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馬線上的中國”並非某種隱喻，而是以法律的眼光，參酌斑馬線上的亂象，解說對中國法治的十年觀察。國家法治，不妨從斑馬線做起，從整飭“中國式過馬路”開始。而整飭“中國式過馬路”，在我看來，應當從理順人車關系、落實車讓人入手。
且不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明確規定，即便是從情理上講，汽車也應當禮讓行人。可在現時中國，汽車不但不禮讓行人，還經常與行人搶行;純粹搶行倒也罷了，有時竟然加速沖向斑馬線，用機器的咆哮和鐵皮的彪悍來恫嚇驅趕行人;行人則報以鄙夷和敵視，蓄積著無奈，陰燃著肝火。這是中國城市街頭隨處可見的一幕，也是中國現時法治狀況的縮影。我們有了一定的法治標示和路徑，正如我們有了斑馬線，但我們並沒有認真遵循法治的規則，正如我們並沒有嚴格遵守交通法規。
瞥一眼斑馬線，就能立刻體察到我們離文明還有多遠。斑馬線是中國城市人際關系中一處莫大的隱痛，它不斷提醒我們:溫良恭儉讓的世情民風正在遠去，法治之下的和諧敦睦還未到來。
蒿目時艱，班荊道故。汽車不讓行人，首先源於歷史慣性。中國最早的有車族無疑是達官貴人，因而在國人的集體記憶中，汽車和權勢聯系在一起。平頭百姓給汽車讓路，就是在給權勢讓路。這種意識如此深入人心，以至於當市民普遍有車后，人讓車已然成為習慣，而當前的路權分配和管理思維也延續並增強了這種定例。
有資格享受警車開道待遇的畢竟是少數，多數車輛都是爭道搶行，根本原因在於路面資源短缺。人多車多，暴塞狂堵，等於坐在車裡燒錢，這使得溫雅閑適的中產者都狂躁不安起來，而原本屬於“盡速通過”的個人理性，在交通壓力下聚合為“你擠我搶”的集體非理性。似乎每個駕車者都喪失了換位思考的能力，來不及、顧不上想到自己不開車時也是行人。
汽車不讓行人，也可以曲折地歸咎於行人，因為有太多的行人根本不走斑馬線。哪個駕車者沒受過行人亂穿馬路之苦!你不走斑馬線，妨礙我舒暢駕駛，就別怪我在斑馬線上不讓你愉快通過。不少國人就是這樣反向總結並付諸行動的。必須補敘一句:至少在大城市，在有信號燈的斑馬線前，汽車還是能夠“紅燈停綠燈行”的，而此時恰恰是行人不守規則，紅綠燈對他們隻起參考作用。
行人不走斑馬線，無視紅綠燈，同樣有很多原因。中國傳統文化向來重目的輕手段，或者說，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稍作延伸，就是重實體輕程序，重成效輕規則。哂笑“隻看紅燈綠燈，不看有車沒車”，與嘲笑宋襄公“不鼓不成列”是一脈相承的，暴露出某些國人聰明算計背后的功利和短視。每當想到別人可能一樣聰明時，某些國人的解決方案是讓自己更聰明，更勝一籌，而不是共同回歸規則。因為他們擔心，別人一旦不守規則，自己就吃虧了，還不如自己先把規則打破。寧可自己不受益，也不讓別人得好處，也就是“損人不利己”。
毋庸諱言，規則不受待見還緣於路面上有太多的特權車，它們在眾目睽睽之下頻繁地破壞規則，在百姓中不僅造成了惡劣的影響，也樹立了極壞的榜樣。“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壞榜樣的力量更是無窮的，一萬次法制宣傳，也經不起一次對法規的凌駕。總體說來，社會特殊號牌的車輛多寡與法治進步程度成反比。因此，由於特權對規則的扭曲，法治或者一直在昏睡，或者根本就不被信仰。
其實，“禮讓斑馬線”這個說法並不准確。禮讓以有路權為前提，而斑馬線上行人擁有路權是法律明確規定的，汽車必須避讓行人，談不上“禮讓”。只是在有信號燈的斑馬線上，只是在行人闖紅燈走上斑馬線或者根本不走斑馬線的時候，才談得上禮讓。並且，即使在汽車有路權的情況下，也應該禮讓行人。這問題並不容易說清楚。說“鐵皮”強“肉身”弱，強者應當禮讓弱者，這個理由固然不錯，但還不夠有力。因為如果“強不凌弱”只是道義的要求而非法定的義務，那便意味著強者須有較高的道德水准，有時還需要犧牲自己的利益，才能做到對弱者的禮讓。而一旦將道德要求推及如此眾多的駕車者，不僅注定要失敗，而且道德的泛化意味著道德的貶值以致淪喪。所以，僅有這個理由是不夠的，還應當付諸法律上的強制。
走在斑馬線上的人，原本有理由相信那裡是法律劃定的安全堡壘，而如果有人居然死在這個堡壘中，那就意味著法律只是陷阱。我們容忍對這個堡壘的誤入，但不能容忍對它的挑舋。所以，隻有真切意識到“汽車不讓行人”是文明社會不能容忍的齷齪，隻有真正認識到“汽車避讓行人”是社會和諧必不可少的環節，並且真誠相信現狀必須改變，也能夠改變，我們才能認真說服自己，由衷地從我做起。
環顧世界，汽車禮讓行人，香港做得最好，澳門次之;台灣像塊蹺蹺板，由北向南一路滑坡，台北很好，高雄很糟;美國日本沒去過，放眼歐洲，大致情況是瑞士德國英國最好，西班牙法國次之，奧地利意大利又次之，捷克波蘭隻能說等而下之。這個排列，同上述國家和地區的法治程度是大致匹配的。法治越健全，斑馬線上越文明;法治越敗壞，斑馬線上越是亂象叢生。
斑馬線是具體而生動的全民法治的課堂，應當在這裡學會建設無須權力的秩序，也由此提升人的尊嚴和自治。
(鄧子濱 本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鄧子濱為法律出版社《斑馬線上的中國》一書作的序，刊發時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