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尤佳 張嘉佩
內容提要: 福利資本主義是戰后資本主義的主要形態之一。希臘、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塞浦路斯等高福利歐洲國家相繼爆發主權債務危機，使福利制度一時間成為輿論的眾矢之的。然而，事實上，高福利的德國、瑞典 2010年以來依然有著強勁的增長能力和可控的政府債務。另一個事實是，希臘等國動用了巨額的財政資金向金融業和大產業注資，結果使財政陷入瀕臨破產的境地。福利資本主義的危機歸根到底是生產力的危機、資本主義財富分配制度的危機和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危機，而不簡單是福利制度的危機。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高福利已經難以為繼，新自由主義的財政緊縮和削減福利會更深地激化資本主義的矛盾。出路惟有根本地改變資本主義的私人財產制度，重新進行生產條件的再分配，使物質生產為勞動者服務。勞動者享有的生活標准和自由發展的條件，包括社會福利，與社會物質生產能力同步地、自然地提高，是替代福利資本主義的可行選擇。
關鍵詞: 主權債務危機 福利國家 資本主義
一．問題的提出
二戰結束后，北歐及歐洲大陸的一些國家出於各種目的在戰爭廢墟上建立起“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資本主義制度。1948年英國工黨政府率先宣布英國建成 “福利國家”。到20世紀60年代，法國、西德、意大利、荷蘭、比利時、瑞士、挪威、芬蘭、丹麥、冰島等相繼宣稱本國為“福利國家”。瑞典被稱為“福利國家櫥窗”。福利資本主義成為戰后資本主義的重要形態。
“帕爾格雷夫新經濟學大辭典”指出，福利國家既是針對目標（國家負責福利的思想），又是針對手段（這種思想在給定的制度與實踐中的實現）而言的。就目標而言，Briggs (布裡格斯，英國史學家)為福利國家給出了一個著名的界定：“福利國家”是這樣一種國家，其中，有意識地運用組織的力量(通過政治和管理)至少在三個方面努力減少市場力量發生作用的范圍：第一，保証個人和家庭的最低收入，而不管他們財產的市場價值如何﹔第二，使個人和家庭能夠應付“社會意外事件”（如生病、年老和失業），以降低不安全感的程度，否則個人和家庭將會面臨危機﹔第三，保証在一定范圍內的社會服務領域向所有公民提供所能得到的最好服務，不管他們的地位和階層如何。就手段而言，福利國家所包括的最小服務范圍採納了國際勞動組織的標准，它包括對個人的所有現金津貼（社會保險、社會援助和一般津貼）及公共衛生服務。[1]Gough（伊恩•高夫，英國新馬克思主義學派代表人物）把福利國家定義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使用國家權力改善勞動力的再生產，且供養非生產性人口”，同時認為福利國家的清單在教育、個人社會服務以及住房等的基礎上，還應該包括“國家對個體和社團實體的私人活動所進行的管理，這些私人活動是指那些影響個人和組織生產條件的活動”。他將福利國家解釋為兩組力量的結果：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福利國家使人口和政策結構適應變化著的資本要求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工人階級為減少市場力量的作用以提高需求、滿意水平和福利水平而採取的壓力。[2]Gosta Esping-Andersen（艾斯平•安德森）在《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一書中指出福利國家首先必須包括社會權利的授予，並指出這種權利帶有非商品化的性質。非商品化是指公民在必要時可以自由地選擇不工作，而無須擔心會失去工作、收入和一般福利。 [3]
不是所有提供社會福利的發達國家都是福利資本主義。一般意義上，福利國家的標准是福利發達、福利制度完善、福利成為這個國家突出的政治特征。最方便的界定“福利國家”的指標是“社會開支佔GDP的比重”，比例高的屬於福利資本主義，比例低的屬於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根據歐盟委員會統計局（European commission/Euro stat），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政府，以及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提供的數據，2011年瑞典的這一指標為32%，法國29%，丹麥、德國28%以上，挪威、奧地利、比利時在26%∼27%左右，芬蘭、意大利在23%∼25%之間，瑞士、荷蘭、英國在23%上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都在18%左右，美國則不到17%。據此，歐洲國家多屬於福利資本主義，美國則不是。
隨著本輪經濟蕭條的全球蔓延，歐洲相繼出現一批國家財政瀕臨破產的福利國家——希臘、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和塞浦路斯。
表1 危機爆發時各個國家的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
國家 希臘 葡萄牙 意大利 西班牙 塞浦路斯
危機爆發時間 2009.12 2011.6 2011.11 2012.7 2013.3
赤字情況 13.7 8.8 3.9 9.8 -
數據來源：歐盟委員會統計數據（European commission/Euro stat）
表2 危機爆發時各個國家的國債佔GDP的比重（%）
國家 希臘 葡萄牙 意大利 西班牙 塞浦路斯
危機爆發時間 2009.12 2011.6 2011.11 2012.7 2013.3
國債情況 115 92.4 120.7 84.1 -
數據來源：歐盟委員會統計數據（European commission/Euro stat）
諸多福利國家發生主權債務危機，原因是什麼？流行的觀點是指責福利制度。
一種觀點從沉重的財政負擔和效率損失出發，把歐洲的問題歸結為：過高的失業救濟和社會補助、慷慨的養老金系統、因終生雇佣保証和過高工資而喪失競爭力的產業 [4]。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2011）的看法就頗具代表性。他認為，歐洲民眾迫使政治家放任工人組織工會和罷工，答應較少的工時和更多的報酬、退休金、帶薪休假和節假日、兩倍和四倍的加班工資、昂貴的醫療福利和失業救濟金，等等。這些使得歐洲的產品和服務變得昂貴，推動生活成本提高，反過來進一步誘發民眾提高工資和福利的要求。少工作、高報酬和更好的社會福利吃光了政府財政收入。在不理智的民眾的政治綁架下，政府不得不借債以填充財政赤字。由於國家償付債務能力不足，國際金融市場的貸款人拒絕提供任何更多的貸款 [5]。
另一種觀點以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為衡量的標尺，認為福利制度影響了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主張福利國家體制徹底解體。自由主義者主張社會福利的市場化、私人化和多元化，個人所得福利的多少依據他的支付能力的大小而定。他們認為這樣可以刺激工人的勞動積極性和資本家的投資積極性，有利於經濟發展。為此，他們論証了不平等的“合理性”。例如，弗裡德曼主張，為了使自由市場有效運行，不應實現“福利國家”論者主張的“平等”，而應當保持“不平等”，理由是“任何人花自己錢的時候都比花別人錢仔細……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試圖利用國家機制為自己謀取特殊利益。”他預言，“一個社會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結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相反，一個把自由放在首位的國家最終作為可喜的附產品，將得到更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沿著福利國家道路前進的國家和城市，……都將面臨兩個后果，一是財政危機﹔第二個后果不是很明顯，它將帶來自由和解放的喪失……”[6]。
其實，1973-1975年經濟危機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陷入長期滯脹，自那時候起，對福利資本主義的批判性觀點始終都在。20世紀70年代，Robert Nozick（羅伯特•諾齊克，美國哲學家）猛烈抨擊福利國家的再分配政策，認為它侵犯了公民的平等權利，主張建立一種沒有超出保護職能之外的“最弱意義上的國家”。福利制度被認為導致社會價值創造能力枯竭、發展步伐趨緩。有的觀點認為，福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會發生比例的不協調，從而滋生“懶漢”行為。失業人群獲得高額的福利保障，使其在生活質量上擁有與辛勤工作者近似的優勢，從而大大削減了勞動者的工作熱情。指責福利制度廣泛覆蓋高危人群（指沒有工作易對社會造成威脅的人），主張通過調整減少福利救助來鼓勵惰性人群參與工作，同時降低勞動所得的稅率，降低企業生產成本，增加勞動力市場的需求，並最終達到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平衡狀態。[7]有的觀點認為，高稅收影響了人們投資和工作的熱情，造成大量逃稅和資本人才外流情況[8]。有的觀點認為，社會轉移（稅收和社會保險稅）無助於平等，它等於一場大規模的團團轉游戲，絕大多數人是從一隻手拿進來又從另一隻手送出去[9]。哈耶克等人甚至認為，福利國家的概念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福利國家成了一個摧毀一切個人自由的怪物，主張取消最低工資保障法和社會保險法[10]。
這次的主權債務危機發生在高福利的歐洲，給長期以來對福利制度抱有疑義的人，提供了一個新的口實，高福利再度成為眾矢之的。然而，主權債務危機真的是福利制度種的禍嗎？事實並不支撐這種觀點。一個事實是，高福利的中北歐國家沒有遭遇主權債務危機。另一個事實是，真正掏空政府財政的是規模巨大的金融業和產業援助，而不是所謂的“高福利”。
第一個事實，福利資本主義的典型代表瑞典、德國的經濟增長良好、政府債務可控。瑞典是全世界范圍內為數不多的GDP增長水平高於危機前的國家之一﹔德國2010年的GDP佔到當年歐盟國內生產總值的20.4%。瑞典2011年、德國2012年甚至實現了財政盈余。
表3 德國和瑞典的GDP增長率（%）（2000-2012）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德國 2.9 0.8 0.2 -0.1 1.7 0.9 3.0 2.5 1.3 -4.9 3.7 3.0 0.7
瑞典 4.3 0.9 2.1 1.6 0.9 2.7 4.2 2.6 -0.2 -4.4 6.2 4.0 1.5
數據來源：歐盟委員會統計數據（European commission/Euro stat）
表4 德國和瑞典的財政狀況/國債佔GDP的比重（億歐元/%）（2008-2012）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德國 -2.8/71.2 -3.2/73.4 -4.3/83.2 -1.0/81.2 0.2/81.9
瑞典 -0.8/45.7 -0.5/42.3 -0.2/39.7 0.3/38.4 -0.5/38.2
數據來源：歐盟委員會統計數據（European commission/Euro stat）、各國聯邦政府網
與瑞典和德國這樣很好地經受住危機考驗的國家相比，希臘人比歐洲其他國家的人工作時間都長[11]。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0年希臘人的工作時間要比德國人高出48%，希臘人均每周工作45小時，瑞典人均每周工作39.9小時，而德國在十年前就已經開始實行“四天工作制”，工作時數僅為35個小時。希臘福利制度的水平和福利開支佔GDP的比重也相對較低。希臘福利支出佔GDP的比重為20.6%，德國佔27.6%，而瑞典更是高至38.2%，歐盟27國平均社保支出總額佔GDP的26.9%。
第二個事實，福利資本主義國家表面的民權泛濫的背后，是被少數富人家庭、政治家以及歸屬於大巨頭的新媒體控制的權力機構。權力階層控制著包括銀行、航運、建筑在內的關鍵性部門。政府在做出經濟決策時必須考慮權力階層的利益，甚至通過相關法律予以利益保護。如果相關產業的經營遇到麻煩，政府會通過政策予以救助。2011年希臘政府為避免經濟崩潰，保証金融系統安全，不斷向銀行注入資金，最多一次甚至佔到GDP的20% [12]。2009年3月，葡萄牙政府針對國內紡織服裝工業宣布了一項8.5億歐元的刺激計劃[13]，佔當年財政赤字總額的7.26%。西班牙是典型的旅游經濟國家，2009年服務業佔GDP比重達到66％。西班牙政府在金融危機中大額追加了包含培訓、競爭力、公共服務等內容的“發展計劃”預算，基於該計劃，西班牙政府提供總預算金額為25億歐元的資助方案，其中申請援助的金額為19億歐元[14]，分別佔當年財政赤字總額的2.13%和1.62%。2009年意大利政府啟動協助國內時裝產業度過經濟危機的振興計劃，包括成衣樣品與大貨生產減稅措施，以及資助創新研發計劃的專用基金。意大利政府為上述減稅計劃提供了15億歐元的信保基金，佔當年財政赤字總額的1.81%，並對納入環保及反仿冒議題的研究計劃提供資金[15]。為支持受全球經濟危機重創的汽車產業，意大利政府於2009年2月通過了緊急援助汽車產業、摩托車產業、耐用消費品業等總額為20億歐元的一攬子計劃，佔當年財政赤字總額的2.42%，整個計劃的有效期截至到2009年12月底[16]。意大利央行2013年1月批准了一個曝出交易丑聞的銀行的救助申請，該銀行申請39億歐元的緊急救助資金，佔當年財政赤字總額的8.04%[17]。政府的理由是：較大規模的金融機構和產業是社會需要的，無論其對社會造成了怎樣的破壞，都必須採取措施予以援助。然而，一旦財政償付能力遭遇危機，掌控輿論的權力階層刻意地無視扔進產業救助的黑洞的巨額財政資金。財政似乎都是讓懶惰、貪得無厭、不負責任的民眾給掏空了。如果綜合審視危機國的財政收支結構、經濟活動質量，以及歐盟內部各國間的經濟關系，顯而易見，危機不可能是“高福利”的單一因素引致的。
二．主權債務危機的制度性原因
究竟誰是主權債務危機的真正推手？事實上，爆發在資本主義的核心地帶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系統地表明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的危機、財富分配制度的危機，以及民主政治的危機，依然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
（一）主權債務危機是經濟自足能力即生產力的危機
同為高福利國家，在數年的全球性經濟蕭條中，有的政府瀕臨破產，有的獨善其身，差距是各自國家的經濟自足能力。比較德國、瑞典、希臘、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和塞浦路斯的GDP增長率、財政赤字佔ＧＤＰ的比重（國債佔GDP的比重）和失業率，可以判斷，德國和瑞典是歐盟國家的強勁生產力的代表，同期希臘、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和塞浦路斯的生產力幾乎停滯不前。
表5 希臘、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和塞浦路斯的GDP增長率（%）（2000-2012）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希臘 4.48 4.2 3.44 5.94 4.37 2.28 5.54 3.0 -0.16 -3.25 -3.52 -6.91 -5.7
葡萄牙 3.92 1.97 0.76 -0.91 1.56 0.78 1.45 2.37 -0.01 -2.91 1.4% -1.61 -3.0
意大利 3.65 1.86 0.45 -0.05 1.73 0.93 2.2 1.68 -1.16 -5.49 1.8 0.43 -2.3
西班牙 5.05 3.67 2.71 3.09 3.26 3.58 4.08 3.48 0.89 -3.74 -0.07 0.71 -1.5
塞浦路斯 5.04 4.03 2.09 1.93 4.22 3.91 4.13 5.13 3.63 -1.67 1.14 0.48 -2.3
數據來源：歐盟委員會統計數據（European commission/Euro stat）
表6 德國、瑞典、希臘、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和塞浦路斯的失業率（%）（2008-2012）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德國 7.5 7.7 7.1 7.1 5.9
瑞典 6.1 8.3 8.4 7.5 7.7
希臘 7.7 9.5 12.5 19.2 26
葡萄牙 7.6 9.5 10.8 13.6 15.5
意大利 6.7 7.8 8.4 8.9 9.5
西班牙 11.3 18 20.1 22.9 26
塞浦路斯 3.6 5.3 6.2 9.3 15
數據來源：歐盟委員會統計數據（European commission/Euro stat）
據歐盟外貿協會統計，德國和瑞典經濟增長幾乎都來源於它的出口。德國出口的44%、瑞典出口的66.1%流向歐元區國家尤其是歐元區的經濟弱國。希臘、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和塞浦路斯等經濟弱國則出現巨額的經常項目赤字。
表7 德國、瑞典、希臘、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和塞浦路斯的外貿差額（億歐元） （2000-2012）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德國 591.38 870.59 980.582 1299.05 1560.78 1558.09 1604.20 1942.59 1775.25 1388.68 1539.64 1601.25 1746.00
瑞典 78.63 96.42 116.86 164.11 183.57 154.85 161.24 113.76 100.79 78.18 74.72 85.40 76.40
希臘 -103.21 -114.13 -160.99 -278.20 -301.08 -298.67 -341.43 -400.98 -436.71 -351.16 -317.76 -221.74 -196.57
葡萄牙 -98.87 -112.97 -224.80 -136.52 -154.04 -202.42 -206.54 -216.32 -163.83 -118.09 -125.24 -162.32 -19.75
意大利 51.87 61.96 57.62 16.04 -12.21 -93.69 -204.52 -85.96 -130.35 -58.76 -299.82 -297 140.31
西班牙 -109.98 -289.19 -302.03 -463.72 -608.63 -772.78 -915.73 -992.37 -947.17 -472.32 -519.43 -463.38 -300.00
塞浦路斯 -19.32 -22.20 -24.92 -31.56 -36.61 -38.99 -44.56 -52.69 -61.26 -47.16 -54.06 -48.54 -43.20
數據來源：歐盟委員會統計數據（European commission/Euro stat）、國別政府網（Country Report）
德國和瑞典採取的是一種有效利用國家間經濟結構差異的增長戰略。隨著歐盟統一貨幣和消除貿易壁壘的一體化進程，南部的希臘、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經濟結構越發單一地集中於紡織業和旅游業。德國越來越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到高科技產業，比如機械制造和汽車產業，瑞典則把支柱產業定位在制藥、電子和電訊等資本技術密集型工業。盡管按照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工業生產的強國和弱國通過專業化分工和等價交換，都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出口和經濟增長﹔然而，事實是，不同的工業生產部門分布在產業鏈高端、低端的不同位置。低端工業品的生產方式和勞動效率受到高端工業品的約束。專業生產低端工業品的弱國，對高端工業品的需要很難被替代，高端工業生產資料構成低端工業品生產必不可少的中間投入品。反過來，專業從事高端工業品生產的強國，對低端工業品的需要很容易找到替代的生產者。例如， 希臘、葡萄牙具有比較優勢的傳統紡織產業，很容易遭到來自中國、東南亞、加勒比的廠商的競爭﹔而德國具有比較優勢的機械制造業，由於它是產業標准的設計和引領者，並與日本和美國展開差異化的競爭，就有著穩定而可靠的出口市場的保証。歐盟機制的一個根本性缺陷就是，它利用國家間的專業化分工和競爭力不平衡來提高歐盟整體的競爭力，卻強制地以自由協定的方式破壞和改寫弱國“弱而全”的產業結構、迫使其按照與強國的產業結構相配套的要求重構自身的產業結構，犧牲了弱國的經濟自足能力，其生產力長期停滯不前。
（二）主權債務危機是財富分配制度的危機
James Crotty（詹姆斯•克羅蒂，美國馬薩諸塞州立大學經濟學系榮譽教授）指出，美國赤字危機的根源可追溯到裡根政府以來的對富人階層的巨額減稅措施，以及不斷膨脹的軍事開支。他列舉了裡根政府時期1%的最富人群的收入份額增長了50%，國防支出佔GDP的比重增長了1.5%，1982-1987年聯邦預算赤字達到GDP的5.9%（1976年4.2%）作為証據。他同時列舉了小布什政府時期的減稅和預計總花銷達到3萬億美元的伊拉克戰爭，使債務佔GDP的比重從他接任時的32.5%上漲到離任時的40.3%。而奧巴馬政府2010年同意將布什減稅計劃延續兩年的政策使債務比例從奧巴馬任期第一年的53.5%飆升到2012年的75.1%（估算值）[18]
事實上，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塞浦路斯的問題和美國是類似的。從統計數據的比較可以看出，2000~2012年社會福利佔GDP的比重是上升的，勞動者工資佔GDP的比重卻是停滯的，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甚至是下降的。10%最富人群的收入份額始終高於前兩者的總和。也就是說，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以勞動工資和社會福利的形式分享的社會財富遠遠趕不上少數最富人群佔有的社會財富。
表8 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塞浦路斯的勞動者工資佔GDP比重、福利開支佔GDP比重及10%最富有人口佔有社會總財富的比重
國 國家
（指標
年份 希臘 西班牙 葡萄牙 意大利 塞浦路斯
① ② ③ ① ② ③ ② ② ③ ① ② ③ ① ② ③
2000 33.9 14.8 45.3 49.5 12.0 - 49.2 11.3 - 39.2 16.4 39.9 43.4 9.1 31.0
2001 33.4 15.4 44.2 49.3 11.7 37.4 49.1 11.6 - 39.4 16.2 - 43.0 9.3 33.8
2002 36.1 15.4 - 48.7 11.8 37.2 49.4 12.1 41.1 39.7 16.5 40.2 44.1 10.3 34.9
2003 35.6 15.9 - 48.4 11.7 39.0 49.6 13.3 41.8 40.1 16.8 42.1 46.2 11.4 37.2
2004 35.7 15.6 50.1 47.8 11.7 38.7 49.3 13.8 43.2 39.8 16.9 42.9 45.2 12.1 38.3
2005 36.0 16.3 53.2 47.5 11.6 - 50.2 14.4 42.6 40.6 17.0 44.4 45.6 12.8 39.0
2006 34.9 16.9 49.9 47.3 11.5 39.1 49.5 14.6 43.0 40.1 17.0 45.0 44.9 12.3 37.9
2007 35.1 17.6 54.0 47.9 11.6 41.0 48.9 14.6 47.2 40.1 17.1 43.1 44．0 11.5 42.1
2008 35.5 19.3 54.9 49.4 12.4 42.9 49.8 15.1 46.3 41.2 17.7 45.2 43．6 12 43.0
2009 36.7 20.8 55.8 50.0 14.5 43.3 51.0 17.0 47.1 43.3 19.2 47.0 45.6 13.3 40.2
2010 36.2 20.6 53.1 48.9 15.2 46.8 50.2 17.0 45.8 42.4 19.2 - 45.4 14.7 45.0
2011 35.2 25.3 57.2 47.8 20.1 45.1 50.0 22.4 48.2 42.4 24.3 46.9 45.6 15.7 43.9
2012 33 28.4 58.3 45.9 25.3 46.2 47.9 25.5 47.9 42.7 28.6 48.9 45.3 18.3 45.8
指標說明：①勞動者工資佔GDP比重
②福利開支佔GDP比重
③10%最富有人口佔有社會總財富的比重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歐盟委員會（Euro stat Home）﹔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statistics）﹔《全球家庭財富報告》
就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本身而言，它起因於不負責任的投機泡沫。當經濟更多地偏重投機性的虛擬業務時，螺旋式的泡沫積累造成賬面價值嚴重脫離實際價值，金融業和大產業遭遇償付困難。它們向政府尋求援助，政府注入公共財政資金維持銀行業和大產業的正常運轉，行業性債務危機就演變成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
一旦政府注資填平了銀行的資本漏洞以后，主權債務危機反過來又會制造金融業新的債務危機。因為，援助銀行的財政資金很大一部分籌自國債﹔但持有國債的正是銀行業——不僅限於本國的銀行，波及整個歐盟或世界范圍內的銀行。持有南歐弱國主權債務的主要是中北歐的銀行和投資者。如果把南歐債務國的呆帳記上，中北歐國家的銀行業會立即陷入崩潰的深淵，歐洲的金融系統繼而陷入停滯，全球金融系統亦在所難免[19]。
在保護投資者利益目標的驅動下，就必須將矛盾和政策改革點同時指向福利制度。歐洲聯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針對歐洲債務國的援助計劃，無不是以債務國的財政緊縮承諾為交換條件的。例如，德國總理默克爾領導的歐盟委員會最初提出的轉移聯盟計劃，建議德國和其他歐元區強國每年向希臘和其他債務國轉移資金，條件是援助國將有權力監督和管理受助國的預算和稅收（最終因雙方國的反對而破產）。之后布魯塞爾達成的財政計劃規定，所有歐元區國家都必須遵守平衡預算的協議，即使某成員國因為周期性衰退導致稅收下降、社會轉移支付增加而出現財政赤字，它也必須增稅或減少開支來恢復預算平衡[2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份報告也泄露了援助的原因：支撐歐洲大陸的銀行，而不是債務國。
針對福利制度的批評與攻擊，表現出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控制的輿論與民眾享有的社會福利之間的博弈。通過壓縮福利支出水平，財富精英得以再分配公共資金，從而使資本獲取利潤的水平在蕭條和危機期間維持不變甚至小幅上漲，被剝奪的卻是底層民眾。即使部分民眾沒有在危機中失去工作或很快重新找到工作，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財政緊縮沒有給他們帶來影響，到他們失去勞動能力步入晚年卻不能享受良好的醫保、退休金，或他們子女的保育和教育預算下降時，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才是最終的受益者，民眾和整個國家經濟都是受損者。
（三）主權債務危機是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危機
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內在悖論是：執政者歸根到底是由社會的財富精英和權力階層支持和選擇的﹔但表面上，執政者需要經過全體選民的投票同意。因此，執政者盡管歸根到底要取得財富階層的認可，採取服從和服務於他們的利益的政策﹔卻也不能明目張膽地得罪了掌握選票的中下階層。
討好財富精英和權力階層的辦法是維護他們的私人財產權利神聖不可侵犯。私人財產權利神聖不可侵犯，既意味著存量的私人財產權利神聖不可侵犯，也意味著以利潤的形式存在的流量的私人財產權利神聖不可侵犯。國民產出的初次分配，絕大部分以利潤的形式率先地切割給私人所有者。政府隻能在再分配領域試圖有所作為。國家通過財稅立法和政策強制地拿回一部分被資本拿走的社會財富。權力階層卻首先可以通過影響立法和政策，採取對他們有利的稅收政策，抵制稅收征集面的擴張和稅率的提高。此外，還向政府施壓和游說，使政府公共資金的大部分重新用到資本積累，比如日常經營中的基礎建設配套、政策優惠和法律偏袒，以及在瀕臨危機時的注資救助和短期國有化，等等。
棘輪式遞增的社會福利則是討好中下階層民眾的利器。資產階級政黨視社會福利為豐厚的“競選禮物”，為了爭取選票，不顧實際地許諾福利范圍的擴大和新的福利項目。執政黨的福利開支隻能遞增不能縮減，導致公共福利負擔越來越重，超越了本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例如，2001-2010年間希臘福利支出年均增長9.4%，經濟年均增長5.6%，福利增速比經濟增速高出近七成。同期葡萄牙和愛爾蘭福利年均增速分別為7.8%和11.1%，經濟年均增速卻隻有3.5%和5.3%，經濟年均增速的步伐明顯落后於福利年均增速。[21]
政府主觀上希望兩頭討好。討好權力階層決定了政府沒有足夠的國家能力向最有錢的階層強制征集足夠的社會財富（哪怕是以稅收的形式）﹔討好選民則決定了政府不得不拿出真金白銀，為福利開支買單。資本主義發明了“履行納稅人的義務，享有納稅人的權利”的概念，實質是在不觸動財富精英的私人財產權利的前提下，利用中下階層的集資來應付中下階層的福利需要。然而，中下階層的收入增長畢竟有限，指望以中下階層為主體的稅收體制去應付伴隨物質豐富而自然增長的福利要求，無疑是捉襟見肘的。
政府轉而依靠國家債務取得公共資金。與其得罪掌握選票的選民，或得罪掌握政治經濟命脈的財閥，任期制的政客最聰明的選擇無疑是舉債。從靜態看，政府可以憑借國家信用籌集債務，在不影響資本利潤的前提下，以高福利供養家庭部門，贏取財閥的支持和中下階層民眾的支持。但從動態看，債務是要償還的。償還債務要麼依靠稅收，要麼繼續發債，以新債還舊債。國家信用不可能無限透支。當金融市場發現這個國家以自有資金還債的能力明顯不足的時候，金融市場會拒絕繼續融資，主權債務危機就是這麼發生的。
三、福利資本主義的出路：放棄資本主義私人財產制度
希臘、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塞浦路斯，以及后續的財政償付能力可能出問題的福利國家，它們的出路在哪裡？繼續維持福利制度的條件還存在嗎？削減福利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有可能挽救福利資本主義嗎？或者有其它的出路？
（一）福利制度難以為繼
少數國家維持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高福利的歷史條件就是依附理論指出的，地球上除了少數幾個點之外，沒有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工業﹔不發達國家的生產和交換，在發達國家決定和限制的結構進行[22]。也就是說，通過剝奪眾多不發達國家及其勞動者，供養少數發達國家的勞動者過上工人貴族的生活。隨著資本主義從中心向外圍的擴展、資本從它歷史上的誕生地向落后的“第三世界”的擴展，隨著一切國家和部門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塑造，上述歷史條件不復存在。
第一，國家間的經濟競爭加劇。跨國資本大量利用外圍不發達國家的廉價原料和由農業轉移出來的廉價勞動力生產大宗商品。用一定數量的機器和簡單勞動力標准化地生產大宗商品，勞動生產率在不發達國家穩步提高，逐漸地對跨國資本的輸出母國構成競爭威脅。工業化的緩慢開頭趕不上窮苦農民與土地加速分離的步伐，由農業轉移到工業的大規模產業后備軍長期地維持了不發達國家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可靠地支撐了不發達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維持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兩個方面促成外圍國家在與中心國家同類型產業的競爭中，逐漸改變了比較劣勢，擁有了比較優勢。那些發達國家中處於產業鏈低端的國家和產業，就率先迎接來自不發達國家的競爭和挑戰。比如，由於法國產業結構改革滯后，近年來其傳統紡織服裝產業受到來自中國進口品的沖擊。為保護本國生產商的利益，法政府已經對中國紡織品重新實施進口配額，並贊同歐盟委員會對中國鞋類產品實施反傾銷，甚至還建議對中國的兒童皮鞋也征收反傾銷稅 。
第二，資本綁架政府，政府政策必須符合資本的利益。國內學者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對福利資本主義的批評中早已指出，福利主義不過是資產階級國家一種具體的管理職能，一種新的統治形式而已，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壓迫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本質絲毫未變。[23]本輪經濟蕭條中，承受危機的依然是普通勞動者，而不是財富精英和權力階層。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2011年德國銀行業高管年薪基本保持在200萬歐元左右，而一般工人人均年薪僅3.98萬歐元﹔據德國勞工部2012年統計數據，2011年德國公司大幅裁員的勢頭並沒有得到緩解，公司利潤在上升，工人失業高企、工時縮短和工資增長停滯。根據歐盟統計局，2011年法國大型上市企業老總收入保持在200萬歐元，工人工資與高管收入之比基本保持有1:3~1:6的比例差距﹔一項調查甚至得出，法國高管最高收入與工人基本工資之間存在將近千倍的差距。在希臘、西班牙、意大利，高管與一般勞工的收入也有著類似的差距。在當前希臘人最低月工資不到600歐元的情況下，該國銀行業救助機構希臘金融穩定基金的工作人員仍享受著每月2萬至2.2萬歐元的高薪待遇 。根據西班牙証監會披露的資料， 2011年西班牙上市企業董事會主席的年工資上升了4.4個百分點，平均每人的收入達到了52.2萬歐元。除了董事會主席之外，上市公司其他高管的收入水平也在2011年上漲。例如，Ibex指數中的上市企業董事會最高級別成員的平均收入為77.7萬歐元，比2010年上漲3.1個百分點 。John Rawls（約翰•羅爾斯，美國政治哲學家、倫理學家）對福利制度做如是評價，“追求基本的權利平等和經濟平等有著天然的界限，那就是必須確保少數最有權有勢的群體受益”[24] 。
第三，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國家的界限，資本自由流動強化了資本“以腳投票”的話語權。在平衡歐元區財政赤字的討論中，有論者主張向大公司、股東和高管征收高額所得稅，削減針對資本所得的稅收減免，而不是削減養老金、教育、醫療、公共部門雇佣支出和生存工資。法國政府為彌補財政赤字，決定從2013年1月1日起，將針對大公司、股東和高管的所得稅率提高到75%，總稅額預計達200億歐元﹔同時針對最富裕的家庭征集100億歐元的稅收。其中，涉及到的最富有者約2000—3000人。[25]德國經濟學家Bach和Wagner建議，政府對富人征收一次性資本稅以解決國家債務問題。他們估計，若對富人征收10%的一次性資本稅率，將使德國政府財政收入的增加超過GDP的 9%。假如稅率略低於10%，且征收相當於GDP6.8%的稅額，涉及人口不超過德國總人口的2.3%﹔征收相當於GDP 5.6%的稅額，則涉及人口不超過總人口的0.6%[26]。這種初級的財產再分配，涉及的財產規模遠達不到生產條件社會化的程度﹔然而，遭到法國和各國由大資本掌控的媒體的激烈反對，法國政府甚至已經被迫宣布暫停實施這種傾斜性稅收政策。對於養老金和稅收政策逐漸趨同的歐元區、甚至對於資本主義體系內的全部國家而言，這意味著一個整體性的改變。某一國獨立的針對富人階層的結構性增稅必然遭到“資本撤逃”的集體抵抗。
（二）新自由主義的藥解不了福利資本主義的毒
歐洲強國及其控制下的歐洲聯盟、歐洲央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債務國實施的以財政緊縮和結構調整方案為交換條件的“救援”，正在肢解福利制度。例如，為了所謂的“向投資者展示嚴肅的財政紀律”，希臘政府同意削減約30%的國家私人和公共部門債務，將2012財年的公共開支佔GDP比重限定在1.5%以內、減少3000萬養老金、最低工資降至每月560歐元，在之后的三年將公共部門職位削減15萬個。[27]葡萄牙政府的緊縮措施，減少3萬個公務員職位，削減公共部門開支，延長公共部門工作時間和提高退休年齡，公共部門每周的工作時間從目前的35小時延長至與私人公司一樣的40小時﹔葡萄牙的退休年齡將從65歲提高到66歲。葡萄牙2013財年預算將公共部門開支減少10％，裁減約3萬名公務員，以實現2015年底減少公共支出48億歐元的目標。[28]
主權債務危機本身其實就是對隱藏在“福利制度”再分配模式背后的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主導的生產方式不可持續的最好注腳。用新自由主義的藥來醫福利資本主義的病，從短期、中期和長期效果來看，都隻會讓資本主義更迅速地衰竭。
收入再分配的妥協，以及衍生出的政治上和智力上的地位、享有教育的機會，換取了工人階層對資本家生產的效忠和政治支持[20]，這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的成本。新自由主義的福利削減計劃的短期危害是，激化社會分化、民眾抗議，甚至引發政府頻繁更迭、國家能力渙散。危機爆發以來，以反對政府改革傳統福利政策為主要內容的抗議風潮頻繁爆發並持續升級、激化。2009年希臘民眾兩次舉行全國大罷工，表達對政府處理債務危機的不滿﹔2010年2月底約3萬名希臘出租車司機舉行持續兩天的罷工，抗議政府強行對他們加稅﹔希臘稅務工會也號召旗下1.5萬名稅務官在3月初舉行48小時罷工﹔擁有30萬會員的希臘公務員工會宣布稍后舉行全國大罷工 。2010年5月底葡萄牙首都裡斯本爆發上萬民眾的街頭抗議，對政府的緊縮開支所導致的失業增長、稅收增加和削減工資表示不滿。葡萄牙總工會表示，這次集會標志著一個對政府削減戰略的憤怒升級，示威只是抗議活動的第一步，所有其他抗議方式都在考慮之列，包括號召全國總罷工 。債務危機爆發以來，希臘政府在兩年的時間裡推出了至少7輪緊縮措施，在國內遇到強大阻力，支持率迅速下跌，總理不堪重負辭職 。葡萄牙社會黨政府應對債務危機的財政緊縮方案遭議會否決，總統宣布提前解散議會、舉行大選。社會黨在選舉中失利，總理辭職。 危機爆發不足一年的時間裡，希臘、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都發生了政府更迭。
福利政策將全社會創造的、財富階層佔有的一部分財富再分配到中下階層手中，緩解了社會成員的極端貧困，提高他們的消費能力，保証整個社會的購買力。新自由主義的福利削減計劃的中期危害是，削減社會購買力、激化生產的無限性和購買力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財政緊縮政策，一是增加家庭部門必不可少的生活服務類支出，例如教育、醫療、兒童老人照料、水、電、燃料、取暖等等﹔二是直接降低依賴養老金和失業補貼的老年人家庭和失業家庭的收入﹔三是降低公共部門雇員家庭的收入，如教師、政府雇員，等等。例如，截至2012年2月的前12個月內，希臘380萬就業人口需要支持450萬無業人口。希臘就業者2012年平均工資下降兩成多，平均每天200家企業倒閉、900人失業﹔一家社會援助機構的數據顯示，希臘無家可歸者增加25% 。公共部門的一項調查顯示， 86%的受訪希臘民眾減少娛樂方面的開支，50%的人減少食品方面的支出 。不少希臘商戶無奈地表示，一些日子裡甚至都沒有顧客走進店面﹔即使偶有顧客光臨，隻看不買的顧客變得越來越多。消費者則表示，不打算買任何東西，東西壞了就自己修理，隻買食物等生活必需品，不會買衣服。 在經濟蕭條的條件下，削減家庭部門隱性和顯性收入的政策無疑對本來就疲軟的購買力雪上加霜，加重消費品的銷售困難，並向產業鏈上游蔓延，拖累國民經濟更深地陷入蕭條和失業的惡性循環。所以，克魯格曼（2011）為代表的一批歐美經濟學家這幾年反復地提醒，政府公共開支應在經濟繁榮期緊縮，而非蕭條期﹔債務危機來臨時，政府應該鼓勵消費，而非一味削減開支以償還債務﹔鼓勵消費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在私人部門緊縮開支償還債務時，公共部門增加雇佣和家庭部門收入，推動生產、就業和消費，為經濟注入活力，刺激復蘇[29]。
全面福利的覆蓋、公共教育的持續投入賦予了年輕一代勞動者更高的生產效率，培養了勞動者更獨立的精神意識和更廣泛的社會參與意識﹔高談判能力和高密度的工會組織比過度依賴自由市場的社會賦予了勞動者更多的勞動主權﹔客觀上取得了社會良性發展的結果。負責任、高技能的、合作的、具有內在能動性的工人使資本享有更高的勞動效率和更低的監督成本，有利於長期的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新自由主義的福利削減計劃的長期危害是，傷害真正的經濟效率。危機爆發以來，勞動者的收入和生活標准迅速萎縮。2010~2012年，意大利人的生活質量明顯低於歐洲其它國家。與2010年相比，2011年貧困人數增加了兩個百分點，從18.2%增加到19.6%，極貧困者人數從2010年的6.9%增加到2011年的11.1%。歐洲平均貧困率為24.2%，極貧困率為8.8%，意大利均已超出這些平均值。意大利民眾抱怨，與往年相比，現在的生活質量越來越差。2012年冬天家裡不開暖氣的家庭佔17.9%，上一年的同類統計數字為11.2%﹔每兩天無法購買一次肉類食品的家庭從6.7%上升到12.3%。 動用國家財政資金援助金融業和大產業的政府往往辯稱，高薪是留住那些關鍵的執行官所必須的，否則這些大公司無法恢復財務健康。然而，為民眾提供社會福利、對勞動者的身體素質和智力素質進行投資，是恢復這些國家的經濟競爭力的關鍵。主權債務危機總是在產業競爭力和經濟自足能力遭到破壞的國家率先爆發。勞動力獲得的長期投資不足，隻會讓危機國未來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和產業結構轉型更加排不上日程表。
物質生產能力的進步，會自然而然地推動民眾追求更高標准的生活條件，從物質到精神全方面地發展自我。追求程序公平的選舉民主也會教育民眾追求擁有物質財富平等權利的實質民主。這是任何強權不能壓制的歷史趨勢。假如滿足民眾對生活標准日益提高的要求，生存工資和福利開支就會明顯增加，利潤勢必越擠越少，資本無法真正地積累。假如繼續滿足資本對利潤的渴求，那麼民眾的生活水平隻能停滯甚至一再地壓縮。我們目睹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各種無序的波動就是資本對利潤需索無度的這套制度無法繼續下去的明証。這些波動無法簡單地通過公共政策加以控制。
（三）放棄資本主義是唯一的出路
無論轉向新自由主義，還是維持福利主義，都拯救不了福利資本主義。由此看來，問題不是糾結在要福利還是不要，而是要資本主義還是不要。
物質生產和經濟增長，始終需要回答和解決一個基礎性的問題——為了人，還是利用人？在以人為歸宿的社會，物質生產可以不取得利潤，隻要生產那些為人提供便利和支持的物質和精神消費品，並使普通人很容易地得到它們。與之相反，在以資本為出發點和歸宿的社會，即使提供那些劣質的、傷害人的、或使人變得消極墮落的消費品，隻要能夠帶來利潤，就會不懈地持續地制造出來。
隨著物質生產的發展，即使是最保守的政客和利益集團也很難頑固地、簡單粗暴地拒絕普羅大眾提升生活標准的訴求。提升民眾的生活標准，要麼給勞動者提高生存工資，要麼增加公共福利的供給，無外乎使民眾更充分地享有他們自己生產出來的社會財富。然而，隻要資本主義的私人財產制度不改變，資本取得永無饜足的利潤就始終是整個社會運轉的核心，哪怕其規模遠遠地超出了財富階層的生存和正常發展的需要。於是，勞動者的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就是受到壓抑的。在私人財產權利神聖不可侵犯的資本主義條件下，利潤和生存工資（社會福利可以視作隱性收入）始終是此消彼長的關系，不可能有私人資本和勞動者的雙贏。
假如消滅勞動者，那麼整個人類社會也就被消滅了。消滅私人資本卻不然。假如對生產條件（或可轉化為生產條件的財產）進行再分配，資本增殖的沖動不再是生產的目的，那麼，“人類全部力量的全面發展成為目的本身”，這是“以全部人類力量的發展為目標的社會” 。此時，也無所謂“福利國家”或其他“非福利國家”的區分了，因為“物質財富為工人的發展需要而存在”。整個社會將運用集體理性和民主協商，合理地分配物質生產的成果，為全體社會成員物質生活標准的提高和自由發展創造條件，“用來滿足共同需要的部分……隨著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增加”，勞動者享有的生活標准和自由發展的條件，將隨著社會物質生產能力的增長而同步地、自然地提高。事實上，這一輪的經濟蕭條，已經促使美歐的少數知識分子將“生產條件再分配”的概念納入到公共討論的范疇。他們探討替代資本主義私人財產制度的方案，顯示出反思自身制度局限和超越資本邏輯的能力。
羅恩(2008)討論了由James Meade （詹姆斯•米德，英國經濟學家，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 John Rawls相繼提出的“財產所有民主制”概念，這一概念的實質是通過對可行的民主商議機制的重新檢討來審視財產所有權再分配的必要性和實現途徑。John Rawls 晚年提出有必要更鮮明地區分財產所有民主制和福利國家。財產所有民主制的基本制度是嘗試使用更激進和累進的稅收並依賴有競爭的市場，分散財產和資產所有權，以此防止社會的一小部分控制經濟，並間接影響政治本身。而福利國家考慮的重點是通過怎樣的措施可以保証民主制對財產所有者的利益不構成有效的威脅。James Meade用財產所有權的均等化和社會化來描述財產所有民主制。要達到社會公平、個人自由、充分就業以及經濟有效發展的目的，除了要從結果上調整，更為重要的是，重視初始條件的公平。提出採取“合伙制”形式，給予勞動者通過倍增工資發展成為投資者的機會，從依賴機器的工資賺取者轉化為獨立的人﹔就農村生產條件的分配轉化而言，適當建立起小土地所有者之間的農業合作經營，改善農戶生產劣勢。具體而言，建議政府盡快實行遺產法的徹底改革、建立針對大量資本的稅收制度，努力使市民能夠擁有混合身份：既是工人也是財產所有者[30]。
200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安格(2011)也提出，在危機持續的情況下，應該有一個財產支持的民主來代替一個偽造的信用民主，更大程度上的平等是將大多數普通人的生活水准提高到一個更高的層次。他還認為，要改變現存的不平等狀況，通過簡單的制度安排是不能達到的，必須首先通過政治斗爭實現生產條件的再分配[31]。
甚至美國保守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弗朗西斯•福山（2012）也在本輪危機后收回了他在蘇東解體后關於資本主義是“歷史的終結”的結論，並出人意料地指出，時代呼喚左翼力量為社會公平提供一個全新的建設方案。這個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要保護中產階級的生活，使其不僅僅依賴於現存的福利機制，同時需要在某些方面重新設計公共部門，將其與現有的利益相關者適度隔離。它要求重新進行生產條件的分配以設計出一個結束利益集團操控政治的現實路線[32]。
假如財產所有權可以在全體社會成員之間平等分配並社會化地運行，它實際上就是馬克思設想的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化。這將產生一種精彩的文化。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佔據一個相當大數量的財產（或者說每個人都隻擁有相當少的一部分財產），每一個公民都能從財產中得到自己應得的部分。在這樣一個社會，更高的工資僅被給予需要付出更多艱辛和忍耐的職業，例如垃圾收集，因為沒有人會被強迫去工作。另一方面，人們不用去獻媚於高收入者，從而會有精力去探索自己非生產性的稟賦，例如藝術、科學等精神創造。經濟將從商品的市場化生產根本性地演進為人的生存條件和自我滿足條件的提供，這才是福利資本主義的出路。（作 者:沈尤佳，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張嘉佩，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
來源：《政治經濟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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