化的中國其實是歐洲思想啟蒙者推翻教權抗議王政的一面旗幟。他們用中國思想對封建統治及宗教統治進行抨擊，經過歐洲思想先驅者100多年的努力，現代人文思想終於成為了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這也標志著西方人在思想上終於走出中世紀，進入現代社會。
歐洲世俗生活裡的"中國夢"
這幅油畫再現了19世紀英國貴族階層享用下午茶的場景。當時的中國影響了歐洲最時髦的生活方式，中國的茶葉、絲綢和瓷器成為上流社會的奢侈品。
文藝復興和理性啟蒙時代，是歐洲人懷著對美好時代的向往，進入科學與藝術文化革命的時期，這是“文明的（歐洲）世界開始鐘情於中國的轉折之時代”，西方人對中國事物的熱情又指他們在藝術與生活中對所謂“中國風格”的模仿。表現的是歐洲一種崇尚異國情調的趣味。
當時的中國影響了歐洲最時髦的生活方式，中國的茶葉、絲綢和瓷器成為上流社會的奢侈品。精致美麗的瓷器，華貴飄逸的絲綢，回味醇厚的茶葉，它們不僅豐富了西方人的生活，也改變和引導了西方人的生活風格。
1650年前后，英國普通人一年的生活費用大約5英鎊，而一鎊茶葉就價值10英鎊。當時瓷器隻有在王宮和貴族的客廳裡才能看到，王公貴族用中國的瓷碗與茶招待最尊貴的客人，中國瓷器成為歐洲上流社會身份的象征。
在當時，中國的器物與生活風味，都意味著某種風雅。在17 18世紀之交的藝術風格中，到處可以找到中國風雅的痕跡，中國事物風行歐洲，已經成為一種時尚。在這一時期，如果滿載中國貨物的船隻沒有按時抵達歐洲，倫敦和巴黎的奢侈品市場就會瘋狂漲價。
在文化上神秘的東方也滿足了西方人最浪漫的想象。丹麥童話作家安徒生從未到過中國，但他的童話故事中講到東方中國的有13篇之多，他把“最神奇美麗的想象給了中國”，小時候還經常幻想自己是中國皇帝遺失的孩子。他的童話《夜鶯》講了一個中國皇帝的故事。那裡花園裡的花是金子做的，巍峨的宮殿是精致的瓷器砌成的，中國的皇帝威嚴而強大。華麗、神秘、富足，這就是安徒生營造出的東方國度，足以令人向往。
詩人歌德更是毫不掩飾自己對東方的向往，他在《東西詩集》開篇的第一首詩《希吉勒》中寫下“逃吧，遁入純潔的東方”的詩句。
西方人厭倦了統一對稱的巴洛克風格，中國藝術的不對稱特征恰好表達了新的美學理想。歐洲制造大量的中國風格的玻璃器、絲綢、家具與壁紙，甚至建筑與園林也開始模仿中國風格。
1759年落成的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中的中國塔。
法國的路易十四是位喜好奢華的君王。1670年，路易十四突發奇想，要為夫人建一座“中國宮”，據說建筑靈感來自中國南京的一座瓷塔。那年冬天，這座名叫“瓷園”的中國宮奇跡般地出現在凡爾賽宮。
此后，歐洲的許多園林中都有仿建的中國式亭台樓閣，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仿照南京大報恩寺琉璃寶塔而建的多座寶塔。由明成祖朱棣為紀念其生母貢妃所建的大報恩寺琉璃寶塔，雖然早在1856年就已毀於太平天國戰火，但它的不少海外“親戚”至今依然存世，繼續以它們挺拔的身姿，見証著歷史上中國園林與建筑藝術在歐洲所產生的巨大影響。
歐洲“中國夢”基於歐洲對東方的美好想象，當時歐洲人對古典傳統和希臘式優雅感到厭倦，而中國和它所代表的東方則扮演了異域的他者，完成了歐洲的自我表述。中國文化中溫暖、祥和、幸福的氣質迎合了這一主題。此時歐洲表現出來的對中國歷史文化與藝術的熱情，實際上是一種人文主義熱情，蘊含了對古代文明與人類歷史的關注與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