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認，即使是垃圾，那也是貼了CNS標簽的高檔垃圾。”華中農業大學動物科技學院副教授朱猛進這樣感慨三大刊的影響力。
他在博客中寫道：“在生理學中，CNS是中樞神經系統的英文縮寫，我認為將Cell（細胞）、Nature（自然）和Science（科學）三大頂級科學雜志簡寫為CNS，可以恰如其分地體現三大雜志在熱點問題上所發揮的如中樞神經系統般的引領作用。”
30歲就被清華大學聘為醫學院教授的顏寧博士也提供了例証。2009年11月，他們團隊的論文發在了《自然》的子刊《結構與分子生物學》上。三天后，《自然》也發了一篇內容基本相同的論文。結果，他們的論文僅被引用45次，晚三天發表的那篇論文引用次數達69次。
顏寧表示：“這裡面絕不是發表時間的區別，也不是論文本身質量的區別，僅僅是期刊的區別！”
國內曾有高校拿出每篇百萬元的重獎，獎勵在三大刊上發表論文的作者。校長則在全校大會上表示，論文發到《科學》上，是學校“零的突破”。
然而，也有不少科研工作者對三大刊頗有微詞，有人質問“CNS論文是衡量頂尖人才的唯一標准嗎？”有人告誡“千萬不可崇拜CNS”，還有人則警示“一味追求CNS論文可能會毀掉中國的科研”。
國內科研界到底該如何看待CNS？
不能僅以雜志名稱來評價科研成果
中南大學地球科學與信息物理學院副教授陳儒軍是三大刊的追捧者，在國內科研工作者匯聚的科學網上，他建言國內學術界對CNS“要見賢思齊”。
他說，雖然自己與CNS論文無緣，但他對CNS論文還是比較推崇的。 “我知道本領域有幾篇CNS論文，都是上乘之作”。
他反對批評CNS，認為那是山頂，沒見過山頂風光的人，要想辦法往山頂爬，不要光顧著批判。
朱猛進也反對看輕CNS。在他看來，雖然原創性的工作不一定都發表在CNS上，但CNS上的絕大多數研究肯定都是原創性的或高價值的。
然而，在諾貝爾獎獲得者蘭迪·韋恩·謝克曼抨擊CNS之前，中國的學術界早就充滿了對三大刊的非議。
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王德華曾撰文反對“一味追求CNS”，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CNS論文確實很重要，但不一定能代表學術主流。如果要了解學科領域的發展，不一定非要查閱三大刊，“如果不查閱學術領域的主流期刊，很難對學科領域的發展有一個比較准確的把握”。
CNS受詬病較多的是，雖然《科學》和《自然》是綜合性學術刊物，但也格外青睞生命科學領域的文章，像數學、計算機等領域的學者，很少能在CNS上發文章。此外，《科學》和《自然》還被指責過分追求趣味性。
科學網博主戴德昌博士認為，《自然》雜志及其子刊太偏重趣味性和高引用率，“其實，絕大多數原創性工作的趣味性並沒那麼強，《自然》上真正的原創性工作極少”。
顏寧也在博客中表示：“如果你的研究結果不夠新穎，不能讓更多學科的人感興趣的話，即使結果再堅固，邏輯再完美，那也請投更專業的期刊吧，不適合CNS。”在她看來，從某種程度上說，CNS是給外行看的。
北京大學教授饒毅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舉例說，神經生物學近年最重要的一個技術發明是光遺傳學，相關的兩篇關鍵論文值得獲諾貝爾獎，但它們都沒在三大刊上發表，而很多相關的后續文章發表在三大刊上，這些后續文章自然不如前面兩篇開創性的文章。“這是因為，剛剛出來時，幾個編輯和審稿人沒有馬上意識到其重要性，而后來大家很快都意識到了重要性，才導致后續的文章刊登在更顯眼的地方”。
饒毅認為，對於科學成果，一定要看內容、做學術判斷，不能單純地看發表雜志的名稱，“如果隻看雜志名稱，那麼我們各個單位就不用科學家，而可以請初中生來評價科學了”。
香港大學生物化學系教授金冬雁也認為，CNS當然水平高，但閱讀CNS論文也需要批判和分析的眼光，“CNS的論文有瑕疵、有錯誤甚至完全錯誤的不在少數”，所以，CNS也沒有那麼神聖，更不應該頂禮膜拜。
紐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研究員華人學者孟津說，論文發到什麼地方，是研究者的選擇，是他們的學術自由。“但刊物是為科學成果的表達提供渠道的，不應該影響科學活動本身”。
然而，現實中，有些科研工作者卻在過分追求三大刊的影響力，將自己研究的影響力寄托於刊物的聲譽上，科研界不少人認為這是在舍本逐末。謝克曼也批判道，追逐在哪本刊物上發表論文，成了科學研究的目的，這是科研界的一個重大缺陷。
百萬元重獎CNS論文折射中國科研評價弊病
中國科研界早就對CNS提出批判，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膜拜”三大刊的現象在國內表現得尤為普遍。正如朱猛進所言：“CNS在中國擁有神一般的地位，現階段，如果誰能發表一篇CNS論文，學術境遇馬上就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重獎CNS論文，是國內學術機構的普遍現象。2006年，中國農業大學在科技工作總結表彰大會上，對武維華、張大鵬兩位教授各獎勵100萬元，就因為武維華的論文在《細胞》上發表，張大鵬的論文在《自然》上發表。
這一做法引發強烈爭議，2008年年底，中國農大也修改了科技成果獎勵辦法，對在《自然》或《科學》上發表論文且把中國農大當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的，獎勵50萬元。
這樣的獎勵力度並非個例。浙江工業大學也規定，在《自然》或《科學》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每篇給予50萬元的獎勵，其中20萬元為獎金，30萬元為研究經費﹔中國石油大學（華東）則是每篇獎勵10萬元獎金和100萬元科研發展基金。
這種做法受到謝克曼的批判，他認為這樣的激勵制度是一種“賄賂”。
王德華說，在CNS上發論文，中國科學院的一些研究所也有數萬元的獎金。他認為，重視論文的質量無疑是對的，但是，如果一味追求CNS論文，唯CNS論文導向，CNS論文至上，“這樣下去會嚴重影響中國的學術水平、學科建設和學術隊伍的發展，對年輕一代學者科學精神和科學追求的負面影響，更是不容忽視”。
讓他反感的是，各種學術考核和評估中，CNS論文成了重要指標，極端者甚至成了唯一的標准。如院士評選，有CNS論文就會希望大增﹔國家重點實驗室評估，也有CNS論文的指標。“任何事情走向極端，變成唯一，后果就會不可估量”。
饒毅則把重獎CNS論文稱為“拜雜志教”。他說：“把發論文變成政績工程，過分崇拜刊物，不看內容，遲早會出現問題。”
金冬雁也感覺到，今天的中國科學界與過去大不相同，追逐CNS，崇拜CNS，以CNS作為唯一指標評斷學者的成就，儼然成為時尚。“講某人比院士強，是因為有多少CNS論文﹔講某院士遠遠不如某海歸大牛，也是數CNS論文和（影響因子）點數。”
《科學》雜志高級對外聯絡官皮諾爾說，《科學》雜志曾報道這種現象，主編麥克努特博士認為這樣的做法應該停止。“但我個人認為給這些發現提供獎賞沒什麼不妥，雖然它也可能給學術不端行為提供激勵”。
《自然》雜志母公司自然出版集團大中華區負責人坎貝爾則表示，近年來，《自然》接收了許多來自中國的高質量研究，中國的科研機構和大學的論文無論質量數量，都前所未有的豐富。“但我們不鼓勵這種將頂級期刊凌駕於其他因素之上的激勵制度，在我們看來，無論對哪裡的研究者，對於他們的成果，都應該有公平的激勵機制”。
王德華說，CNS論文至上的現象，說明中國的科研評價體制的弊病，如果是真正的內行，不論論文發在哪裡，都應該能判斷出其科學價值，但由於中國是行政管理者掌握對科研工作者的評價權力，同行評價體系沒有形成，等級化、量化這種最簡單的考核方式大行其道，助長了學術界追求影響因子和CNS至上的風氣。
“好論文不問出處！”王德華說，盡管CNS至上是錯誤的，但也要正確認識SCI（科學引文索引）的作用，正確使用SCI的指標，扭轉不顧質量隻求數量的風氣，回歸科研工作的本質。（葉鐵橋 高四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